人类社会历史上政权的存亡与更替，遵循着极其简单的客观规律，那就是：社会个体的权利与责任能力和社会公权的责任能力决定社会公权的存亡与更替，社会公权支配社会的责任能力要与社会个体的权利和责任能力相适应。当某一社会公权不能保障社会个体的权利和责任能力的实现要求时，必然产生与之相对的、欲取代其正统地位的新社会公权，当新公权的取代力量足以取代旧公权时，旧公权就被新公权所取代，而不论新公权的责任能力是否优于旧公权。

       人类历史上的斯巴达克起义、陈胜吴广造反、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抑或是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国、共战争和苏、东剧变，都生于同样的原因——只要社会公权主体支配社会的责任能力不能保障社会个体的应然权利和责任能力的实现，那么，不论公权主体对个体权利和责任能力的压制是因为公权主体的愚之恶还是因为德之恶，也不论其所信奉的是神明的上天还是孔子儒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抑或是信奉近、现代思想家和政党们的自由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理论，都不能摆脱被取代的命运。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上，不论是代替旧政权的新政权还是被取代的旧政权，都是自然发生的、以其本能和经验适应着或阻碍着社会个体的权利与责任能力实现的要求，而不是追求对社会目标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公权。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及二十世纪产生于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权则是根据其对社会的认知体系而建立，换言之，现代社会主义政权严格地按照其对社会的本质是什么、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是怎么样的理性认知而建立，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则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所设计的社会目标而建立。这样，现代社会主义政权就以其自觉地理性认知的本质而同历史上的本能经验性的、拒绝任何理性设计的社会公权区别开来。

       既然现代社会主义政权是根据对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发展规律的理性认知而建立的社会公权，那么，历史必然对社会主义政权提出理性认知科学化的要求，如果社会主义政权对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正确的科学认识，那么，社会主义政权就是科学化的社会公权，就必然能够科学化、最优化地保障社会个体、即公民和公民组织的权利与责任能力的最优实现和最优发展，反之则必然垮台。所以，社会主义政权于二十世纪末的大部垮台，只能是因为愚，即是因为社会主义政权所依据的理论是新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理论，而绝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不是如此，那么，空想社会主义灾难的发生和大部社会主义政权同时轰然自我垮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悲剧就是不可解释的。

       只有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大惨败几十年后的今天，根据社会主义政权大部垮台的历史事实、根据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革命实践经验、根据科学产生于实践这一基本科学常识、根据新发现的、由抽象质性定律体系的创建到具体量化定理体系的创建这一科学体系创建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当代哲学革命和社会科学革命的系列成就才可以认识到：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产生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由抽象质性定律与具体量化定理所构成的、完整而精确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产生于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多世纪的完整实践之后，而俄国十月革命只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的开始，从而也只能是探索和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实践的开始，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实质上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艰难、最深刻地思想革命，因而只有在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经过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发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灾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革命，从而获得了足够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之后才是可能的，也只有在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当代自然科学革命和当代人类实践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上发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创造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整体科学体系之后，才能创造出崭新的、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完整、准确而具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不可能被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普列汉诺夫、托洛斯基、考茨基、伯恩斯坦和斯大林等思想家们创造出来，更不可能被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创造出来。

       历史的事实和科学的发展都已证明，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俄国十月革命直至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工业革命、自然科学革命以及哲学革命（以初级阶段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为标志）均未获得充分发展的形式，人类用于考察社会的科学工具——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只能是抽象定律阶段的科学体系，而远未象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由抽象质性定律与具体量化定理所构成的完整体系，人类的社会认知的最高成就也只能是抽象而模糊的科学认知，所以，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恩格斯只能抽象地发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抽象定律，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俄国十月革命，直至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之初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基础也仅仅是马、恩发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抽象定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学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必然能够在掌握了社会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自觉地建立起科学化的社会主义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交往方式和生活资料分配方式，建立起公民权利平等化、科学化的、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抽象定律的发现，是他们为人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标志着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的开始。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抽象定律显然不可能直接用来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本质和具体内容是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具体而量化的对应函变定理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及其具体而量化的实现条件与具体的实现方式是什么？这一切具体而量化的科学定义和定理不可能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然是只有抽象质性定律而无具体量化定理的、不完整的科学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量化定理体系只能是全面空白，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和具体的实现条件与实现方式，不可能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任何具体的理论根据。

       不仅如此，在只发现了抽象质性定律而没有发现具体量化定理的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具体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的认识空白只能被新形式的主观猜测和新形式的荒谬空想所填充，这正象人们仅仅抽象地了解到某物体从某一高度下落必然会落到地面而没有具体地了解自由落体定律，人们就不可能准确地预见此物会用多长时间以怎样的变速落地、正象人们仅仅抽象地认识到地外生命必然存在、而没有具体地了解地外生命的具体形态和发生机制，人们对地外生命的具体特征的认识就只能是猜测和空想，这也正象人们如果仅仅抽象地了解了作用反作用定律、而没有具体地了解力与物体的质量和运动速度之间的关系，人们仍然不可能准确地计算物体的运动方式和运动趋势。

       所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只是宣告了初级、抽象定律阶段的、不能用来指导实践的社会科学的诞生，同时也宣告了终极阶段的、完全错误的、实际指导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具体量化定理体系方面的全面空白，必然使他们创立了由阶级理论（阶级存在论、阶级剥削论、阶级斗争论、阶级合作论和阶级专政论）、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具体定义、商品价值规律理论、劳动力是商品的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的理论所构成的、完整的、具有科学表象的、逻辑化的、终极形态的、完全错误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必然是抽象科学与具体空想的理论体系，而其中的空想体系又必然是人类愚昧的市俗认知的最高和最后的形态，是具有科学化表象和严密逻辑结构的、极不容易被辩清的最高形态的谬误体系。

       由于终极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理论错觉符合人类的经验直觉，这一错误的逻辑体系又具有科学化的表象，这些理论错觉和错误的逻辑结构又不可能被马、恩创立的初级形态的、抽象阶段的、模糊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揭示，所以，马、恩创立的终极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只能被他们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当成伟大发现而坚定地信仰，并坚定地付诸实践，其结果虽然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期内创造了强军强国的成就，却必然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政治集权、经济畸形、民生不振、公民自由、权利虚置、政治、经济悲剧频发，自觉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初的社会实践必然成为了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必然遭受大惨败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

       二十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灾难的发生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大部垮台，是人类探索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真理、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为了探索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真理、为了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只能在获得真理和幸福之前带着愚昧英勇出发。所以，社会主义运动主体的历史必然性愚昧属于历史合法性愚昧，由此而生的历史悲剧也是历史合法性悲剧，不经过探索性的历史合法性谬误和历史合法性悲剧，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可能产生的。既然如此，任何对空想社会主义灾难的道义性谴责和法律性问责都是荒唐的，空想社会主义灾难的发生不但不能改变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反而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方式，其功能就是为发现科学社会主义具体定理提供反面经验，因而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必然地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历史经验，必然地获得了二十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灾难和社会主义运动大惨败的惨痛教训、必然地获得了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革命实践经验、必然地了解了当代自然科学革命的伟大成就、必然地获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和社会科学革命的伟大成就，从而必然地使人类的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科学理性完成了一次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伟大革命历史过程、必然在当代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社会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成了由抽象质性定律与具体量化定理所构成的、完整、精确的科学体系，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创建过程中的必然的伴生物——终极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必然被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彻底抛弃。

       建立在当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伟大成就——辩证唯物主义整体科学基础上的当代社会科学已经揭示出：

       1，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来就是、并且永远是社会化的活动，变化的只是社会化生产的具体程度和具体形式，私有制是社会对劳动人民个人的生产责任的委托；是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一种历史形式；是各劳动个体（包括劳动者个人及其自主联合体）同时异位独立占有生产资料、自主经营生产活动来实现自身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历史方式；是由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强度所决定而必然且必须采取的社会生产方法，即是在劳动个体生产力的强度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和社会部分需要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且必须采取的社会化生产方式。

       2，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各劳动个体满足自身和社会需要的生产力的具体强度和社会公权的具体本质（本能经验型、空想型或科学型）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性质和具体形式。社会公权是社会生产力的必需的、重要构成部分，是用来规定和保障生产关系、保障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生产力。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同时使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得到提高，生产力社会化而生产关系没有社会化的现象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商品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要求日益增多的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部分生产资料来直接参予支配社会生产，因而要求私有制获得深广地社会化发展，更要求愚弱的资本主义社会公权和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公权转变成为掌握当代社会科学的科学化的社会公权，即转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用以科学化、最优化地规定和保障资本家私有制的功能、保障资本家私有制的最优发展、科学化地分配财富、消除经济危机、使市场经济进入科学化的崭新历史，科学化、最优化地保障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使人类社会成为科学化的社会形态，即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3，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来且永远仅仅生产两种产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仅仅存在同时异位分别独立占有一种生产资料、分别独立生产一种产品的两大劳动个体。在极其遥远的未来，当社会生产力的强度发展到一个劳动个体就能独立生产出社会所需的两种产品时，两大劳动个体继时同位轮流独立占有两种生产资料、轮流独立生产且轮流自主分配两种产品的产品经济必然产生，原来两种劳动个体同时异位各自独立占有一种生产资料、分别独立生产一种产品并相互交换产品的商品经济、私有制和货币同时自然消亡。

       根据上述崭新的当代社会科学的具体量化定理可知：

       资本家占有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象政府占有包括其自身在内的社会创造的税收一样，是担当社会所委托的社会责任，因而不是无偿占有、不是剥削，资本家群体与工人群体之间根本不可能是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而是社会劳动分工协作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的可科学调控性与社会公权愚弱性的矛盾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以，所谓“资产阶级及其专政”和“无产阶级及其专政”根本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公权只是非科学化的、本能经验型的社会公权，绝不可能是任何“阶级”的专政，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公权则是在初级、抽象科学社会主义和终极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探索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和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实践中必然建立的、抽象科学与具体空想的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统治，也绝不可能是任何“阶级”的专政。

       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于不久的将来掌握了当代社会科学之后，于不久的将来领导全体人民根据当代社会科学原理而自觉建立的科学化的社会，即是以科学社会主义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以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保障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优化地保障和发展资本家私有制的社会，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确定了资本家群体是劳动人民的重要构成部分的社会，是包括资本家群体在内的全体劳动人民在科学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空前团结、科学协同，创造自己的科学、文明的幸福生活的社会。而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的社会理想则是彻头彻尾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理想，全面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制度是既不应建立于当前、也永远不应当作理想来实现的、彻头彻尾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制度。

       由于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公权是科学化地、全面继承和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政治文明的、科学化、法治化的社会公权，因而能够科学化地、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优化地规定和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言论、结社和新闻出版自由。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公权庄严宣布资本家群体是劳动人民的重要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科学社会主义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而根本性地排除了以劳动分工划敌我的历史性谬误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巨大危胁，也根本性地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更使得公民享有的言论、结社和新闻出版自由正与科学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执政目标相一致而不可能对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危胁，从而一改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直接自主权概由执政党代行的蒙昧历史，公民根据执政党所制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宪法而依法自由发表言论、自主结社、自主办报、自主办出版社、自主管理企业和学校，不仅成为现代文明社会所必须，也成为了保障科学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必须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民主遵循建政者监政而不行政的现代科学法治原则、建立公民政府，任何政党不得担当政府职能原则、多党以科学社会主义政党为主导共同执政，即共同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形式共同领导人民立法、建政和监政原则、大众、执政党和人民代表都只选人而不选党原则、人民代表专业化原则，以及公民以推荐执政党党员的方式建设执政党而不只是执政党自建原则、公民选举掌握社会科学的专业人民代表、专业人民代表选举国家领导人原则。这些科学化、法治化的原则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能经验性的宪政原则更加优化，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公权能够科学化、最优化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能力的实现、科学化、最优化地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而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永远地给人类带来福祉。

       根据崭新的当代社会科学原理还可知：

       社会主义政权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首先建立并最终大部垮台其实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那就是公权不能保障私权。这些不发达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前，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具体特征是：农业末昌、工业不兴、个体相依力不能至、公权私有割据而立，使得私权相犯、公权相争、公犯私权、国序紊乱，原有的公权无力护国助民，这就必然导致民不聊生而力建新权，恰值生成已久的灭私权、立公权的空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资引领，这样，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必然建立起以剥夺公民私权为目的的军团服从型社会，公民的私权尽被公权取代，每个公民都成为了灭私立公的兵士，这样的社会目标仅仅类似于军团灭敌，断不能实现兵士的自主性生活目标，公民自主获取与支配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权利以及言论、结社、新闻出版等项自由权利都只能成为法律空文，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只强国而不富民、从而必然使国强畸形、民生不振。经济文化越是发展，公民的自主性要求就越发强烈，公权本身也越发自疑，在科学社会主义具体定理末被自觉发现的条件下，欲变又难料结果、不变又悲剧频发，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日益积累，终在无奈性改革中大部垮台。而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之所以没有垮台却日益巩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执政党在未发现科学社会主义具体定理的条件下，自觉地把科学社会主义抽象原理与具体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结构的探索性革命，日益深入地还权于民、还责于民，从而不但日益使得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能力获得实现、经济、政治制度日益优化，更使得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日益得到解除。

       可见，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革国家正处于由抽象科学、具体空想的社会主义转变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必然性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执政党必定能够在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革命成就的基础上，掌握崭新的当代社会科学，奋力达成自我革命，自觉地进行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空前深刻、其历史意义远胜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取得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成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必将过上科学、文明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政权将永立不倒，社会主义运动必将以崭新的科学姿态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崛起于东方，磅礴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