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毕某昨天写了一篇《廉价的爱国热情为何一再泛滥》在凤凰网、中华网等网站引起了热议。除了许多读者支持鄙人呼吁理性爱国之外，也有读者通过“汉奸”、“精英”谩骂活接近谩骂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更有读者直接发问：“真希望毕殿龙等精英展现展现它们怎样高贵爱国！”。更有读者误解毕某将爱国分为低级的和高贵的。为了让如何爱国更能彰显大国的尊严、民间的声音，毕某予以本文作对部分读者的回答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毕殿龙

如何爱国才是最好的，毕某也许没有心得。但却坚信：爱国即便可以不知应该怎么做算最好，却需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

毕某任何时候都没有像有些读者偷换毕某文中“廉价的爱国热情”的概念那样，将爱国分为了“低级的”和“高贵的”。毕某在文中明确提出，爱国不能成为某些人的专利，或者专享对“爱国”一词的诠释权。无论是高居庙堂之上，还是贩夫走卒，都有自然的爱国的权利，都有自己的爱国方式。

“亲者痛仇者快”，没有打击到对手，先伤害了自己是此举的基本底线。以抵制日货而言。选择日货的民众不是因为是日本人制造的才喜欢，而是物美价廉才喜欢。抵制日货的根本是以日本为目标，提升自己制造业的水平。如果没有这个志气和努力，抵制日货可能会频频遭遇照相、摄像没有机器可用的尴尬。这方面毕某的做法是检讨朱镕基时代，为国际一体化WTO为中国争得的二十年汽车制造业的友利发展空间，我们都做了什么？打造了几个叫得响的独立品牌。这也并非说在没有比对手造出更好的商品来之前，就不可以不抵制日货等，而是看如何做才更有效果。中日关系每逢紧张，都有抵制日货的声音，但是效果极差，但日本民间一旦自发抵制中国（如旅游）效果比中国要好得多。这种状况不深入反思和检讨，只能是自己父母频繁做做爱国秀，没有将自己人动员起来，却让对手提前警觉和全面动员起来。这也是当初毕某写《中日两国若开战，哪国更容易出叛徒？》担忧的初衷。

上面仅仅是就抵制别人举例而已。有网友说，美国可以用政府行为抵制中国的“华为”等企业，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发起抵制他国的企业或产品？但就本人的理解和建议，国家受各种国际条款和框架的约束，如果不是全面战争，不可能随便正面呼吁抵制哪个国家。但作为个体的确有选择使用何种产品或服务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要取得显效，组织抵制外货的人，先从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开始，先从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开始，减少或干脆不使用自己认为应该抵制的服务或产品。

毕某写上篇文章说不要让廉价的爱国热情泛滥，也不认为用“廉价”一词称呼某些爱国行为就十分准确。但如果作为一个工人，不是在抵制活动之后立志制造出比对手更好的产品、学生不是立足于为赢得对手学习更多的知识、一个适合从军的青年却不响应服役。各种抗议的浮躁之后，那种寂静和麻木更可怕。如果以为用“手撕鬼子”类似的意淫就能够让自己嗨翻天，就认为自己不必有更实在、更踏实的提升，就可以比别人更爱国。这不是廉价是什么？

爱国，即便被包容为可以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和宣泄，但也不是耍泼皮和流氓。爱国，只要不是另有目的，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没有贵贱高低之分。但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必须考虑什么样的形式和呈现，才能够让对手真正忌惮和尊敬，展示大国的风范。雷人的抗日剧泛滥，能够在官方媒体播出；合资品牌的汽车充斥等，都并非都是民间的责任。国家和媒体对这方面的引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爱，请真爱！

毕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