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張志軍、王郁琦的會談因為涉及更多方向性、事務性的協商和定調，而且，沒有成功的張王會談，習馬會不但無法成行，即便勉強成行，也徒具象征意義而已。某些方面，其意義和習馬會同樣值得期待。張王會如要極富成果，不但兩岸雙方須有足夠的誠意，更需要充分的準備。張王會應該和可能協商哪些內容、需要做好哪些準備，因為牽涉甚廣，難以盡列。但僅就兩岸政治協商的可能和關乎兩岸更高層的民間或官方互訪，應該會有更加積極的推進意義。
 
首先，張志軍和王郁琦的會商，按照兩岸各自的政治架構，已經從白手套式的半民間組織的協會形式，走向更直接的官方形式，這相當於實質性實踐和形式上雙方互不否認的一個突破。這種突破如果會因張王會，進而形成常態化，必定會打開兩岸經濟協商之外政治協商的大門。特別是在臺灣，王郁琦的身份動輒得咎，不動則已，動則說明已經有了足夠的意向和準備。
 
其次，也只有張王會，才能夠為政治協商定調，這不但事涉兩岸最高決策層在職能方面的授權，也凸顯了臺灣特殊政治生態的現實性。作為大陸方面，事關政治協商的話題，海協會的管道因為體制的問題，也同樣具有直達最高決策層的效用和。而臺灣方面，除了王郁琦代表的機構本身代表官方之外，對程式比較嚴格遵循的馬英九，也更願意將自己的涉及政治深水區的議題，交由自己最信賴的人。如果說臺灣前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的角色是兩岸關係發展制衡、監督和刹車的角色，而王郁琦作為馬英九少數最為信賴的人之一，則更能夠準確和謹慎地代表馬英九深層的意思，並能夠按照馬英九的行事風格探索出一個適合馬英九的政治協商的方向和節奏。張王會啟動的時候看似很難，是因為大家都不要務虛，所以，一旦啟動，也極易達成成果。
 
再次，張王會如果進行協商，實質上，已經開啟了兩岸政治的協商。會談的方向和內容，就不會和兩岸的海協會和海基會有同等的內容。兩岸更會珍惜這樣的機會，商談兩岸政治、軍事長期超穩定架構的大致方向和框架商談的條件、步驟和保障的方式等，甚至會為兩岸高層的會面做好鋪墊工作。
 
另外，張王會會主要解決那些問題？需要做好那些準備？這方面兩岸民間和研究機構都做了很多探討，相信各自都有了一定的方向和具體的訴求。兩人不可能談得更具體，但會將兩岸最高層的最關切和希望達成的目標及節奏會有更充分和坦率的交流。張王會之前，必會有兩岸最高領導人私下，也更可能是高調的公開地與之會面和授權。
 
最後，張王會兩岸必會有更多的迫切感和使命感，兩岸均沒有時間再在深水區停滯不前。這譬如游泳，淺水區尚可隨時用腳踩著地面進行休息，深水區只有遊動起來才更安全。政治協商在第一階段更想是一個過程或態度，需要很長時間的協商。協商成功之後，尤其是在臺灣，還要過藍綠民意這一關。大陸方面更多的焦慮是擔心兩岸政治協商的最佳窗口期正在消失；而臺灣方面，即便開始協商，要通過尚需動員更多的民意，而且作為國民黨還要考量協商本身對選舉的影響等問題。兩岸政治協商不存在需要不需要的問題，如果不能積極推進，其根本原因也很可能阻礙在馬英九的個性和對日美的感受過於遷就上。因為談判的內容在第一階段還形不成談和不談的障礙：他可以漫天要價，你可以就地還錢。
 
總之，張王會不但要凸顯破冰的象徵意義，更應該“有備而會”切切實實達成兩岸在深水區互動的意向。同樣，一個有充分準備的、極富成果的張王會不但是兩岸關係能否有更大突破的前提，也是習馬能否相會的預備會。換句話說，只有成功的張王會才能夠促成習馬會，有成功的張王會，習馬會即便暫時不能成行也無礙兩岸關係的突破性發展。國民黨在選舉前夕，找到合適的時機啟動兩岸正式的政治協商，也是逼迫民進黨向整個臺灣社會擺明兩岸政策和安全的一個最好機會，對國民黨接下來的選舉，有正面的加分效果，尤其是，民進黨應對不當更會比給國民黨加分有更大的減分效應。
 
畢殿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