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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殿龙： “不战而屈人之兵”关键在“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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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殿龙： “不战而屈人之兵”关键在“屈”
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这个源自中国古代的谋略，最近因为将军们的频繁引用，而重新提高了热度。鄙人趁此热度，来谈谈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和谋略的最高境界，是政治家和军事家共同的追求。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需要条件的。
其一，两国实力相差悬殊。大国不怒而威，小国如果没有外援和犯浑，一般不会轻易招惹大国。招惹大国之后，大国如果震怒，不惜一战进行惩罚，小国多会不战而退，服软让步。现代情势下，多是无需出兵，小国都主动让步。一旦出兵，往往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是要屈服其国。如美国对中东、北非的一些战争等。
其二，两国条件相差不多，但外部和内部条件发生巨变。比如伊朗伊拉克，两国当初国力十分接近。但当打过数年的两伊战争之后，国内支持者和经济发展，以及美英等国对双方的支持力度发生了变化，两国的实力也发生了改变。更大的改变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严重被削弱，伊拉克不战就部分让步于伊朗等。
其三，两国综合国力相差无几，但彼此对对方的战争意志和军事力量拿不准。
这种情况更多。所以美日都希望中国军事更加透明，以便量化对付中国的成本。而战争意志是自外于军事装备之外的领导层的判断和魄力。
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等战略思想不但总结于中国，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这样的战例。如，中学课本学习过的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课文《烛之武退秦兵》。烛之武用利害关系，说动秦国，瓦解了秦晋联盟，让两国各自从各国的利益思考，不战而退。这种“屈”人之兵，严格来说不是“屈”，是“退”人之兵，对双方来说都没有屈辱和服从。
郑国自从郑厉公之后，日渐衰微，被晋国楚国交相包围、攻打。郑国左右摇摆，谁来就投靠谁。晋国楚国不战而返。从郑国的角度，看似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实际是别人不战而让自己屈服，站在晋国和楚国的角度看，郑国的屈服是没有意义的。晋国要“屈”的对象应该是楚国，就像楚国要“屈”的对象是晋国一样。郑国不过是晋国、楚国间的一颗棋子。
澶渊之盟，是消弭了一场战争，但是这个条约是以宋国赔款为代价的城下之盟。对战力和意志力很差、诉求不高的宋国，似乎也可以说得到保住疆界没有进一步大量流失，能够安享自己的腐化生活，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严格算。也是小战而“退”人之兵。遏制了辽兵继续南下，甚至可以灭亡宋国的势头。但即便这种让步的城下之盟，也不是不战得来的。而是宰相寇准强力催促宋仁宗北上澶州（濮阳）做好全力抵抗、不惜一战的态势，并在澶州城下杀死一员辽国大将，才使得金兵接受当时的条件。如果宋仁宗不听劝告，或者是直接南逃，辽兵就会进一步击溃没有斗志的宋兵。宋就没有和辽和谈的资格而直接被灭掉。至少其谈下来的和谈条件还会比澶渊之盟差很多。
并不是实力绝对强大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上形成的一个相对对己方有利的战略态势。操作起来不但是高难度，也是需要有坚强的战争意志和过强的军事实力。即使自己实力强大，但没有不惜一战的意志，没有必胜的信念，也是不会让别人屈服的。比如美国，和当年的北越、朝鲜相比，不知道强大多少倍，因为战争的目的不明确、对核心价值维护的信念不坚定，不义之战没有不遗余力的支持等。让当时美国没有人认为值得不惜血本为之一战，多死一人都不值得。美国外部深陷战争泥潭，内部反战越演越烈。实力悬殊的美国大兵压境不但没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反而因为战争让自己灰溜溜的。
古代信息、交通不发达，可以利用信息不畅、战争的突然性等，发生“弦高犒师退秦兵”的故事，以类似欺骗的方法不战而屈（退）人之兵。现代战争不要说，真正地“屈人之兵“很难，让别人不主动挑衅你，都要看自己在维护核心利益时，自己有什么样的意志、实力和智慧以及有多少个铁杆的朋友等。
单纯以钓鱼岛问题而论，中国军事实力的模糊和核力量的威慑，以及中央决策层对钓鱼岛事件坚强背后的深不可测，或者是战略模糊，才是让对方不敢进一步挑衅，甚至一夕数惊的关键所在。如果任由军方高层放言，钓鱼岛问题对中国仅仅是个“面子”问题，并且现在已经挣足，无论是中央真正的定调，还是自己的妄言，模糊没有关系，一旦将策略清晰化，都会将之前的努力废于一旦。要想让别人感受到自己真正的强硬和对钓鱼岛问题的重视，达到先前的渐渐占取的一点点主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更高的代价。
古今中外的历史说明，不战而屈人之兵，稍有不慎或者没有不惜一战的意志和实力做底气，没有经过实战证实过你有这样的意志和能力，来维护自己要维护的东西或价值，很容易被外界解读为是一种自我退却、妥协的投降主义。清朝就是这样，外国列强要什么给什么，让人家打你都懒得或者不好意思打。
中国三十年没有战争，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是没有人民的生命财产受损失、迅速发展经济。坏事是，很多国家认为中国虚有其表、外强中干，不能打仗、不敢打仗。因为中国数十年来都以韬光养晦、维护得之不易的改革开放的大好经济发展局面为由，隐忍了许多小国的羞辱和侵犯。中国对周边领海、领土声称有争议的一些国家，同时地、过多的搁置，无疑就是一种纵容。设若各个时期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中国经济建设的局面未必会中断，持续地局部小冲突，不但可能让问题各个解决，也保持中国有实战的能力，让军队内部不至于安逸腐化到如此地步。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积重难返，很多问题都积到一起不知从哪里先开始解决和什么时候解决。要命的是，这些问题毕竟还是要解决的。时间并不都在中国一方。
实力不是屈人之兵的绝对条件。不战而屈人之兵，实行最好的时代是毛泽东及其打过仗的第一、第二代领导人。这是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些领导人的意志和魄力。这些领导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当时的政权，不惜血战到底的决心，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这种意志，让当时还很衰弱的中国能够抗衡比自己大几个量级的外国敌对势力。
如果中国为了维护所谓的经济发展环境，为了吝惜民众不要兵凶战危，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答应领土争议国的要求，早早地像和俄罗斯那样彻底划定边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是表象、是手段，“屈”才是最终的目标和目的。显然“屈”是要“屈”别人之兵，而非自己退缩。别人不追，就意淫为别人屈服了。中国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缺少的不仅仅是更多先进的装备，而是更多的智慧、更强的意志和更好的时机与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不审视“屈”人的效果和程度，只强调“不战”很容易被视为自我退却。以钓鱼岛而论，两国间的“屈”人之兵的最低标准，也应该是让日本承认和默认争议的存在，而军人的标准则应该更高：只要中国主张的领土还被别人占领，永远都是耻辱，一天不收回，就无“屈”人之说，只能说不战。不战更多时候是种正确的选择，但无需夸大为已经“屈人之兵”，予人笑柄。
毕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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