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殿龍：軍人的外交家式語言弊大於利

北京之前就不斷有一些將軍經常做外交家、政治家式地發言，什麼為了改革發展的大局，改革成果得之不易，戰略發展期不能夠因為戰爭而中斷等等。日前，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在接受採訪時，未曾打仗，要將戰爭的殘酷性告知民眾，要讓民眾知道兵兇戰危。引起了頗多誤會和非議。本來不再繼續也就罷了，誰知其再次在大陸官媒新華社專訪時的長篇大論的解釋和賣弄，讓事情越描越黑。不是說這些軍人和將軍說的不正確，只是這些話本應該出自政治家和外交家之口，才更合適。軍人要幹政治家、外交家的活，用外交家的語言方式，很容易引起中外的誤讀。特別是在釣魚台面子已經掙得足夠的說法會遭致更多的無解和非議。

一些將軍做的上述發言，從內容上是即便都是正確的。但是民眾不希望這些話，從軍人的口中說出，軍人就是一個國家的力量和骨骼。軍人應只有一個聲音：時刻準備著打仗。只要國家需要，隨時可以殲滅任何來犯之敵。不應該有任何的“但是”和其他說辭。

軍人的天職除了是服從，也是為戰爭而準備的。不為戰爭，國家花那麼多錢，養那麼多軍隊幹什麼？各國軍人原則上是不許幹政的，盡管北京有點特殊，但軍人應該說符合軍人身份的話。軍人不能越粗代庖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活，說了他們才說的話。軍人如果經常為了說的更全面、平和、中庸一些，軍人的職責表述玩之後，再說一大通諸如政治家的國內國際大局的話，就是畫蛇添足，就是失去了軍人的身份。

軍人只有保持任何時候的強硬，才能夠給政治家和外交家更多談判的籌碼和迴旋的余地。如果軍隊硬話不說滿，反而讓外交家為了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強硬立場，去說軍人該說的話，不但被動，也不可信，缺少力度。北京前一段時間，一直是這麼幹的。

縱觀引起爭議的劉源等軍人的發言，其主要觀點是：一是，要不戰而屈人之兵，二是，兵兇戰危，要讓民眾認識到現代戰爭的殘酷，三是，不要輕易言戰中斷了百年不遇的發展機遇。這些在政治家嘴裏說出來，沒有什麼的話，在軍人嘴裏說出來，就會弊大於利：

其一，不戰而屈人之兵和有很多不需要戰爭而能夠讓人屈服的手段。但這些活不是軍人去幹的。但是需要軍人做好了真正的而不是虛張聲勢的戰爭準備。其他則是通過政治、外交、經濟等手段來實現的。所以，軍人說這類話自然不恰當。

退一步講，即使軍人不說軍事手段之外讓人屈服的話，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不是每次都能夠行得得通的。這一方面要比較雙方的意誌、國情和內外部環境。說不定人家也是同樣的心思。

其二，兵兇戰危，不要說軍人告訴老百姓不恰當，即便是國家其他人將這些話放在要強硬對待他國的挑釁之後，同時去告訴民眾，很容易被理解成膽怯，而且是發自骨子裏的膽怯。戰爭就是要死人的，不死人還叫什麼戰爭？如果怕死人、不要戰爭，是不是永遠都不打仗才好？再說戰爭也不是死的一方面的人。如果對手動員是全力以赴地備戰和隨時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戰爭，對方肯定不會去告訴他們的民眾，現代戰爭是很危險的。如果日本的軍人告訴日本民眾，北京被打紅眼的話，會不遵守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諾。盡管這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沒有說一個國家杯滅亡的時候，還會放著最厲害的武器不使用。但是，日本上下心照不宣，但官員如果高調這樣，“善意”地提醒日本民眾，這仗還用打嗎？這樣講話的不要說是軍人，即便是一般官員，都會被因嚇唬本國民眾而被彈劾。

其三，劉源盡管用了好多先決條件來說明，不害怕戰爭。但給人的印象還是，為了這難得機遇，釣魚台問題上，北京的面子已經掙得足夠，應該見好就收，否則，就會影響到復興大局。

同樣，如果是國家政策基調已經定了，通過政治家、外交家為了傳遞對日本的和解信息，安撫本國民眾不要過於好戰，不無不可。但是作為軍人，無論國家對日本的定調是否如此，都不能讓自己的訴求的底線暴露無遺：中日釣魚台之爭就是爭個面子。而且這個“已掙足”了。北京在釣魚台問題上，的確有了小小的進步，但也只是不甘繼續被動。連一般百姓都不甘拿這事“意淫”，何況是軍人？自己的國土領土，還在人家手裏，即便現在繼續進一步甚至用戰爭手段收回的條件不成熟，但作為一個軍人應該感覺到是永遠的恥辱，而非面子已經夠，甚至是洋洋自得。這不但會讓國人氣憤，還會讓日本人偷笑：虛張聲勢，不過爾爾。（參看《畢殿龍：中日開戰，哪國民間更容易形成戰力？》）

軍人就要做軍人的事，說軍人的話。多做、少說。北京30多年沒有打過一個像樣的戰爭，如果說為了不因戰爭而中斷改革發展復興的大局，把爭議的地方直接承認給別人不是一了百了？如果說先擱置，等自己有力量了再行解決，別人不是傻瓜，也不是不再發展。軍人的話，如果太過中庸圓融，會將國內的鬥誌渙散，會給敵對國家誤解誤判。更可怕的是，你因為強硬對抗，將整個日本的的右翼勢力都激發起來，全國上下咬牙準備全力對付北京，直到將其打倒。而北京則虛晃一槍，先自己泄掉自己的底氣。一旦到不得不發生戰爭，兩國的士氣和準備就不是在一個界面上。

所以，軍人如果你不能夠給國人提升士氣，但至少也不要因為發言而泄氣。劉源的發言如果大陸媒體不加限制，勢必使劉源離開軍職才能夠平息暗潮洶湧的眾怒。而若因為劉源發言不放開媒體對他批評遭致的後遺癥影響恐更深遠。放開媒體對劉源的批評既是改變北京形象、導正北京對釣魚台立場，又是挽救劉源的最好方式。

畢殿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