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通过钓鱼岛的国有化方案后，引起了两岸四地及全世界各个地方华人的愤怒，中国大陆和台湾更是出台了系列反制措施。特别是北京方面第一时间公布了钓鱼岛海域的领海基线，并当即派出6艘海监船，冲破日本的封锁，到钓鱼岛海巡宣誓主权。同时，许多城市爆发了游行抗议。日本购岛的始作俑者的儿子石原伸晃更是感叹：中国是不是疯了？显然中国的反应大大出乎日本甚至美国的预料。日本政府已经骑虎难下，逼迫北京方面今后必须长期的、不可逆的、强硬的反制措施。这种博弈的结果，若不能将日本政府制服，也要使之变弱。

中日围绕整个钓鱼岛的对抗不但在范围上会波及整个东海，在时间上也会旷日持久。因为中日双方（包括台湾），都出台了一系列不可逆的主权宣示和实施措施。同属东方民族的中日政府，对主权的执着和重视，没有一场分出胜负的博弈，相信各方都不会后退一步。

北京方面，除了做好了应对各种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准备外，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日本产品和服务的自觉抵制，会越来越深入和普及。针对日本产品服务的民间自发的理性行为，作为加入WTO的中国政府，不会提倡，但也会乐观其成。尽管这种抵制行为可能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但作为各种矿产资源齐备、丰富，市场和经济总量庞大的中国，在这种持久的经济战下，无疑占有相当的优势。

对日本产品的抵制，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部分民众的生活。也会伤及中国的经济，但和一场代价昂贵的军事战争相比，这样的经济战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和必要。民众激愤之后，重归理性和秩序的反制行为，更将温和和长久。在这场持续不知几时的经济战中，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其一，理性、秩序和渐进。现在已经使用和购买了相应产品的，应该尊重这种存在。不能出现任何打砸等过激的违法行为。诚如有民众在日本品牌车上贴的广告纸一样：本人购车在前，日本犯贱在后，以后抵制日货。经营日系产品的商家，在中日继续对抗的情势下，甚或比使用者更有经营风险的敏感。但民间要给其收缩和结束这种经营的时间和空间。

其二，在抵制日系产品和服务的同时，积极寻找合适的替代品等。如，美国和德法系列的车替代日本系列的车等。比如美国的柯达相机替代佳能、索尼、尼康等。找到合适的可以替代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同时会让更多的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和商家，认为对他们是一种难得的商机，会在这场经济战中，争取到更多、更有力的支持者。中国将来能够生产出可以取代的产品更好。

其三，抵制自愿和非歧视原则。经济战是一种温和和长期的，每个人的选择和落实都有一个过程。日系产品总量，在短期内迅速地减少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胜利。不要为此而激进形成国内民众的矛盾和对立。要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得允许政府和民间不同，人和人的选择不同，时空和发展的趋势不同等。打砸产品是犯罪，个人和单位不购买某类产品，是情感不是犯罪。

其四，民间理性抵制日货，应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日本历史上多次侵略中国，日本每次战胜，都要中国割地赔款。二战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但不反思，反而任由右翼势力的膨胀和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底线进行挑战。二战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没有要日本割地，连对中国的战争赔款都没有执行完。对中国固有的领土钓鱼岛，日本率先打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最低默契，中国人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愤怒，自在情理之中。

其五，抵制切记半途而废，如果不能将其“制服”，也要通过抵制将其“制弱”。对一个国家产品的自觉抵制，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和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目标的实现。诚如日本政府所说，让其逆转通过的钓鱼岛国有化方案，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资敌，至少不因为自己使其更加强大，就是情感表示的同时的一种努力的目标。打蛇不死反受其害。中日既然撕破了脸皮，政府不便做的，民间自可自行其是。这在任何政府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出现这种局面，完全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按毕殿龙搜索参看拙作《日本政府为自己挖了个怎样的“坑”？》）

总之，民间理性抵制日货，是民众的情绪的宣泄、情感的表达。政府无权和无法左右民众的情感方向。日货抵制的范围和时限，要看日本对自己行为反省的态度。这不是对普通日本民众的反制，而是对没有担当、不惜牺牲日本民族利益，以满足日本政客私欲的本能反应。中国甚至整个华人社会自发并有持续扩大之势的对日系产品和服务的抵制，只能算是一种被动的经济战。如果中日对抗继续升级，作为政府或团体组织，相信会有更主动的、系统的经济战。尽管这种局面不是大家所乐意看到的，但却是对抗反制之下，一种必须的手段：双方都会，不能使之降服，却可使之衰弱。政府不能做、不去做、不敢做或做不到的，就无权干涉民众在法律范围内的自发动作。

毕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