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担心动乱，将我送到地处偏僻的家乡农村，希望躲避动乱。可是在横扫一切的年代，哪有世外桃园？母亲的家乡一派田园风光，土地肥沃，世代躬耕于此。可是就在这里，在没有异常气候的1961年，发生的“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的大饥荒。我的外祖父W仕勤因饥饿而浮肿，因浮肿而死亡。成为袁隆平所说的那个时代的饿殍。1984年我十年寒窗毕业再次回家乡时，村里的老人告诉我，我的外祖父是个很勤劳的人，经常挑着粮食走几十里路到省城去卖。我在母亲家乡的小学入读一年级。一次我和俩个比我高一个头的高年级的同学打篮球，不知怎的，他俩将我拽到校长办公室，向校长指控我将篮球打到了高高贴在墙上的伟大领袖头像上，侮辱了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袖像，罪莫大焉。那么小的我怎能将篮球打那么高，于是在校长面前我坚决不承认。后来校长高抬贵手，放我过关。如果当时我承认了，也许我就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反革命之一。
    火红年代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全部国人除了一人以外人人都可能成为阶级敌人的很红很红的年代，无辜的人被狂热的人打倒，狂热的人被更狂热的人打倒取代。姐姐回忆说，那时有一段时间自来水（那时的原水无需处理）成了血水，水来自沙塘湾，听人说那里的河上漂着许多尸体。如此说来，我也是鲁迅笔下喝过人血的那一类人。来自高层的说法是，那是革命群众自发的行为。现在，如果让施害者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解释当年的行为，他们很可能会说：我们是听话的，是跟着走的。那时宗教般狂热的人们不认为自己在犯下暴行，他们的行为在一国之中得到最高的允许。只因为全国人民正在红太阳的领导下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们在政治上是绝对正确的。 年幼的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喝着蜜糖水，生长在红旗下幸福的一代，而解放前的中国和蒋家统治下的台湾是暗无天日的世界，就象刘文彩的收租院的水牢般阴森恐怖。现在选唱的红歌和那时的红歌相比，显然不够红。不过很红很暴力是由不够红不够暴力发展而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我祈祷人们唱着那个时代红歌的时候，他们心里暗暗发誓：绝不回到那个火红的文革年代！我祈祷不要让中国重新到红海洋的文革中去轮回。我祈祷倡红的人成不了新的红太阳！
    邓小平曾说要警惕文革中的三种人。实际上文革中还有第四种人，他们犯了反人类罪。比如说，那个下令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执行的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一九六八年在道县屠杀“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的那些“革命组织”与“贫下中农”，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既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又被坏人利用。虽然他们披着最红的外衣，高唱着最红的歌儿，但他们却是最残暴、最有能耐的共和国的敌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反人类罪是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如果我们像以色列追捕纳粹分子一样追捕四种人，就能从根本上铲除再次产生红太阳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彻底消除非人道反民主的行为。在目前不能追捕第四种人的环境下，我们应当记录历史。
    刘少奇曾经激动地对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和“三年自然灾害”同样应当上书的，也应该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然而文革结束三十多年了，至今在官修史书（如历史课本）中鲜见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状和文革暴行的描述。善良的中国人历来对掩盖和篡改历史无比愤慨，从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教科书所受的遣责可见一斑。至今我们还不断要求日本政要不要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要以一个普通儿童的历史记忆揭露伟大外衣之下的虚伪和暴虐，告诫人们不要被忽悠而跌入历史的轮回，敬告助纣为虐者必为纣所灭。让我们将那段火红年代的历史世世代代口口相传，避免再次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