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六岁的记忆中，1969是一个很红很暴力的年代。那时我常常站在金竹山煤矿疗养院的高坡上，惊奇地看着蜿蜒的公路上整队整队的人象军人般穿着，高亢地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徒步从外地雄纠纠而来。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去煤矿的子弟学校游玩，在学校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一抬头，看见一个中年男子被反绑着双手高高吊在横梁上，他的脚悬空在我的头顶之上。这一幕让我心里充满了恐惧。不知那人犯了什么罪要对他用如此肉刑？他后来的命运如何？红色岁月里为什么不对他施行一点点革命的人道主义？此后的日子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不久我在矿山大礼堂前远远地看到一排排戴着用白纸糊的高帽子的人，他们脖子上挂着写有名字打有叉叉的牌子（当母亲听我将此文读给她听时，她说：“是铁牌子勒！”），站在方桌上接受一广场的手持红宝书的群众批判。高帽子上写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字。有人说我父亲也在里面。父亲是1949年放弃保送上高中的机会，参加四野105部队冀东南下工作队从河北来到南方的。在不久以后的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我家来了一帮抄家的人，他们手持枪支、铁棍等物。为首者持手枪用力撞着我家的木板门，大声呵斥，其它人砸碎玻璃窗，从窗户强行进入我家，可怜年幼的姐弟四人吓得抱做一团，全身瑟瑟发抖。他们比明火执仗的强盗还利害，一边嘴厉声呵斥我们，一边用我家的一个大竹箱和一个木箱抄走了家里的书、相册、收音机、工具等东西，也包括那时生活不可或缺的粮票、布票和菜刀等，抄得我家仅剩下床和饭桌。他们一口咬定菜刀是凶器。以至于以后我家做菜要到邻居家借菜刀。被抄之物后来退回了一部分，其它则不知所终。那时他们的阶级警惕性特别高，他们将屋顶的瓦片掀掉，露出黑洞洞的天空，搜查用竹子编的薄薄的天花板上是不是藏了什么东西。在紧靠厨房三面透风的简易木板屋里，他们将地掘开，试图找到我家埋在地里的“宝贝”。随后，他们将父亲拘禁在一个四周都是铁丝网包围的由俱乐部改造而成的碉堡里，先将父亲五花大绑，戴上高帽子，赤脚走在炉渣和碎玻璃上，然后喝令父亲跪下，父亲拒绝，他们就用皮带（即那时唱着红歌，跳着忠字舞的人们扎的那种宽皮带）施以血腥的殴打，直打得浑身是血，肋骨断裂。这一幕被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姐姐爬上铁丝网外的树上目睹。最危急的是，一次他们要活埋一批人，父亲也在被埋之列，父亲被绑个结实，站在土坑里，土已经埋到了胸口，危机时刻，一批解放军战士（据说是47军）赶到，制止了活埋行动，父亲免于一死。横渡长江时，国民党军飞机的炸弹如冰雹般从天而降，父亲安然无恙；在南方的密林里剿匪时，在敌匪的枪林弹雨里，父亲毫发无损，如今却不知什么罪名差点惨死于“自己人”之手。（听说迫害父亲的为首者名叫彭子盆（音），关于此人我还有一事不得不说：那时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姐正带着我们一群小孩在矿山的军代表住所前的空地玩耍，这时几个民兵模样的人，荷枪实弹从军代表住所旁的一条坡路下来，见我们一群小孩在此自由自在的玩耍，这个名叫彭子盆的人，从腰间取下一颗手榴弹，旋出保险盖，右手将手榴弹对着我们高高举起，左手拉着引火线。幸好手榴弹没有扔出来，但我们这群小孩被吓得四散奔逃。）从此父亲失去人身自由近两年，直到文革中央下令解放。其时“九一三事件”尚未发生。现在施此暴行的人一般是要让人质开口说出银行卡密码，可那时做这种事的人自认为是在誓死捍卫一个伟大领袖、一个伟大思想，虽然他们并不拒绝抄家时得到的每个家庭少得可怜的粮票钱款等希罕之物。可能直到现在他们仍然理直气壮，因为至今没个人或组织为过去的暴行忏悔并道歉。逃过审判的这类人现在仅仅是潜伏下来了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