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我任军代表
  当兵的前几年，整天都是焖在大山的深处，因为当时中苏论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苏联的军事能量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且在当时已构成威胁中国安全最强大的邻国,中国为了更好地保卫自己的国土，做好三线建设在当时尤为重要，我团是新疆唯一的工程建筑兵种，所以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打眼放炮，吃饭睡觉”。就这样,我们在不到五年时间，从独山子——克拉玛依——石河子——红山到乌鲁木齐竟奇迹般地创建了无数的班，排，连，营，团指挥所，猫耳洞，机枪工事，空军机窝等坑道及军事掩体,已基本上具备了应对敌方入侵时打阻击战的能力。
  为了防止中国重走前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为了使子孙后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奔向共产主义，毛泽东发动了空前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六年的“5.16”通知，正式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的号角。由于文革是前人所没有的经历，当群众发动起来的同时，也会在此出现一些乱的现象，毛泽东高瞻远瞩:“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军队由不介入地方的文革到大张旗鼓的开展”三支两军”工作(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从六八年开始，我们团的任务是保卫军区，保卫军区首长。由于造反派经常对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及其他首长郭鹏,张希钦,幸元林,熊晃,等的住宅和家人进行骚扰和冲击，首长们的家被迫秘密移至军区招待二所，由我连二排负责警卫。大楼楼顶由营通讯班的无线话机和一架直升机昼夜值班待命。
    不久，我被调到步兵民族团特务连训练新兵。六九年年初，民族团一部驻扎在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个民族群众集聚的直辖县，我在鄯善县外贸局（亦称外贸公司），其任务是“促进革命大联合，尽快建立革委会，实现全国一片红”。
    我率十名战士组成的军宣队，进驻外贸局后，首先调研该局的基本状况，然后开展工作。外贸局主要由局机关，皮革厂，食品厂，蚕茧收购门市组成，共有干部职工300多名。对文革的观点基本分为两派，就是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外贸局原先有两名局领导，局长冯树贞是个三八年的老革命，虽文化程度低，但工作起来还是极有魄力的。副局长阿木尼亚孜虽是个老好人，但工作中决策时优柔寡断，按群众的说法是“三鞭打不出个屁”，所以我们征求了多数职工群众的意见，大家还是看好冯树贞，因而我们决定首先解放冯树贞，由他担任革委会主任，主持外贸局工作。谁料到他在述职发言中竟然紧张的说错话：“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没有执行你老人家的正确路线，执行了你的错误路线”。“毛主席还有错误路线吗？你是个极其反动，极端顽固的走资派”，在造反派一阵高喊中，冯树贞紧张的满头大汗，两条腿也在发抖，这次解放老干部的述职发言不欢而散。
     当我将这次的意外汇报到支左办公室时，支左办主任，阿布都拉参谋长大发雷霆，指着我的鼻子：“你这个小贠，工作咋做的，革委会必须建立，不行就把你结合进去当主任”。我也是一头雾水，谁愿发生这种事情？后来考虑到我的军代表身份还是权威一些，革委会虽然如期成立了,也只好由两派首席代表各任副主任，主任暂时空缺。工作还和以前一样，有问题扯皮时我这个军代表就得调解和决策。
  眼看到了下乡收购蚕茧的时节，开会研究派员任务，大家都觉得下乡艰苦而推诿，扯皮，选定的十名下乡人员由我表态：“第一批下乡人员的名单就这样定了，克服困难必须去，谁以种种理由拒绝下乡，除扣发工资外，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处理”。上纲上线谁不怕呀?
    又有一次,皮厂泡了一大池子生羊皮，急需处理，原因是外贸急需出口要货，二是不及时处理，再泡而不及时处理就会掉毛，降低等级或影响质量而报废。情况紧急，安排刮皮的人手不够，我们军宣队的战士们一起参与上阵，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到两天功夫，所有的皮活全部干完。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几乎经常不断地发生这样的事都要靠我们去解决，因为我是军代表。
    食品厂的任务主要是挑选葡萄干，哈密瓜选优装盒，装箱。挑选葡萄干主要是选出一，二级作为出口产品，通常是挑选透亮绿色的为一级，黄色的为二级，其他的则打入混级国内销售。其实如果让我吃就吃二级，因二级熟的透，也最甜，一级的虽好看，但吃着有点涩麻。
     哈密瓜对许多人来说，误区就在于它是哈密出产的，岂不知新疆有句顺口溜：“哈密瓜，哈密瓜，哈密人吃瓜鄯善拉”，之所以叫哈密瓜，是因为在远古时代，鄯善归属哈密国管辖，最好的瓜莫过于鄯善县前进乡扬布拉村出产的瓜，那瓜呀，你吃起来特别甜，吃完后手上，嘴唇都是粘糊糊的，擦一擦不行，必须用水洗。扬布拉的瓜主要用于国宴,尤其珍贵。而其他各乡及园艺场出产的瓜主要是出口销售创外汇。挑选葡萄干时，大家都喜欢和解放军在一起干活，原因很简单:解放军没有硬性任务，干的话都归他们。
   在这里我可以心平气和的说句真心话,说解放军"支左不支派",而我们早就被群众视为保皇派,然而,在外贸局情况却大出意料,所谓保皇派的那个主要代表经常发现犯有男女作风错误,而造反派的几个代表象李嘉兴,秦兴生都是转业军人,党员,政治上是可靠的, 但是他们就是抓住冯树贞的辫子不放,令我们很为难。在文革的日子里，虽然没有领导这个主心骨，但在两派首席代表的协商下，在支左军代表的全力协调下，生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比以前的各项指标都有上升和突破，因为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了，他们觉得不好好工作，就不配是革命群众这个光荣称号。
    城镇成立了“七.二三”布告宣传队，请我到宣传队做思想工作，我们宣传队共成立了民族和汉回两个队，民族队主要用各个民族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布告”精神，汉回队以汉语为主宣传节目。每逢民族群众有重要的活动，象他们的民族节日或庆典，婚嫁，孩子过生日等，我们宣传队都会到现场捧场，及时宣传“7.23”布告的精神，队员们非常地努力和吃苦，废寝忘食。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名塔吉克族的小姑娘阿瓦汗和依巴旦，民族舞跳的特别专业，活像两只小飞燕，灵巧而可爱。还有两个回族姊妹女孩童梅英，童振英，她们的对口词，快板书特别引人注意，收到在场观众的掌声阵阵。
    难忘那个火红的年代，难忘那个快乐的青春岁月，我们为保卫社会主义，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斗争经历，终生欣慰。我们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见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对那些污蔑和诽谤文革谬论的批驳，同时又是对那些认为文革是“十年浩劫，生产停滞不前”的封，资，修及其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代言人------现行的极右分子反动言论一个明确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