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革命历史,总结路线斗争经验
已有 1693 次阅读2016-12-11 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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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围绕这一落一起,谈两点认识:一是走出困境的历史回顾;二是走向胜利的经验认识。
一、走出困境的历史回顾
(一)取得巨大胜利后陷入逆境
毛主席从井冈山下山后,在赣南闽西(瑞金)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胜利。
第一次,敌人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我以4万打10万,歼敌13000多人,活捉敌纵队司令张辉瓒。蒋介石仰天长叹:“呜呼石候,魂兮归来!”毛主席填《渔家傲》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次,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我以3万打20万,半个月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多。蒋介石在南昌大骂何应钦无能,而且骂完后痛哭失声。毛主席又填《渔家傲》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敌人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法,由蒋介石亲自挂帅,叫嚣要“3个月消灭红军”,而我以3万打30万,歼敌3万多人,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还动摇了国民党军的军心,使国民党26军17000多人战场起义,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使红军发展到6万多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
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大大表扬鼓励。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这就决定了所有不同于这种想法的人都是党内的“异类”,而毛泽东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要《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注定了他时运不济、“华盖”当头。在反“围剿”取得巨大胜利和成就后,毛泽东迎来了什么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
一免军职。1931年底,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结束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个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瑞金。他们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也称赣南会议),指责毛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有人问他:“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甚至骂他:“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毛泽东不接受批评,随后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任弼时的说法,就是“在组织上使他脱离军队的直接领导。”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周恩来来到瑞金,开会贯彻中央“进攻路线”,占领大城市,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大多数领导都主张打,这样中央就可以搬进去,宣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打,自然成为极少数。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被免除。会后毛泽东又生病了,带着贺子珍和13个警卫员,到离瑞金二三十里的华东山,住在山顶上一个古庙里休养。
三免工作。毛泽东在华东山养病时,红军组织打赣州,打了33天不但未打下,还伤亡了3000多人、被敌人援军包围了一个师。没有办法了,周恩来让项英上山请毛泽东。事情一到毛泽东手里似乎就简单了,他连夜冒雨往前线赶,边走连指挥部署,使被围部队很快脱险。此后,便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指挥,好在部队都听他的,他带领林彪部队改变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还缴获了两架飞机,筹集到100多万元经费(送了10万元美钞给临时中央用),取得了巨大胜利。攻赣州失败和攻漳州胜利,使毛泽东暂时恢复了军事领导,周恩来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连打了几个胜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动上又发生分歧,还是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很坚决。于是,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任弼时等参加,肯定了打赣州,批评了打漳州,毛泽东说什么、干什么都是错,毛不服气,就把他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周恩来提议必要时还到前方助理。但临时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评周恩来搞调和投降,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由周恩来兼任,连“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让了,实际是剥夺一切工作权利,只让他到医院去休养。
四肃影响。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遇到正要出院的福建省代理书记罗明,就与他讲起自己的思想和经验。罗明听后大受启发,回去后传达毛主席指示,以游击战方式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博古一行进入中央苏区,路过福建时罗明去接,罗跟他汇报工作,说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游击战,这使博古非常恼怒,打断不听了。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伸出小指头说:“小毛(此时已经40岁),有什么好看的!”他进入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批“罗明路线”,后来又扩展到批邓、毛、谢、古,其中的邓就是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这些人因为被认为是“毛派”,都被撤职。再往后,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累遭打击,贺子珍由管文件改成当收发,她哥哥贺敏学被免去师长职务,她妹妹贺怡(毛泽覃妻)被免去瑞金县组织部副部长职务,以肃清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所以毛泽东说,弄得臭得很,连个鬼都不上门。后来,因共产国际干涉,才让他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把有些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免去,改由张闻天担任,他只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空架子,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在苏维埃大学里给学生讲如何开展乡苏维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当时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与贺子珍生的儿子毛毛,长征出发时送给苏区老乡,仅4岁的孩子就站在路边给他们送行,但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此后再也见不到了。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对曾志讲:“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二)在生死存亡关头抓住转机
首先说明一下,转机的前提是排挤掉毛泽东后,由中央总负责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损兵折将遭到惨败,不得不撤离辛辛苦苦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了两个人物。提出了两个要求。斗争三个回合等),最后在遵义成功崛起。
一是争取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都是反对毛泽东的,但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先争取的是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宁都会议撤毛职务时,站出来为毛主席说话。他在会上说: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被敌炸弹炸伤,把肚子炸烂了,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再争取的是张闻天,他是中央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宣部长,他之后才是周恩来、陈云、张国焘、项英等,开始也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长征前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有了经常接触交流的条件,开始两人在一起谈文学,后来越谈越深入,张闻天流露出对博古的不满,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二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长征出发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这个信息后,毛提出与张、王一起跟着中央纵队走,博古觉着毛、王两个躺在担架上的病号,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张闻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这种想法显然失算了,这是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取得的一个小胜利,由此形成了担架上的“三人团”,他们3个天天在一起行军,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得出的坚定结论就是,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争取到这个条件,就没有一步步战胜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发发牢骚、生生闷气,不排除随红军大部队一起被消灭掉的可能。二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86000多还剩3万多人,损失过半,湘江漂满红军指战员的尸体,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从而为后面的一系列斗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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