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林川

  医院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一是闻不惯那刺鼻的药味，二是觉得医院里面来来往往都是病人，心里总是怀疑到处都有病人留下的细菌，空气中到处都有病人呼出的病毒。

  然而事与愿违，偏偏爷爷就非要叫我陪他去一趟医院。原因是他突然觉得左耳失聪，像有一窝蜜蜂在里面安家落户，整天就听到里面一片“嗡嗡”之声。另外还有身上皮肤痒，晚上痒得睡不着觉

 爷爷问我：“哪家医院病人最多？”

 我说：“问这干啥？”

 爷爷说：“病人多，说明医术高明，我要去；病人少，说明医术不高明，我就不去。”

 老天！还专挑病人多的医院！没办法，第二天我只得陪爷爷去了N市的人民医院。

 我爷爷上了年纪，自然是我去替他排队挂号。这有点象下午去超市挑选完物品，然后排队等候结算付费的情景。

 队伍象一条懒洋洋的毛虫，半天往前蠕动一下，又隔半天，再往前蠕动一下。

 终于轮到我了，隔着厚厚的玻璃，看到里面有位留着长发的年轻女子，手指素白修长，十个手指头非常灵活地在键盘上跳动着打字。我想，手长得这么好看的女人，脸一定也不错。

 然而往她脸上一看，令我大失所望――这女人一脸雀斑，鼻子扁平，下巴肉圆，整个脸型看起来有点像水果店里摆着卖的弥猴桃，只不过没有弥猴桃那么黑而已。

 她冲我瞅一眼问：“是什么科？”

 我答：“是耳科和皮肤科两个号。”

“是普通号还是专家号？”

“专家号吧！”我说。

 她又晃动她那素白的手，“刷”一声撕下两张印有字的纸来，用那好看的手指一勾，本来横卧桌面的那支圆珠笔，打个滚儿就已到了她的手中，就在撕下的纸上飞快地写字，最后那一笔斜着向上拉出老长。然后停住，又冲我瞅一眼，说：“二石盐！”

“什么二石盐？”我没听明白，问她。

 她皱起眉头，嘟起本来就很厚的唇，很不耐烦地白了我一眼，把圆珠笔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拍，大声道：“二十元，给我二十元钱！听懂没？”

“噢！好好！”我急忙将早准备好的钱放在玻璃窗下面的小小圆洞口。

 她将手一扬，那只素白的手在洞口如蛇吐信子般地一伸缩，两张纸已经放在了我面前的台面上。

 我拿到纸，往侧旁走开。身后的队伍又像“懒洋洋的毛毛虫”往前蠕动了一下子。

 我拉着爷爷找到那间耳科专家门诊室，里面人真多。原以为我们排在四十七号可能要等好大一阵子的，没想到很快就轮到了。

 医生是位中年妇女，齐耳短发，因为很瘦，所以眼睛看起来很大而且眼球往外突出，很精神。

 她只问了爷爷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情况？”

 爷爷说：“我的右耳听不清，里面老是……”

“行了行了！”她打断爷爷的话说：“这样，你先去作一个测听。”边说边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给我爷爷说：“你拿着这个，上二楼，看门口有‘测听室’三个字的就是。找里面的人给你作一个测听试验！记住，测听试验的费用不要在窗口递交，直接交给作测听试验的医生就是了。”

 我看了一下时间，专家诊断的过程不足一分钟。怪不得我们四十七号一会儿就轮到了，原来此“专家”的诊断效率竟是如此之高！我寻思要是我们国家每个部门都有如此高的效率，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一定还会快得多了。

 我又拉着爷爷去二楼，找到那间测听室。医生是一位年轻女子，一看到我们眼睛就亮了，问我们：“你们交测听费没有？”

 我说：“没有。楼下的专家吩咐直接给你就行的。”

 小女子快步走到门口，伸出头去往左望一下，又往右望一下，那样子如同电影里侦察员在侦察敌情一般。然后回过身来关上门，压低声音对我们说：“先把钱给我，五十元。”

 我给了她五十元钱，她接过钱直接就塞进了白大褂里面的衬衣口袋。

 我很惊讶，医生能够如此明目张胆地贪污测听试验费，我今天算开了眼界了。敢情这女子与楼下的“专家”是亲戚，两人是早就串通好了的。

 她让我爷爷走进一个密闭的如电话亭般的室里去，关好门，开始对一个麦克喊话，叫我爷爷把一个黑的东西放在右耳听。她就转动自己面前一台机器的几个调试器，旁边还有几个红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动。边调边问我爷爷能不能听清。测完右耳，又测左耳，折腾了半天，才把我爷爷放出来。

 爷爷出来脸都白了，连说里面不好受，空气不好，噪音大得象坐飞机。

 我扶住爷爷，接过医生递给的单子，出门右转，看到一间房屋门口挂着“皮肤科”的牌子，对爷爷说：“皮肤科就在二楼，要不看了皮肤科再下去，省得多跑一趟。”

 皮肤科室里面有五六个人在等候诊断。医生是位老头，此老头高高大大，白白胖胖，天庭饱满，地阔方圆，浓眉大眼，齿白唇红，真是一表人才，相貌非凡。

 进门右侧一张长方桌，桌子后面是站着的医生，医生后面是一幅二尺来宽的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农妇正在输液。

 因为天热衣服单薄，加上可能斜睡的姿势太过长久，那农妇的上衣收缩到胸间，包裹住硕大滚圆的两团乳房，小肚子就那么白白地露在外面，那农妇睡着了竟也毫不知觉。

 于是室内几个看病的男人――可能也包括我在内，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要扭过头去看几眼的。就连我爷爷那么大年纪了，见到此景，也不禁“嘿嘿”一声轻笑。

 医生看着我，和楼下面的女“专家”问的一样：“你什么情况？”

 我说：“不是我看病，是我爷爷。”我指着爷爷说：“这就是我爷爷！”

 爷爷耸耸肩说：“我身上老是痒，特别是晚上，痒得我睡不着觉！”

 医生的目光在我爷爷脸上瞄来瞄去，那神情就象科学家在研究古生物化石。然后用右手的食指在空中划个半圆圈道：“来来来，站到窗子前面来！”随手拉过一道布屏来隔在屋中间。我爷爷就站到窗子前，然后莫名其妙地看着医生。

 医生象警官在拷问犯人一样，用命令的口气说：“面向窗口，脱掉裤子！”

 爷爷一听要他脱掉裤子，涨红了脸说：“我说给你听就行的，我就是身上痒，没有别的。”

 医生仍然威严地重复那句话：“脱掉裤子！”

 爷爷转头看着我，我把屏风往爷爷身边靠近里拉了拉，说：“既然医生要检察，您就脱掉吧。”

 爷爷把长裤子脱掉，却不脱那包裹住器官的内裤头。医生走上前去，双手抓住爷爷内裤的两边，猛一下子就将爷爷的裤头脱到了腿弯，爷爷那最隐密的悬挂着的男性器官便完全暴露无遗。爷爷轻轻 “噢” 地一声惊呼，一张老脸更是红得象猪肝一样。

 那医生一手抓住爷爷的器官，翻向左边仔细地看，又翻向右边仔细地看，问：“蛋蛋痒不痒？”爷想了想说：“有时有点痒！”又问：“毛毛里头痒不痒？”爷爷又想了想说：“有时有点痒！”医生又翻开爷爷的包皮看，接着问：“这头头上以前长过小颗粒没有？”爷爷不解地反问：“什么小颗粒？”

 我在旁边解释说：“就是问您那上面长过细籽籽没有。”爷爷这回肯定地说：“没有长过。”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医生执意要检查我爷爷的生殖器，是因为他怀疑我爷爷染上了性病。

 我有些哭笑不得，对医生解释说：“我爷爷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不可能有性病的。”

 那医生头也不抬道：“来我这儿的十之八九都有性病――好了，把裤子穿上。都老疙瘩一坨了，还舍不得亮出来检查！”

 我这时对此医生大大的不满意，当着孙子的面对爷爷如此无礼，委实有些过分了。

 原来在这儿，人是没有什么脸面和尊严的。再有尊严的人，来到这里，医生都可以随随便便地给你剥脱得溜溜光，你无地自容也罢，羞愧难当也罢，医生根本就不会顾及的。

 医生边开药单子边说：“你这是老年性皮肤骚痒，没有性病什么的。给些外用擦药和内服药就行，平时不要吃辛辣食品。”

 说话间，药方已开好。我接过一看，满纸如鬼画桃符一般，一个字也不认识――这哪里象是字？这是真正的“龙飞凤舞”啊！都说医生的字最难认，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刚要出门，医生又把我们叫转去，不知从哪儿拿出一个小黑包，边拉开拉链拿出一个红色的盒子，边说：“我这儿有一盒外用药，效果很好，您拿回去擦擦。这药二十元一盒，你给我二十元吧！”我想这又是医生在利用职务之便捞钱了。果然，医生把我递过的钱直接装进了自己里面衬衣的口袋。我愕然：连老专家也揩油？

 下楼，又到耳科室找那位女“专家”，把作测听的单子递上去，她几乎看都没看，就把那单子压在一叠其它的单子上，叫我爷爷过去坐在她身边的一个小凳子上，吩咐侧头。女“专家”从头顶上往下一拉，拉下来一个圆圆的能发出一束光的东西，照进爷爷的耳朵，另一只手拿过一把细长的镊子，伸进耳朵里去，夹出一颗耳垢来。

 我爷爷立刻满脸堆笑，高兴地说：“哎呀！这一下子就好多了，我又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了。”

 看着爷爷高兴的样子，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明明就是一团耳垢的事，夹出来就可以了，这“专家”也是知道的，却偏偏要让我们去作什么测听啊，折腾我们半天不说，还要害我们多花冤枉钱！

 去药房划价、拿药，又折腾了半天，终于结束了医院里的一切活动。

 出来一算，就作了一回测听，作了两次诊断，拿了两盒外用药，分六次服用的西药，一付中药，总共花了二百多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