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还可以有更多合作的地方。”这是本月正式履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一职的“金砖国家”概念提出者吉姆·奥尼尔的期待。7月25日至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金砖国家”概念提出者吉姆·奥尼尔。

金砖峰会前夕，《环球时报》记者专访奥尼尔勋爵，当年正是他在担任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时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一概念。随着2010年南非的加入，“金砖国家”更加引人瞩目。在奥尼尔看来，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在“金砖国家”中起着“关键和主导”作用，而对“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来说，要“谨慎承诺，拼命做事”，不仅要互相帮助，还要一起帮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他认为，与中国交好对于英国尤其是“脱欧”之后的英国意义重大。奥尼尔表示，他将借助国际顶级智库这一平台，让更多的英国人了解中国，毕竟中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越来越不可或缺,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将欠发达国家与欧洲联系起来，这对全球的发展都非常有利。

金砖国家：

谨慎承诺拼命做事

环球时报：从您2001年提出“金砖四国”到现在，已过去17年。您如何评价“金砖国家”的发展？

奥尼尔：首先从个人角度来说，“金砖国家”这一概念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自己也深受其影响。前两天走在街上，还有人把我拦下来说：请问您是提出“金砖国家”概念的奥尼尔勋爵吗？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正是因为中国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使得“金砖国家”才持续受人关注。中国在“金砖国家”中是“关键国家和主导国家”。从经济角度来说，“金砖国家”前十年的发展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最近十年的发展有所减缓，特别是俄罗斯和巴西两国。

“金砖国家”（资料图）

对此次峰会，我的态度是奉行一句生活名言：谨慎承诺，拼命做事。我期待“金砖国家”在峰会结束时发表令人惊喜的公报。这5个国家在一起可以做很多事情，如共同发起抵抗耐药性的斗争，最近一些年，各国抗药性感染的严重性上升。如果对抗生素耐药性的扩散不加遏制，许多感染性疾病就会再度变得无药可治。

环球时报：这些年，您还对哪些新兴经济体感兴趣？

奥尼尔：在创造“金砖四国”概念后，有人问我其中为什么不是墨西哥、土耳其或某个非洲国家？为此我和高盛的同事写过另一篇论文，着眼于除“金砖国家”之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将这些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称为“新钻11国”，是想把这些国家按足球队(强弱)那样进行类比。“金砖国家”属第一梯队，“新钻11国”是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国家”的第二梯队，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尼、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在“新钻11国”中，印尼、越南、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的增长非常值得关注。我最近在越南考察时发现，现在的越南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国家，人口接近一亿，年增长率7%。

在“新钻11国”后，我写了另一篇报告，指出任何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之外的经济体，只要其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球的1%或以上，就可以被认定为一个增长的经济体。这样除了“金砖四国”，还有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

在这篇报告发表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称，“奥尼尔允许其他国家进入金砖国家名单”，而一位韩国记者则将下述4个国家总结为“迷雾四国(MIST，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而在我离开高盛之后，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不如用尼日利亚替代韩国，这便是“薄荷四国(MINT，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土耳其)”的来历。

改革开放：

极不寻常不可思议

环球时报：离开高盛后，您主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哪些领域？

奥尼尔：很多方面。首先，中国正重新平衡经济增长，增加消费和服务业的比重，这对中国而言是头号挑战，对世界而言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非常愚蠢，因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故事便是中国消费者的崛起，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包括特朗普先生他自己，但是他过分执泥于过去。

（资料图）

第二，对环境和污染的控制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特别是对中国的城市发展来说。

第三，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如何让“金砖国家”变得更重要？如何让它们在G20内部变得更重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和中国有关。事实上，加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后，我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大这家全球智库对中国的研究比重。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你将无法处理任何全球性的问题。

第四个领域是“一带一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中国需要发展一些更强大的“软技能”来推广中国，让更多的人看到“一带一路”和全球贸易的好处。目前有的沿线国家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人的项目，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甚至有些国家将国内政治斗争与“一带一路”合作挂钩。如果中国想要在“一带一路”上获得真正成功，必须让印度这样的国家积极参与进来。我最近在一些有很多中国学者出席的会议上提议，不如让印度谈谈他们对“一带一路”的期待，这样可以让印度人参与进来。我希望“一带一路”的发展不会放慢节奏，毕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所有欠发达国家与欧洲联系起来，这对全球的发展都非常有利。

第五，回到中国国内问题上，我认为户口是当下中国国内最大的挑战。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已有约20%的人收入和英国人类似，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然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还有很多流动人口，他们还不能完全分享城市发展的好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事实上很多政策制定者对此都很了解，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户口已不那么重要。因此，户口很可能在未来20年里有所松动，甚至变得不再重要。

环球时报：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您又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奥尼尔：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0年，此后20年里，我每年至少去两次中国，只是最近几年次数相对少了，但我还会常去，因为中国变化实在太大。我第一次去北京时，北京二环路还没有全线封闭通车，但现在已经有七环。如今中产阶级崛起，中国人拥有了可观的财富。这一切发生在过去二三十年，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所知的最不寻常的变革速度，这太不可思议了。

（资料图）

中英关系：

非常重要保持乐观

环球时报：2015年5月，您出任英国财政部商务大臣时，为“强化新时代下中英关系”以及吸引新兴经济体投资做了很多努力。您接触的英国民众和地方政府，到底对中国投资英国核电厂、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持什么立场？

奥尼尔：英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分三种：首先，很多英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他们从未去过那里;其次，在英国特别是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一般都会有华人社区，一些思想开明的人为英国能吸引其他国家的资本和人力感到自豪;而第三个群体则是保守派，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共产主义国家，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因此排斥中国的投资。

英国人对中国有着一系列不同的观点，这是我作为财政部商务大臣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当时我是前首相卡梅伦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团队的成员之一，他们非常渴望发展英中关系。奥斯本曾专门体验中国高铁。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景，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地方，因此英国与中国建立更好的联系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对英国的北方地区来说。我本人来自曼彻斯特，参与过英国北部振兴计划，而且我还有“金砖之父”的头衔。然而卡梅伦和奥斯本卸任后，北部振兴计划即使仍是政府主要优先事项，但是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了。幸运的是，特雷莎·梅首相周围的人不断建议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她的观念也有所转变。

环球时报：您2016年因不满新政府最初对待中方投资的态度而辞职，现在出任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经历这些变化后，您还看好中英关系吗？

奥尼尔：是的，我对英中关系保持乐观，部分原因是我知道中国政策制定者非常感谢英国是最早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今年4月，我当选英国顶级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并于本月开始正式履新。作为英国一个重要智库的主席，我想帮助更多英国人了解中国对英国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英国“脱欧”之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英国脱欧：

化危为机保住优势

环球时报：提到“脱欧”问题，您如何看待最近英国内阁的变动？

奥尼尔：我很高兴，因为自公投以来我们就面临这种潜在的紧张局势，在某个时间点，首相将不得不作出决定。在公布“脱欧”方案前，首相知道一些“硬脱欧”派会离开，所以我们经历了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对此，我并不担心，我认为这很好。如果你看看外汇市场的表现——英镑并没有怎么震荡，这告诉我市场上理性声音占主导，他们的看法和我一样。英国媒体热衷于谈论“内阁混乱”，并称首相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因为英国很多报纸的拥有者是“脱欧派”，他们这样做就是给首相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软脱欧”越来越成为可能。

环球时报：中国人关心英国“脱欧”的部分原因是，“英国是欧盟唯一一个公开表示毫无条件支持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您怎么看“脱欧”后的英国？

奥尼尔：是的，我能理解，“脱欧”是全球投资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实际上，“脱欧”并不是关乎英国未来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未来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生产力、教育和技能，这也就是北部振兴计划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无论是否留在欧盟，都将更为强大。我常对“留欧”阵营的朋友说，我们已在欧盟待了这么多年，但我们的生产力表现却在不断恶化，所以欧盟并不那么好。当然，英国留在欧盟内是好事。金融界有一句名言：永远不要让危机浪费掉。当某种危机不可避免，如何应对危机才是衡量决策者能力强弱的关键。我们有“脱欧”危机，我的观点是不要让它只是成为一场危机，而是要做一些对提升教育、技能和生产力有益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英国人变得快乐。如果我们再次公投，人们的答案会很不一样。

环球时报：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很多人担心伦敦能否保住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您的观点呢？

奥尼尔：我曾开玩笑说，如果纽约的时区往前调5个小时，这才是伦敦金融城面临的最大威胁。伦敦金融城的巨大优势在于：位于世界时区的中心、英语和法治。在伦敦的工作日，整个上午能看到上海、香港、北京的市场，下午能看到新德里、孟买、莫斯科、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的市场。这对全球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来说就是巨大优势。“脱欧”对伦敦金融城来说不是件好事，但得益于时区、法治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金融服务业仍将在这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