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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西周金文记载的庙制和礼制的若干问题研究》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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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记载的庙制和礼制的若干问题研究1
一．用牲问题
①牺牲
在西周祭祀活动中，选用牺牲是件大事。在《礼记·祭义》中明确提出了“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齐戒沐浴而躬朝之。牺辁祭牝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所以，在《周礼·司门》中专有负责“祭祀之牛牲”的官吏。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说：
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则使宠人系而养之。若天地宗庙系于牢，芻之三月。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作为牺牲来使用的。其中，进行告朔活动时使用的是羊。见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中的注解：
天子以朔听政班于诸侯，诸侯受而纳之弥庙，告朔以羊。
在《论语·八佾》中出现了对用羊告朔的记录：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说文解字》中对“献”字的解说为：
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以献之。
看来，看守宗庙需要犬，而且还有专名“羹献”。但是，“犬肥以献之”则又说明了犬也具有作为牺牲用作祭品的功能。
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多次看到用牲的记载，如：《令尊》：“明公用牲于京宫”。《令尊》：“乙酉用牲于康宫”。《令尊》：“咸既用牲于王”。《令彝》：“明公用牲于京宫”。《令彝》：“乙酉用牲于康宫”。《令彝》：“咸既用牲于王”。《小盂鼎》：“用牲”。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二）》一文中说：
《说文》：“牲，牛完全”。用牲是用全牛。《召诰》：“用牲于郊，牛二”。《春秋·文十五》：“用牲于社”。《春秋·庄廿五》：“用牲于社于门”。《春秋》用牲于社，乃由于日食。其义为衅社除灾。《召诰》记三月庚戌日庶殷攻位于洛汭，五日甲寅而位成，又三日丁巳而用牲于郊，其义为奠基。（P90）
但是，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用牲之外还有使用鱼类进行祭祀活动的现象存在。当然，只是金文中使用牛为牺牲是最普遍的。用于祭祀活动的牺牲，祭祀之后是可以食用的。见《论语·乡党》中的记载：
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因此，在孔子时代还存在着食用宗庙祭祀用品的现象。
②禁忌
在宗庙祭祀活动中存在着一些禁忌。其中，祭祀中鸟兽之肉不能作为牺牲是禁忌之一。见《左传·隐公五年》中的记载：
鸟兽之肉不登于俎。
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此的解释是：
俎，祭宗庙器。
再有就是对“天疾”的禁忌。见《春秋谷梁传·昭公二十年》：
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庙。
看来。对生来具有疾病之人的禁忌是一种常见现象。尪，就是被用来作为祭祀求雨的具有“天疾”者之一种。这或许是受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所说的“接触律”的制约吧。
③荐鲔
在宗庙祭祀用品中使用鱼是一种特例。它不是普通的鱼，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使用的一种特殊的鱼。见《周礼·渔人》中有所谓“春献王鲔”一语。郑玄在《周礼注》一书中的解说是：
王鲔，鲔之大者。《月令·季春》：“荐鲔于寝庙”。
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为此解释为：
季春三月，春鲔新来。言“王鲔”者，鲔之大者。云“献”者，献于庙之寝。故《郑注》以《月令》云“荐鲔于宗庙”。取鱼之法，岁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獭祭雨”，此时得取矣。一也。《季春》云：“荐鲔于寝庙”，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案《鳖人》云：“秋献龟鱼”。三也。《王制》云：“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与《孝经纬·援神契》云“阴用事，木叶落，獭祭鱼”同时是十月取鱼。五也。是一岁三时五取鱼，唯夏不取。
以鲔为祭品，显然和它按时而至有关。即《大戴礼·夏小正》中所说的“鲔者，鱼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时”。以此象征死亡的祖先之灵也会按时如此鱼一样，返回人间。而且，这种鱼还可以化作龙。见《淮南子》高诱《注》：“鲔，大鱼，长丈余。仲春二月，从河而上，得过龙门，便为龙”。
二、用舞人数问题
在西周金文所记载的铭文中，进行宗庙祭祀活动时常常要有“象舞”一项仪式。见《匡卣》铭文中的记载：“王才射庐乍象舞”。至少在这里我们已经得知了象舞的最初诞生地是射庐。而射庐又是周天子举行宗庙祭祀活动前行射礼之场所。具体论述也可以参见前面对宣榭宫由来的考证一节内容。
象舞命名的由来，我以为是指模仿大象动作和形象的一种舞蹈。在射庐中行象舞的记载为古籍所未见，可见周礼内容的繁琐和复杂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之外。而今本《周礼》中记录有时居然不能全部穷尽西周礼制的诸多方面。
在象舞之外，还有所谓的“干舞”，见《博古图》卷十·十一中对“孙持干”一件铜器铭文的解释：
按《周官·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既舞则受之，宾飨亦如之。然则祭于庙，用于宾，设于飨，礼莫不皆有干舞焉。盖干，武舞也。有是功斯有是舞以称之，非是则君子不取。
象舞和干舞，看来是属于武舞。可能舞的本意就是为了耀武扬威和祭祀活动吧。
在古籍中，我们知道宗庙祭祀活动是要举行舞蹈的。根据《左传·隐公五年》的记载：
九月，考仲子之宫……始用六。
“始用六”之说，历来被学者们解释为使用六六三十六人的六佾舞蹈。而《论语》中又
有“八佾舞于庭”的记载，这被孔子视为僭越行为的八佾舞蹈居然出现在诸侯的宫庭中，而它是西周天子才能使用的仪式。看来，在《左传》中，六佾舞蹈被用来宗庙祭祀，而根据《论语》的记载，八佾舞蹈则又成了西周王室日常生活的仪式，并且可以被诸侯拿来非法使用。
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在宗庙祭祀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西周王室要进行固定的舞蹈仪式。
三、盟约和宗庙用器：
在两周金文中，经常可以看到诸侯之间举行盟誓时要以宗庙器物作为抵押品。这些作为抵押品的青铜器，一般可以有庙钟和乐器两大类。如下：
①庙钟
如，《左传·成公十年》中记载了郑子罕把郑国宗庙中的大钟作为礼物抵押品，以求与晋国的和解：
五月，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泽，子驷为质。
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此的解释是：
郑襄公之庙钟。
在郑与别国的盟誓问题上，郑国使用了庙钟和人质二者。看来，这说明了这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②宗器·乐器
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齐人以宗器赂晋之事：
会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齐人以庄公说……赂晋侯以宗器、乐器。
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宗器”的解释是：
祭祀之器、宗庙礼乐之器。
在某种意义上，前者的庙钟之类也应该是属于宗器的内容。这其实是前者的盟约用庙钟问题的延续。
③用鼎
再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记载了徐人以甲父之鼎赂齐之事：
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
可见当时在盟约问题上是以鼎为先的。在《襄公十九年》却出现了“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的现象。因为是例外，所以被记录下来。
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中还提出了下列观点：
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赐之。
此说显然不是西周时代的产物。当时儒家的孝道观念并不是如此发达。何休之论只是后代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的产物。以事实来验证，记录在当时的赐鼎现象的金文中，有：〈史兽鼎》：“易豕鼎一”。《蝇鼎》：“易鼎二”。《繁卣》：“易宗彝”。等等，在当时记录的赐鼎行为并不是如此发达和多见，这和当时铸造青铜技术和铜的大量使用与来源是有直接关系的。为此，黄然伟先生在《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一书中总结说：
周代所赐之彝器，据有数字之记录，除磬之外，钟鼎爵诸器皆赐一，此盖磬为玉石，来源较易，而钟鼎爵等器类，要经铸作，成器不易，且又为宗庙祭器，数量不滥。（P196）
用鼎制度的发展，便通向了西周初期列鼎制度的形成。如，在陕西宝鸡茹家庄 国墓地就发掘出了以列鼎形式出现的青铜鼎。而在同一墓地出土的器物大致相当于西周初期昭穆时代前后。青铜鼎的大量使用，反映了当时列鼎制度的出现和稳定发展，也是西周初期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制化的真实佐证。
一．用牲问题
①牺牲
在西周祭祀活动中，选用牺牲是件大事。在《礼记·祭义》中明确提出了“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齐戒沐浴而躬朝之。牺辁祭牝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所以，在《周礼·司门》中专有负责“祭祀之牛牲”的官吏。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说：
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则使宠人系而养之。若天地宗庙系于牢，芻之三月。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作为牺牲来使用的。其中，进行告朔活动时使用的是羊。见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中的注解：
天子以朔听政班于诸侯，诸侯受而纳之弥庙，告朔以羊。
在《论语·八佾》中出现了对用羊告朔的记录：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说文解字》中对“献”字的解说为：
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以献之。
看来，看守宗庙需要犬，而且还有专名“羹献”。但是，“犬肥以献之”则又说明了犬也具有作为牺牲用作祭品的功能。
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多次看到用牲的记载，如：《令尊》：“明公用牲于京宫”。《令尊》：“乙酉用牲于康宫”。《令尊》：“咸既用牲于王”。《令彝》：“明公用牲于京宫”。《令彝》：“乙酉用牲于康宫”。《令彝》：“咸既用牲于王”。《小盂鼎》：“用牲”。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二）》一文中说：
《说文》：“牲，牛完全”。用牲是用全牛。《召诰》：“用牲于郊，牛二”。《春秋·文十五》：“用牲于社”。《春秋·庄廿五》：“用牲于社于门”。《春秋》用牲于社，乃由于日食。其义为衅社除灾。《召诰》记三月庚戌日庶殷攻位于洛汭，五日甲寅而位成，又三日丁巳而用牲于郊，其义为奠基。（P90）
但是，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用牲之外还有使用鱼类进行祭祀活动的现象存在。当然，只是金文中使用牛为牺牲是最普遍的。用于祭祀活动的牺牲，祭祀之后是可以食用的。见《论语·乡党》中的记载：
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因此，在孔子时代还存在着食用宗庙祭祀用品的现象。
②禁忌
在宗庙祭祀活动中存在着一些禁忌。其中，祭祀中鸟兽之肉不能作为牺牲是禁忌之一。见《左传·隐公五年》中的记载：
鸟兽之肉不登于俎。
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此的解释是：
俎，祭宗庙器。
再有就是对“天疾”的禁忌。见《春秋谷梁传·昭公二十年》：
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庙。
看来。对生来具有疾病之人的禁忌是一种常见现象。尪，就是被用来作为祭祀求雨的具有“天疾”者之一种。这或许是受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所说的“接触律”的制约吧。
③荐鲔
在宗庙祭祀用品中使用鱼是一种特例。它不是普通的鱼，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使用的一种特殊的鱼。见《周礼·渔人》中有所谓“春献王鲔”一语。郑玄在《周礼注》一书中的解说是：
王鲔，鲔之大者。《月令·季春》：“荐鲔于寝庙”。
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为此解释为：
季春三月，春鲔新来。言“王鲔”者，鲔之大者。云“献”者，献于庙之寝。故《郑注》以《月令》云“荐鲔于宗庙”。取鱼之法，岁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獭祭雨”，此时得取矣。一也。《季春》云：“荐鲔于寝庙”，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案《鳖人》云：“秋献龟鱼”。三也。《王制》云：“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与《孝经纬·援神契》云“阴用事，木叶落，獭祭鱼”同时是十月取鱼。五也。是一岁三时五取鱼，唯夏不取。
以鲔为祭品，显然和它按时而至有关。即《大戴礼·夏小正》中所说的“鲔者，鱼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时”。以此象征死亡的祖先之灵也会按时如此鱼一样，返回人间。而且，这种鱼还可以化作龙。见《淮南子》高诱《注》：“鲔，大鱼，长丈余。仲春二月，从河而上，得过龙门，便为龙”。
二、用舞人数问题
在西周金文所记载的铭文中，进行宗庙祭祀活动时常常要有“象舞”一项仪式。见《匡卣》铭文中的记载：“王才射庐乍象舞”。至少在这里我们已经得知了象舞的最初诞生地是射庐。而射庐又是周天子举行宗庙祭祀活动前行射礼之场所。具体论述也可以参见前面对宣榭宫由来的考证一节内容。
象舞命名的由来，我以为是指模仿大象动作和形象的一种舞蹈。在射庐中行象舞的记载为古籍所未见，可见周礼内容的繁琐和复杂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之外。而今本《周礼》中记录有时居然不能全部穷尽西周礼制的诸多方面。
在象舞之外，还有所谓的“干舞”，见《博古图》卷十·十一中对“孙持干”一件铜器铭文的解释：
按《周官·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既舞则受之，宾飨亦如之。然则祭于庙，用于宾，设于飨，礼莫不皆有干舞焉。盖干，武舞也。有是功斯有是舞以称之，非是则君子不取。
象舞和干舞，看来是属于武舞。可能舞的本意就是为了耀武扬威和祭祀活动吧。
在古籍中，我们知道宗庙祭祀活动是要举行舞蹈的。根据《左传·隐公五年》的记载：
九月，考仲子之宫……始用六。
“始用六”之说，历来被学者们解释为使用六六三十六人的六佾舞蹈。而《论语》中又
有“八佾舞于庭”的记载，这被孔子视为僭越行为的八佾舞蹈居然出现在诸侯的宫庭中，而它是西周天子才能使用的仪式。看来，在《左传》中，六佾舞蹈被用来宗庙祭祀，而根据《论语》的记载，八佾舞蹈则又成了西周王室日常生活的仪式，并且可以被诸侯拿来非法使用。
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在宗庙祭祀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西周王室要进行固定的舞蹈仪式。
三、盟约和宗庙用器：
在两周金文中，经常可以看到诸侯之间举行盟誓时要以宗庙器物作为抵押品。这些作为抵押品的青铜器，一般可以有庙钟和乐器两大类。如下：
①庙钟
如，《左传·成公十年》中记载了郑子罕把郑国宗庙中的大钟作为礼物抵押品，以求与晋国的和解：
五月，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泽，子驷为质。
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此的解释是：
郑襄公之庙钟。
在郑与别国的盟誓问题上，郑国使用了庙钟和人质二者。看来，这说明了这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②宗器·乐器
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齐人以宗器赂晋之事：
会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齐人以庄公说……赂晋侯以宗器、乐器。
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宗器”的解释是：
祭祀之器、宗庙礼乐之器。
在某种意义上，前者的庙钟之类也应该是属于宗器的内容。这其实是前者的盟约用庙钟问题的延续。
③用鼎
再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记载了徐人以甲父之鼎赂齐之事：
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
可见当时在盟约问题上是以鼎为先的。在《襄公十九年》却出现了“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的现象。因为是例外，所以被记录下来。
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中还提出了下列观点：
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赐之。
此说显然不是西周时代的产物。当时儒家的孝道观念并不是如此发达。何休之论只是后代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的产物。以事实来验证，记录在当时的赐鼎现象的金文中，有：〈史兽鼎》：“易豕鼎一”。《蝇鼎》：“易鼎二”。《繁卣》：“易宗彝”。等等，在当时记录的赐鼎行为并不是如此发达和多见，这和当时铸造青铜技术和铜的大量使用与来源是有直接关系的。为此，黄然伟先生在《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一书中总结说：
周代所赐之彝器，据有数字之记录，除磬之外，钟鼎爵诸器皆赐一，此盖磬为玉石，来源较易，而钟鼎爵等器类，要经铸作，成器不易，且又为宗庙祭器，数量不滥。（P196）
用鼎制度的发展，便通向了西周初期列鼎制度的形成。如，在陕西宝鸡茹家庄 国墓地就发掘出了以列鼎形式出现的青铜鼎。而在同一墓地出土的器物大致相当于西周初期昭穆时代前后。青铜鼎的大量使用，反映了当时列鼎制度的出现和稳定发展，也是西周初期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制化的真实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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