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们所读到的中、日、美、法四国学者的有关陈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思想研究的论著来说，日本学者代表作如池田温先生的《陈寅恪先生与日本》一文、美国学者代表作如C.H.Wang先生的《Ch′en Yin-K′o Approaches to Poetry：A Historians Progress》一文、法国学者代表作如Paul Demicville先生的《Necrologie:Tchen Yin-Ko(1890-1969)》一文，不论在对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阐述上，还是在对陈寅恪先生生平的解释说明上，我认为都无法和以下三部中文专著和一篇中文专论的学术水准相提并论，即：1970年由台湾传记出版社编集的《谈陈寅恪》、1979年出版的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事辑编年》、1984年出版的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笺证》、1991年发表的傅璇琮先生的《陈寅恪先生文化心态与学术品位的考察》。 
没有前三部专著，对陈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思想成立史的研究简直就无从着手。实际上，这三部专著是研究此问题的学者们案头必备之作。就单篇论文而言，傅璇琮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精湛研究，迄今尚未有第二篇论文能望其项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局面尚未改变。 
然而，由于至今尚未有一部完整而准确地反映陈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思想成立史的专题著作，造成了很多误解和讹传流传在国内外陈寅恪先生研究学者和文史学界中。比如，金应熙先生在《陈寅恪》一文中称： 
他是于1902年随长兄衡恪去日本的，在东京的巢鸭弘文学院就读。 
而实际上，弘文学院的巢鸭分院是在1904年才成立的，陈寅恪先生1902年首次来日时是在弘文学院的本校，即位于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号的弘文学院就读的，而且是这所1902年元月才成立的学院的首批学生。 
又如，胡守为先生在《陈寅恪传略》一文中： 
他的行动已受到日军的注意，要返回内地已不容易，后来他装扮成塾馆先生，才秘密离开香港，当时澳门尚未为日军所占领，他带领全家先到澳门，后转经广州湾。 
此说亦完全不符合事实。 
1941年12月25日开始，从香港到澳门的航线已被日军封锁，根本无船到澳门。1942年1月开始，香港岛上内地难民太多，日军已无法维持他们的起码的生活需要，就开始了所谓的遣返内地难民返回内地的“集团归乡运动”。并开放了从香港到澳门的航线，为陈寅恪先生一家返回内地找到了机会。而且，陈寅恪先生一家返国并不是“带领全家先到澳门，再转经广州湾”的，1995年9月26日陈寅恪先生长女陈流球女士在致笔者刘正的来信中证明说：“我家1942年春离香港直接往广州湾，未走澳门。” 
可见胡守为先生之说不确。至于所谓“装扮成塾馆先生”等细节更是不实之说了。 
再如，陈哲三先生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自称是引述其师，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征的原话：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他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此说常常被文史学界、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者们所津津乐道。然而，有几点不实予以订正如下：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不在民国十五年，而在民国十四年。 
1925年以前的陈寅恪尚未有“寥寥数百字”论文发表，如上文中说“也没有著作”。何谈“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从来不称陈寅恪为“陈先生”，只是直称其名“寅恪”。 
梁启超和曹云祥一向不和，他们二人很少能有上述谈话的机会。 
查梁启超和曹云祥二人各类存世资料，并无上述内容的记录。 
推荐陈寅恪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的还有吴雨僧先生，吴雨僧先生从未道及此说。 
蓝文征先生本人发表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和其他文章中也不见有此说。 
至今不见有研究院的其它学生发表上述内容的文章，而当时只是陈寅恪普通的学生的蓝文征如何能知道上述内容的谈话？ 
陈寅恪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中也不见有上述说明。 
此事之本末本来正如吴雨僧先生所说的“费尽气力”。作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雨僧先生和教授梁启超先生在国学研究院的会议上共同推荐陈寅恪：吴先生推荐的意义在于他的留学海外经历，使人相信陈寅恪先生的西学水准。梁先生推荐的意义在于他的国学水准和他与旧知识人的关系，使人相信陈寅恪先生的国学功力和家庭背景。吴雨僧先生在美国一见陈寅恪先生就“惊其博学”，他的推荐在情理之中。梁启超和陈寅恪一家三代有来往，如无陈寅恪祖父的大力提拔，梁启超不可能成为时务学堂总教习，他的推荐理所当然。此事之原委大体如此。或有人以为此事只是由吴雨僧推荐，以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是不确实的。陈哲三先生引述的蓝文征先生的话，恐是陈哲三或蓝文征师生的“自我作古”之谈。 
不只如此，陈哲三先生的文章中又“作古”出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博士向陈寅恪先生请教所谓中亚史问题的故事： 
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称我“蓝君”，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但我不好表现出来。当时，和田清跑东北，回来拿了一张中国的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赞叹不绝，大家传观，传到清水博士，他递与我先看，我看过了又交与他，他看了问我意见，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和田以为是弘光，我看是光绪，写地契的人写错了，把绪字的纟旁写成弓，把者写成了厶，如此而已。”白鸟坐在对面不远，听到了，很惊讶，他要我再看看，我业已看过，我不再看。但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明制为贯或缗，它的格式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和田清过来和我握手致谢。白鸟又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此说在学术界流传之广，不是蓝文征、陈哲三师徒所能预想的。很多人最初知道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正是在看了上述故事之后。在学术界和朋友们谈起陈寅恪先生时，大家总要谈起上述故事。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传》一文中也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先生四十四岁。本年，有《复钱稻孙书》，内容为答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询问有关中亚史问题。 
然后，蒋天枢先生又将上述内容引用一遍。并说：“不识当日钱将此信原封给白鸟库吉，还是使白鸟录副而自将原信留起？如能获原手迹，将可存寅恪先生一段重要文献。”一番诚心，感人之至！此故事还被汪荣祖先生引用在他的《史家陈寅恪传》等书中，而后又被他解释成为W. Perceval Yetts解答中国碑文之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故事又是出自蓝文征或陈哲三师生的“作古”，实际上并无此事存在。考证说明如下： 
十大卷《白鸟库吉全集》中关于所谓中亚史问题的论文只有一篇《中亚史上的人种问题》。而该篇论文只是一次学术演讲，文字很短。以当时东洋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实在谈不上有何新意或独见，引用的资料也很一般。类似水准的文章，当时一个东洋史专业的研究生就可以写出来。根本找不到那个使东洋史学祖师爷“可能至死不解”的问题存在。 
既然白鸟库吉博士有勇气向被他称为“蓝君”的人说明此事，而他又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在他的日记中、文章中、书信中记录此事顺理成章。然而在白鸟库吉博士的日记、文章、书信中并无此事的一点记录。不只如此，连所谓奥国、柏林大学的学者回信也没有。蓝文征所说在场人有和田清、而此说的起因又是由和田清而来。笔者向和田清博士的后人二公子和田博德先生和女婿神田信夫先生进行了调查。他们在笔者写出《调查委托书》之后，特地向保存和田清博士日记和来往书信的——神奈川县茅ケ崎市档案馆写了《调查同意书》，但遗憾的是：在和田清博士保存至今的全部日记和来往书信没有对此事的一点说明。 
把“弘光”误写成“光绪”的可能性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弘光”和“光绪”的“光”字前后位置不同，他还不如说是清代“道光”年的东西，至少“光”字的位置是一样的。而“绪”字中的“者”字即使在草书中也不会被写成“厶”。 
以上内容又是出自陈哲三先生之口，而蓝文征先生发表的文章中并无对此事的说明。钱稻孙先生本人也从无此类说明文章发表，钱稻孙先生的女婿，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又曾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刘节先生也无此类说明文章发表。 
在茶饭之余的学术发言上，日本学者以至中国学者并无握手和伸手道谢的习惯。因为口头上的发表观点是一种交流，而不是为人授业、解惑，即使发言人讲得再正确。陈哲三先生文中所引述的蓝文征一发言就引来了日本东洋史学祖师爷白鸟库吉博士和东京大学东洋史主任教授和田清博士的握手和伸手致谢，完全是小说家之流的描写。既使对陈寅恪先生很尊敬的白鸟库吉博士和和田清博士二人，在与陈寅恪先生的来往中也从无向陈先生握手和伸手致谢的现象，因为日本学者在表达尊敬时从来都是鞠躬！而那次的“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应该是指在东洋文库进行的每月一次的东洋史研究谈话会，类似的谈话会至今仍有，但地点是不固定的。 
不难看出，上文的中心内容要表达的并不是日本学者如何尊敬陈寅恪先生，而蓝文征先生如何教训了一次称他为“蓝君”而不是“蓝教授”或“蓝先生”的白鸟库吉博士，以此化解了一下他的“心里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蓝文征先生误解了白鸟库吉博士的用意了。按照日本的习惯：白鸟库吉博士对作为自己的学生和晚辈的和田清博士、以及和田清博士的学生和下属、被和田清博士约请来的访问学者只能称“某某君”，并无一点不敬之意。只有被白鸟库吉博士自己约请来的访问学者，他才有可能称其为“某某先生”。蓝文征先生更误解了日本的称谓习惯：在日本对一切从事教学工作的人一律称“先生”——不管“先生”的职称是教授还是讲师。因此，“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之说是以中国的“先生”和“教授”的区别来理解日本的“先生”一词的内涵才出现的误解。 
蓝文征先生1927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一年，1933年来日，此间并无任职东北大学教授的记录，何谈“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 
当时任职东洋文库的历史学者石田幹之助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事。东洋文库研究部长榎一雄先生证明当时并无白鸟库吉博士和钱稻孙先生住为邻居的现象。（此条证据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温博士向笔者提示的，池田先生并以《陈寅恪先生与日本》一文见赠，在此向池田先生致以谢意。） 
基于以上理由，可基本断定此说是蓝文征先生或陈哲三先生的“作古”，并无其事存在。 
正因为缺少一部完整而准确地反映陈寅恪先生一生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成立史的专题著作，造成种种不实之词和讹传的流行。比如，很多研究论著谈到陈氏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成立史时，都只说他在海外留学十几年就一笔带过，一讲到具体的生平及思想细节问题就付之阙如了——史料不足、见证人太少之故也。于是，误解和独断代替了研究考证。最为典型者，如举美籍华裔学者汪荣祖先生的《史家陈寅恪传》(初版)为例来说明： 
壬寅一九零二年的秋天，江南派送留日学生一百二十人，寅恪及其兄亦在其中。十月二十七日这天，三立特送二儿登舟，送至吴淞口才回。 
此说之根据是陈三立的《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时派送泰西留学生四十人亦联舟并发，怅望有作》一诗。 
这是关于陈寅恪先生早期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成立史研究中出现的不小的误差。 
现订正如下： 
陈三立此诗实作于1904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七日，而非1902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七日。 
②陈寅恪先生1902年留日是和衡恪一起来的。在《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就有陈衡恪的名字和来日时间“陈衡恪，江西义宁，光绪二十八年。”陈寅恪先生的《乙酉冬卧病英伦医院》一诗中序也说：“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 而陈寅恪先生1904年的第二次留日是和隆恪一起来的。又见《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人员名录》中：“陈隆恪，江西义宁，光绪三十年。”陈三立的《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至吴淞而别》一诗中也明确说明此事。 
③1902年的来日是在春季。1904年的来日是在冬季。 
实际上，陈寅恪先生1904年的第二次来日，对他一生的治学方向和接受东方治学方法以及“较为严格的西洋史学训练”，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案：陈寅恪先生早在1897年就开始向留日回国者学习日语。1902年的那次来日，更使他的日语水准提高到与同年岁的日本人不相上下的水平。而1904年的第二次来日，又是就学在同样的学校，并在同样的日本先生指导下学同样的教科书，不具有学习日本语言和接受日式教育的实际意义。因此，他开始了对日本东洋史和佛教著作的研读。当时正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创立时期，那珂通世博士的《支那通史》、儿岛献吉郎博士的《东洋史纲》、市村瓒次郎博士的《东洋史要》、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等名著，给日本文史学界、青年学生们带来了极重大的影响和指导。上述各书在街上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当时年青的内藤湖南博士和箭内亘博士又发表了很多研究晚清史和蒙古史的论文，成为东洋史学科的研究内容之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青年和留日中国学生们，很自然地被引到了对东洋史学的学习上。陈寅恪先生此时的读书内容，到了以后他在大学任教时才反映出来，见已故哈佛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的学生杨联陞先生写的《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中引用陈先生的话： 
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东京帝大一派，西学较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这里，他对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两派东洋史学者的对比，是对这一时期（1886年至1926年之间）日本东洋史学现状的准确评论。这四十年正是日本东洋史学创立时期。上述“东京帝大一派，西学较佳”，特别是指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对东京帝大东洋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1886年，作为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代表之一的Ludwig Riess博士出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新开创的史学系（后来的东洋史、国史、西洋史的共同前身）主任教授，直到他1902年回德为止。在他任教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他把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和史学理论传给了白鸟库吉等日本东洋史学的先驱们，使得白鸟库吉、那珂通世、内藤湖南等人共同完成了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和史学理论与中国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和史学理论的统一，遂产生了日本东洋史学体系。 
陈寅恪先生的上述对日本东洋史学现状的评论和他后来的留德学习，正是他第二次来日产生的结果。而且，陈寅恪从此一直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发展。他和不少汉学家（如石田幹之助、石滨纯太郎等人）保持着友好往来。笔者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中就亲眼看到了陈寅恪亲笔题赠石滨教授的著作初版。 
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中猜测说：“陈先生在德国留学很久……他在文献考证方面可能受到兰克（Ranke）一派史学的影响。”既无实证，又弄错了年代。从上述考证中可知，陈寅恪先生接受“较为严格的现代西洋史学训练”，是开始于1904年的第二次留日时期。只有弄清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何以后陈氏在隋唐史、蒙古史、佛经翻译学上倾注了多半生的心血。这三科正是日、德、法汉学家们的研究重点所在。他之所以在美、德、法等地留学时专以古文字学为主要选修科目，也正是为以后熟练地运用二十几种语言及各自语言中的史料研究上述三科，打下了无人能及的学术研究基础。 
又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当他听到陈寅恪先生在1959年10月1日在家宅门上贴出“六亿人民齐跃进，十年国庆共欢腾”之联后，却敏感地以为是陈寅恪先生用歇后体所写，并解释说陈寅恪先生用此联要表达的是：六亿人民齐跃进火坑或地狱，十年国庆只有共产党欢腾。 
我在此反驳如下： 
①此联当时在中国东西南北到处都是，并非陈寅恪先生独创。 
②陈寅恪先生的诗文和对联中的针贬现实和对现实的文化批判都是在“兴、观、群、怨”四字范围内使用的，将“六亿人民齐跃进，十年国庆共欢腾”解释成六亿人民齐跃进火坑或地狱，十年国庆只有共产党欢腾，是不符合“兴、观、群、怨”的作诗传统的。 
③陈寅恪先生并不是个善使歇后体来表达感情的阴谋老辣之人。他在文章中说明歇后体这一写作方法和他本人使用此方法是两回事。 
④同时期，陈夫人——余英时先生所谓的使陈寅恪先生保全晚节之人，却有不少歌颂现实的作品，见《陈寅恪诗集》的附录。对此，余先生又要如何解释？ 
再如，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中又说： 
《论韩愈》尤其值得重视，这是发表在有代表性的官方期刊上面的文字，其中自然含有深意。这篇文章是和《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同一年写成的。后者既有所指，前者也不会是无的放矢……也都是反映世变的敏感文字。《论韩愈》一文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是陈先生个人的“中国文化宣言”。 
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中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时有点过于敏感。如果有所谓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宣言的话，他的宣言只能是他所说的“吾国近年之学术……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而不是这篇《论韩愈》。 
即使为海外所热衷的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研究上，有不少学者也只以道听途说就发表了很不负责的文章。比如，壶公先生的《陈寅恪先生之死》一文，发表于1970年1月26日、27日两天的《中央日报》上，在海外颇盛传一时，又收入《谈陈寅恪》一书中，至今在研究陈寅恪先生晚年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时也常常被人引用。 
现引述该文一段内容来考证其可信度和真实度有多少： 
如三年前，我曾见到偷运出来的广州红卫兵某战报，在攻击陶铸的一段文字中，就曾涉及到陈氏，大意说“……像中大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简直是革命阵营中一枝大毒草，陶铸却偏偏要格外照顾他，优待他……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去照顾一个反动文人，他究竟安的什么心？” 
现在将所谓的“偷运出来的广州红卫兵某战报”原文引用如下，请大家把这两种史料加以比较，判断一下壶公的上文的可信度和真实度： 
陶铸在广东工作长期以来，经常与民主人士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交道，他不是去教育、分化和改造他们，而是讨好他们，每年总要以他的名义给这些人送厚礼，而且经常接见这些人，并带他们到最高级的地方游览。在陶铸眼里，好象没有这些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会成功一样，他给一个反动的学者陈寅恪配了三个护士，群众有意见，他反驳说：“假如你们有他的本领，我照样也给你配三个护士。”真是何其毒矣！ 
当然，陈寅恪先生对现实的文化批判使他写出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等论著，他也写了大量的古体诗来表达他的“兴、观、群、怨”，他是五六十年代中各类运动的受害者，而这种现象正是一个传统知识人在疯狂岁月里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在否定“文革”和极左运动、肯定陈先生的学术成就、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今天，对陈寅恪先生一生遭遇之理解过于敏感（以为陈寅恪先生诗文皆别有所指）、过于天真（以为陈寅恪先生平安度过晚年），在研究陈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思想时，不负责的结论和推论，在很多论著中随处可见。只有对陈寅恪生平和学术思想成立史有了一定研究之后，才可能真正把握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 

本文特别说明： 
本文撰写于1995年，发表于1996年，至今已经间隔了十几年了。随着我对陈寅恪研究的进展，此文中对余英时和汪荣祖二先生的一些反驳，并不十分到位，甚至是错误的，显然需要修正。而且针对《陈寅恪先生年谱研究序说》一文，我也接到了两位先生的探讨相关问题的来函，甚至是批评。这里只是出于保存历史事实的需要，原文照录。特别说明如上。 
其中，余英时老师的几封来信，他明确表示只写给我本人，不希望我公布。我只得从命。如果以后编辑《余英时全集•书信编》或《京都静源论学书札》时，我一定在得到他老人家同意的基础上再公开这些信。 
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将拙文转寄给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再由高明士教授转寄给当时在美国的汪荣祖教授。他阅读了此文后，1995年9月20日特别致信给我，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商榷。 
刘正先生惠鉴： 
台大高明士教授转来大作《陈寅恪先生年谱研究序说》一文，于拙著《史家陈寅恪传》颇有非议与嘲讽，谨复于后，或可供参考一二： 
一、陈氏少年时二次留日，1981年于沪上会见蒋秉南先生时即已知之，并早于1984年版拙著增补，谨将该页影本附上一阅。蒋氏事辑编年问世之后，此一事实早已大白于世，何劳再事考证？大文未加细察，遽作攻击之口实，更引伸为嘲讽之词，岂贤者所欲为之耶？ 
二、博士学位为严格之学术训练，可令下智成中智之才，中智成上智之才，上智成学术权威，开宗立派，此乃客观事实。而大文断章取义，不顾上下文中“有学位的人非尽有学问”一语，将在下与大师亡比，不仅节外生枝，比拟不伦，而且语含轻蔑，实为典型之人身攻击矣。而此一攻击，早已有人为之，其心态无非“你算老几，敢批评陈寅恪！”如此而已，愿君三思。 
三、拙著最后二章，分别为《废残难豹隐》、《帝国之民共产之鬼》，即时不细阅内容，就题目可知其晚年之不平安，何来大文所谓“以为陈寅恪先生平安渡晚年”之诘难？更以“过于天真”相讥，岂非过于草率而“不负责任”乎？ 
四、拙著初稿于1974年。虽当时资料极少，大陆又不通问，因闻大师云亡，遂写成15万字小册，以为纪念。1981年访问祖国八个月，得与陈氏学生、家属访谈，并获得不少资料。1984年台北版已增补一倍以上，1992年江西百花洲欲将该书收入国学大师丛书，又作若干增补修正，然《寒柳堂记梦》，仅存残篇。诗集未全出，终未敢自以为是。西方学界论学往往针锋相对，不稍假借，然必就具体事实辨难，绝不肯作概括性之贬语，更不屑作人身攻击，可谓吾辈借镜，未悉以为然否？ 
五、当今工商是尚，国学式微，先生勤劬若是，虽然气盛，出口无忌，亦属可喜。愿30万言之无讹大著，早日问世，以嘉惠学子。书出之日，若惠赠一册，以先睹为快，则感甚幸甚！ 
顺祝 
汪荣祖谨启 
1995年9月20日 

于是，我在阅读来信后，立刻回复一封信如下： 
尊敬的汪老： 
惊接来信，十分欣喜！ 
您信中指教，晚学牢记在心。晚学在日所见先生之书，只有初版，真的不知道先生已经增补多次，足见先生学术之严谨。也倍感您对后学的宽厚和奖掖之情！ 
继续修改和撰述年谱，一旦有所得，必先向先生请益。 
敬祝 
身体健康！ 
晚学 刘正 1995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