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代的图像文字到汉代的图画之间不存在任何传统的证据学上关系，如音训、字训、转注、假借等等。但是，从图像演绎考证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殷代图像铭文是汉代画像砖中蚩尤形象的直接源头。著录在《三代吉金文存》卷二第9页拓片的青铜鼎的准确称呼应该就是《亚蚩鼎》。 
从文献学上看，这一最基本特征就是：《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中的记载：“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因此，“八肱八趾疏首”成为判断蚩尤图像与否的首要特点。所谓“八肱”，肱，《说文解字》中为：“肘臂节也”。“八肱”又可写作“八纮”，它的引伸义是指四方和四隅，《淮南子》中有“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纮”之说。因此，“八肱八趾疏首”中的“八肱”是指指向四方和四隅的八条手臂。所谓“八趾”，古时所谓“趾”,指足,不指脚趾。它和上面的“八肱”是相对应的，也是指指向四方和四隅的八只脚。所谓“疏首”，疏，《说文解字》中为：“疏，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伸为疏阔、分疏”。袁珂先生解释为：“疏首就是长着分叉的脑袋。”可是我看这里出现的汉画像石中反映的蚩尤形象，并不是长着分叉的脑袋，而是梳着分叉的辫子或者说戴着分叉的头饰。可见，“蚩”字是象形字，至今也保留了“八肱八趾疏首”特点。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出：收录并保存在《三代吉金文存》卷二第9页拓片中的图像文字是殷代对蚩尤形象和文字的真实记载。详细考证请参阅笔者的《商周古文字史料中的善卷和蚩尤》（见《殷都学刊》2011年第1期）、《试释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蚩尤》（《从江南看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中国文字研究》2011年号）两篇论文。 
假如没有《三代吉金文存》对这一图像文字的收录和保存，我的考证和图像演绎就面临着无任何文献证据可资成立的尴尬局面。 
罗氏对王国维的提拔和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他晚年还提拔并支持了当时后起之秀、后来的国学大师商承祚、唐兰、容庚等先生。罗氏逝世后，收录在该书中的不少罗氏私人藏品后归旅顺博物馆。而这几位老先生湖来就是继罗氏之后执掌中国商周青铜器和金文文字与史料研究的国学大师。足见当年罗氏在积极发掘人才、鼓励后学工作的成就和眼力。 
几十年来，《三代吉金文存》一书的出版和研究情况大致如下： 
1937年，该书首先由上虞羅氏百爵齋以线装石印本五涵20册形式，首先在日本影印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刻被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和考古学研究室同时指定为教学参考书和必备的工具书。我国学术界的老前辈李济、吴其昌、闻一多、唐兰、容庚、商承祚、陈梦家等自不必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梅原末治、水野精一等早期著名中国考古学家，以及后来的贝塚茂树、白川静等著名汉学大家都对此书的研究和使用倾注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甚至1937年秋当闻一多匆匆离开北京南下之时，随身携带的唯一的一部古籍竟是刚出版的《三代吉金文存》。而吴其昌逝世时案头放置的就是此书，后来被他的弟弟吴世昌先生作为追思遗物而带走自用。足见此书出版之时在中外学术界就已经获得了格外的注重。周法高先生编撰了《三代吉金文存补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表》二书，分别在1970、1977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71年，日本著名中国考古学家林已奈夫博士编撰了《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照目录》一书，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出版了此书的全集本：《罗雪堂先生全集•三代吉金文存》。1980年，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1983年，中华书局以中下三卷精装本形式出版此书。书后并附有孙稚雏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辨证》一文。同年，罗福颐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释文》一书，由香港问学社出版。 
按照孙稚雏先生在《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中的陈述：“海外竞相翻印，据不完全统计，有八开、十六开、三十二开等各种开本达七千册之多”。罗福颐先生也曾说：“此书出版以后，四十年代，，香港、台湾、日本，均有翻印本，大小有十数种之多。于此可见，此书影响之巨。” 

三、罗氏金文著作编纂体例的再检讨 

今天，研究罗振玉在甲骨学、金文学研究上的学术贡献，已经是很重要的学术史课题之一。特别是研究他的金文著作的编著思想和体例，可以从中发现罗氏的铜器分类、定名、辨伪的基本原则和见解。 
他早期的铜器分类，我们以《贞松堂集古遗文》为代表，是23类，即钟、鼎、甗、鬲、彝、、簠、簋、尊、罍、壶、卣、句、钲铁、铙、盉、觚、觯、爵、角、盘、匜、杂器。而晚年的铜器分类，我们以《三代吉金文存》为代表，是26类，即钟、鼎、甗、鬲、彝、、簠、簋、豆、尊、罍、壶、卣、斝、盉、觚、觯、爵、角、盘、匜、杂器、戈、戟、矛、杂兵。而杂器的分类更是从早年的23类猛增到36类。前后两期分类的变化，反映出罗氏对铜器用途和古今命名的研究和理解的发展。早期的句、钲铁、铙三类，在晚期中则全归入了杂器。晚期新增加的是豆、斝、戈、戟、矛、杂兵六类，而这些在早期或被归入鼎爵类，或被归入杂器类。 
当然，诚如孙稚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些分类还不成熟，甚至有错误的现象。如， 
《齐侯作孟姜匜》，《三代吉金文存》卷四第14页中误归作鼎类。《作公尊彝卣》，《三代吉金文存》卷三第10页中误归作鼎类。《作父己尊》，《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41页误归作彝类。《亚旁罍》，《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第1页误归作壶类，等等。但是，总体来看，罗氏的铜器分类学是基本准备的、随时更新的。随时更新的内容，部分是他个人对铜器考古学认识的更新，部分则是当时中国考古学发展规律壮大的结果。因此，《三代吉金文存》一书在铜器分类学上的更新和确立，是该时代罗氏统领传统的商周古器物学（铜器考古学）发展的直接结果。而至今为止，对于罗氏几次居日期间、回国后居津居旅期间和中外考古学家的学术交往的研究，如他和伯希和、和滨田耕作、和梅原末治、和马衡、和李济……一直缺乏深入的史料发掘和研究。相反，有些人对于罗氏一生奖掖后学的眼力和贡献却视而不见，继承鼓吹什么“罗氏不学无术”、“罗氏剽窃、盗用王国维的学术观点”等等荒诞离奇的说法，并时常出现在这些人的论著中。在一个唯政治决定论的时代，政治上晚节不保的罗氏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他的学术也是腐败政治下的产物。甚至更有人以政治上的保守和自杀行为来质疑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唉，女娲炼石已荒唐，更向荒唐演大荒！ 
在他的后裔中，三个女儿：长女嫁丹徒刘大绅（晚清著名学者刘鹗之子），次女嫁阜阳程传镳（晚清著名学者程恩培之子），三女嫁海宁王潜明(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之子)——这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了。他的四个儿子：罗福成、罗福苌、罗福葆、罗福颐四教授也早已经是名扬四海的著名学者了。嫡孙罗继祖、罗随祖教授二人，嫡孙女罗琨和孙女婿张永山夫妇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们四人皆为著名先秦史家。 
谨以此文纪念为金文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罗振玉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