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我的老师周有光先生

吴 越

刚刚接到网友传过来的悲痛信息：我一生最崇敬的老师周有光先生去世了。时间就在今天，也就是他刚刚过完112岁生日的半天之后！

早在63年前，我就认识周有光老师了。1952年7月，我从西南空军司令部转业到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工作，业余时间参与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协会的会长是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日常工作由华东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倪海曙老师主持。1953年夏天，倪海曙老师从北京开会回来，召集协会的骨干传达中央关于文字改革的最新精神，我作为文字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也被召去听传达。我到得最早，坐在第一排。协会的会议室很小，最多只能容纳二十个人，而那天参与的人有三十多个，来得晚些的人，就只能靠墙站着听传达。

直到会议结束，倪海曙老师给我介绍我不认识的与会者，才知道站着听传达的人中，有一个居然就是周有光先生。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由于他经常在《新文字周刊》和《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文字改革的文章，在语文学界可以说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没想到，他这样的名人，居然站着听传达，而我这个无名小辈，反倒坐在会场的正当中，令我无地自容。早知道，我肯定要把位置让给他坐的。

从此以后，只要协会开会，我都能见到他；只要他发言，我都能听到闻所未闻的新知识。不久，文字改革的任务加重，原来附属于教育部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将去掉“研究”二字，并提升为部委一级，直属于国务院。倪海曙老师已经是文改会的委员，1953年就去北京了。我是倪海曙老师推荐的，1954年7月也调到北京，协助他编辑《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周有光老师据说是陈望道和倪海曙老师共同推荐的，可能调动手续麻烦些，比我去得还晚。他到了文改会以后，出任第一研究室主任，是众多研究员的直接领导。当时文改会的任务，第一研究室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二研究室是研究汉字简化的，还有一个宣传推广部，主要是推广普通话。

我虽然不是第一研究室的研究员，由于都是来自上海，而且认识得早，我的主要业务又是试验实践拼音文字，因此向他请教的机会就特别多一些，他也默认我是他的私淑弟子，有问必答。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之前，周有光老师奉命为周总理起草大会报告，研究室内有那么多的研究员，他却点名要我给他当助手，主要任务是参与查找、核对有关资料。

1955年，由胡风问题引发的肃反运动，也波及到文改会。有一个研究员，本来只是在学术观点上和倪海曙小有分歧，后来发展到在会上公开互相指责。肃反运动展开以后，他在暗中散布文改会有一个“上海帮”在操纵会务。指的就是周有光、倪海曙和秘书长叶籁士(他也是从华东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的任上调来)，连难得来开会的委员林汉达(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也是上海人)也算上，还把我这个小不拉子也拉扯在里面，而且首先拿我开刀，仅仅因为我在1948年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过相当多的文章，认为我的年龄和学识极不相称，怀疑我至少隐瞒三年年龄，加上积极分子从我的相片册中偷走了一张我身穿国民党军官的剧照，以此作为“铁证”，大会小会批斗，限期坦白交代。我“心中无冷病”，态度强硬，拒绝检查，积极分子拍桌子骂我：“吴越，你不要幻想蒋介石回来！”我大怒，也拍桌子回骂：“你才幻想蒋介石回来呢！我十七岁参军的时候，我故乡还没解放，我奶奶为此被当地土匪绑架，要不是解放军及时赶到，我奶奶就没命了！”说吧拂袖而去，拒绝参加开会，为此受到停职反省、隔离审查。在此期间，连倪海曙都因为要避嫌疑不敢接近我，只有周有光老师，敢于走进我的办公室，当着众人的面，询问我当年的活动，是不是有人能够证明，动员我写出材料来，好让组织上作出判断和结论。我听从他的相劝，静下心来，把我所能提供的证明人一一写出来，领导上派人事科一个科员叫宋骏的(林汉达女婿)去浙江找我的老师、同学一一对正，终于证明我的年龄没有造假，并且作出了“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政治问题”的肃反结论。至于根本就不存的所谓的“上海帮”，也就不再提起了。

但是到了1957年6月6日下午6点，在整风座谈会即将散会的时候，我短短的五分钟发言中，提到了肃反运动中限制我的人身和通信自由，是违反宪法的，加上我又写信到《人民日报》去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辩护，为此再一次受到剧烈批斗。踊跃发言的，主要是小青年。委员和研究员包括倪海曙老师等人基本上不发言。周有光老师则语重心长地给我解释“法律的政治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在中国这样处于革命风暴中的国家，法律首先要为政治服务，这是必然的。这就好像靠左走还是靠右走一样，没有什么道理可说。——这样的观点，现在看来，虽然尚可商榷，但是至少他是与人为善的。

在我劳改期间，仅有的几次回到文改会，我每次都去景山东街看望周有光老师和师母。他当时也刚从宁夏“五七干校”回来不久。也只有在他家里，我才能受到真正“友情”的接待，也敢于把我的实际处境告诉他。当时他就十分感慨地说：幸亏他改行研究语文，离开了经济学界，不然，到了1957年，他也非成了右派分子不可。因为他在上海财经学院的同事，包括沈志远等著名经济学家，全都中了“阳谋”落马，几乎无一幸免。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年龄终究是有限的。因此，一定要学会在逆境中如何生存，如何最大限度地继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有限的光阴，穷无穷的事业。还说：在宁夏五七干校期间，他就经常和林汉达讨论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而且有了很大的启发。他笑着说：如果林汉达当时检举揭发了他，他也就别想再回到北京了。等等。

可以这样说：许多人的劳改生涯，等于是时光空掷，年华虚度，而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多年，却在周有光老师的教诲与启发之下，静下心来，抓紧点滴时间，完成了一部40万字的《缙云方言初探》，一部80万字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一部20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和一部3344行的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而且除了“世界语词典”之外，全部都得到了出版的机会。回想起来，这都和周有光老师的鼓励、启发分不开的。

到了1980年，文改会的后身国家语委为我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身份。但是在分配工作方面，却遇到了阻力。因为国家语委成了“紧缩单位”，连出版社在内，编制只有五十个人，而当时的在职人员，就已经超过了一百。所以国家语委只能派人到浙江去给我联系安排工作。于是我就住在国家语委的招待所里，“耐心等待”。

这时候，叶籁士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 正住院治疗，由倪海曙老师出任国家语委秘书长。他和周有光老师共同策划编辑了一套《语文现代化》丛书。我闲着无事，就帮两位老师做一些编辑工作。我住招待所期间，劳改农场不但不给我发工资，连粮票都扣下了不发；国家语委也因为我不在编制内而无法给我发工资。所以倪海曙老师让我参与编辑，还把“拼音文字实验”栏目整个交给我，实际上就是让我可以得到一些编辑费和稿费。周有光老师每逢有了一些新的区别同音字的想法，就告诉我，让我去“实验”。没有第四个人知道，每期《语文现代化》“拼音文字实验”中的十几篇文章，虽然署名各不相同，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最后，我通过科幻作家郑文光先生的介绍，到科协系统的科学普及出版社当了科学文艺编辑，创办了《科幻世界》，后来又因为我出版了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被调到文联系统的宝文堂书店当通俗文学编辑。不久，倪海曙老师因患肺癌去世，我能够经常去问候、请教的，就只剩下周有光老师一个了。

由于电脑的发明和汉字输入电脑方法的普及和提高，汉字机械化和印刷困难等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加上古汉语的继承问题始终无法突破，汉字拼音化运动逐渐淡化，周有光老师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汉字拼音化转向了世界文化甚至他以前从来不涉及的政治性范畴。我每次去他家里，他都要和我谈起他的研究心得。对于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他也提出质疑。首先，他就质疑“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能够实现。提出“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的论断。何况还没有出现的社会，也不能够作为一个“阶段”而先期存在。所以他提出的社会发展，是“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这样三个阶段。——即便共产主义社会真的能够实现，也可以包括在“工业社会”内。

由于我每次去看望周有光老师，他总是非常兴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我反倒生怕影响他的休息，不敢经常去看望他了。特别是他过了百岁之后。昨天，是他的一百十二岁生日，我并不是忘记了，而是犹豫再三，不敢前去祝贺，唯恐影响他的生活和休息。没想到，这一犹豫，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在想：十二月底，周老师因感冒住院以后，很快就出院了，应该没有什么别的病症。但却不知道他的112岁生日，是不是有许多人前去祝贺，是不是因为寿诞中过于兴奋或者劳累，引发了突然变故。如果真是这样，我倒又会因为没去祝寿而自宽自慰了。——对老年人来说，平平淡淡地生活，简简单单地生活，也许正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周老师，一路走好！咱们后会有期，“天堂”见吧！

                                                                   2017年1月14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