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守得云开见月明】

——读沈从文《剧变前夕家书》有感

传统文化中，家书占有很高地位。研究历史，研究人物，家书透露出的信息往往是其他文字所无法涵盖的。而家书中所体现的亲情，也非一般书信可比，这才有了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名句。

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

1月，周恩来去世。3月，吉林特大陨石雨。7月，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这场特大地震造成一座城市瞬间毁灭，几十万人死亡。而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曾经憧憬的红彤彤美好新世界越来越远。

1976年4月，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史称“四五运动”。这是民众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一次大规模反抗。其后不出意料地受到了残酷镇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沈从文于1976年8月写下了一封致儿子、儿媳的家书。这封家书多年后被命名为《剧变前夕家书》收入沈从文的《泥涂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四人帮”时期是无所谓个人隐私的。落入他人之手的信件往往会成为板上钉钉的罪证。著名翻译家傅雷就因为被造反派抄出一块镜子和一张褪色画报，成为无以辨白的“亲美证据”，不堪凌辱与其夫人双双上吊自杀。江西学生李九莲在给男友的信中对打倒刘少奇表示不理解，被男友告发后判了死刑。在一句话说得不对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时代，写在纸上的文字尤其要慎重。沈从文的这封家书，自然有一些父子间才能理解的“隐语”。

那时的沈从文已从干校回到北京，原住处在“文革”中早被压缩至一间，其后几年中，他独自在这个蜗居里工作和居住，每天一次到约两里外小羊宜宾胡同和夫人一起吃顿饭，再带回另外两餐。对于一位七十多岁的患病老人，这样的生活称得上清苦。

但他并不悲情。沈从文在这封信中这样评价自己的人生：“我这卅年能维持下去，工作信心未丧失，体力情绪也比不少熟人还健康，主要也像是从总的方面学会了最妥的自处之道，即用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的资格严格律己。凡事先想国家和公家，再考虑自己，所以永远不至于灰心丧气。即所学本业，也不是什么一帆风顺或得天独厚，其所以取得与人不大相同的进展，就只是不断努力结果，也即多做少说结果。任何当权的要人，都有理由在不得意时即消沉，只有真正明白‘公民’的责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十分认真的照国家所需要的去尽职。”

“任何当权的要人，都有理由在不得意时即消沉，”是隐语，是批判，是蔑视。“只有真正明白‘公民’的责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十分认真的照国家所需要的去尽职。”则是有良知之士的志向与担当。这些话出自沈从文尤显不易。

沈从文少年投身行伍，青年时代开始文学创作。他与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结为挚友，左翼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囚禁时曾不避危险多方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到西南联大任教，用“文革”中的形容词，算得上“响当当”的热血青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向往进步的作家文人，却在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后，悟透了人生的他即使在“文革”迫害中也不再消沉，并且努力实现人生价值。他的人生担得起“负责任的公民”这几个字。

在历史剧变的前夜，为增加儿子的信心与坚持的勇气，他含蓄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随同社会发展，在可见的日子内还要使人感到痛苦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肯定还要经过些更大的痛苦才会好转。”又说：“要对这个有更深的认识和理会，才能作到多做事，少说话，内中有极深远意义。多做有益于人的事，少说无补于事的空话。”

透过这些“隐语”，我以为沈从文已经看到了未来和希望，这才又说出以下判断：“应当相信，任何恶趋势都是会扭转的，惟决不会在目下可以希望。”

这就说得相当“明白”了。

一位伟人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规律之所以是规律，是因为世间一切事物必须遵循。沈从文在说了“任何恶趋势都是会扭转的”之后，又说“惟决不会在目下可以希望”。希望是看到了，却宁肯做更长期、更艰难的准备——这样更利于坚持。

在这封信写下后不到两个月，曾经不可一世的“四人帮”被逮捕入狱，一段苦难的历史结束了，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时期。 

历史规律在这里显出了无法逆转的力量。沈从文的命运也随之改变，1978年他被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去世之前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提名，看到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被重新认识。（注：《剧变前夕家书》摘自《泥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