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母亲的回忆总是伴随着一阵阵隐痛。

虽然还能依稀记起三岁前模仿母亲讲普通话以及在越秀山问母亲那儿有没有老虎等情景，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左右回广州时，我一口京腔，乡音全忘，母亲的具体形象也变得模糊不清，只记得母亲梳着长辫，人很漂亮。

在儿女眼中，母亲永远是美丽的。在别人眼中，我母亲也是美丽的。母亲年轻时是个大美人，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一头黑发到老颜色都没变。母亲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我小时候全家去看电影，兄妹总要和父亲在楼下恭候多时，母亲才梳妆完毕姗姗而来。我高中时，父亲在干校，一个严冬夜晚，母亲带我们上饭馆，邻座皆以为是大姐姐带弟弟妹妹出来吃饭。类似的事我们在家里津津乐道，哄母亲高兴。母亲嘴上说，“瞧你们说的”，心里其实很高兴，最爱听的是“几个女儿长得都不错，不过没一个比得上妈。”

母亲属于那种心比天高又命途多舛的人。论资历，母亲早年投身革命，随大军南下，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经历却颇为坎坷，和父亲的大相径庭。母亲是广州某新闻单位第一批新闻工作者，曾任记者，记者生涯中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报导过乌兰诺娃来穗演出和采访过郭兰英 — 还和郭探讨过驻颜术。后来转任编辑，我们大部分集邮都是母亲从群众来信信封上剪下来的。母亲工作认真负责，思想上也曾追求进步，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文革就不说了，人人触及灵魂。其他历次政治运动父亲安然无恙，母亲反倒成了运动员，被视作思想落后人物。父母都是刚直不阿的人，际遇为何如此不同？究其原因，父亲幸运些，一直得到领导器重，厄运没落在他身上，或者说他懂得如何避开。母亲的运气没那么好，也不懂得如何躲避，更不会逆来顺受。一个青年学生，未满二十就走上了革命的路一条，满腔热情却屡遭打压，不免意志消沉，加上体弱多病，经不起折腾，终于病休在家，再也没有重返工作岗位。母亲晚年，子女都不在身边，老干科生活上嘘寒问暖，待遇上主动邀请母亲加入老记协，给母亲和其他长辈披上大红花，母亲一时开心得像小孩一样。总算得到认可了。可是一谈到组织问题，母亲马上婉言谢绝了好意。当年“妈妈”打“孩子”下手太重，伤了。

用父亲的话说，母亲“政治上很幼稚”又相当任性。中苏交恶，《苏联妇女〉照常订阅不误，直到文革，父亲也奈何不了。母亲个性很强，说不得，父亲对母亲进行“思想教育”，通常一句半句，缺乏同志式的态度，不时还带点嘲讽口吻，诸如“不读书不看报”（读政治书确实不够认真。病休多年后补课，回老干科学习“三个代表理论”从不缺席。也真奇了），寥寥数语，句句说到要害，母亲即刻本能地进行抵御 — 屡次运动造成的习惯，反唇相讥“少来大批判那套”。

事业上与父亲不可同日而语，母亲也有占上风的地方。父亲家庭出身是华侨资本家，母亲认为自己是下嫁，“你家是商贾，我是书香门第。”父亲文笔无可挑剔，就拿父亲的蝇头小楷说事 – 因书法是母亲的强项。书画艺术讲天份，母亲政治上幼稚，书法则相当老辣。平时也没见母亲怎么练字，字体别具一格，洗练刚劲，一如其人性格。倘若多练，没准能成为书法家。

政治上幼稚，掌握财权可不含糊。母亲一辈子没有一官半职（好像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副组长，也不知是正式职务还是临时安的头衔），家里的经济命脉却始终牢牢掌控在她手中。父亲对管钱没兴趣，had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o do，发了工资留下零花钱，其余交母亲掌管。母亲爱掌财权不善用财权，终于有一天父女联手，母亲被夺权数日。财权的重要性母亲深有体会，再三叮嘱儿子经济上千万不可大权旁落。母亲年轻时花钱大手大脚，到老得了“老年姑寒（吝啬）症”，锱铢必较，一分钱掰两半花。儿女笑她她也不解释。去世后留下一笔钱，儿女孝敬的钱悉数奉还。

父母各自都有不少朋友。父亲的朋友在他姓前加老，用母亲的话说，父亲长得老气，“二十多岁人家就喊他老X了”；后来又半开玩笑在姓后加公，以示尊称，没有谁跟他称兄道弟 – 信函除外。母亲不一样，用当时的话说，“社会关系复杂”。有叔叔阿姨喊我母亲大姐乃至真视其为大姐的。母亲也曾交友不慎。办学习班期间，母亲有一次回家，后面跟着四五个人，来家里帮助“破四旧”（早过了破四旧阶段，变相抄家而已）。其他几个都是走过场，只有一个女的翻箱倒柜，抄得不亦乐乎，不料找出一张照片，是她和我母亲的合影，相片背后是某某姐留念。那女的尴尬地笑了笑，小声说，“这张照片我收回了”，悄悄放到兜里。“姐”没吭声，“姐”的儿子则在这一幕中看到了人性的丑陋。以后常听父亲讥讽母亲，“看看你都交了些什么朋友。”母亲向来不会虚心接受父亲的批评，唯独这事不吭声，只是不服气地白父亲一眼。

母亲对父亲很关心，自己身体不好，家里也有保姆，还事必躬亲，在旁边指手划脚充当中顾委。父亲有点大男子主义，对母亲的关心搁在心里未充分表现出来，母亲投桃不见报李，难免觉得委屈，到儿子处寻求精神安慰。儿子说，“他大手术醒来昏昏沉沉第一句话没问毛主席他老人家怎样了。问的是‘你妈怎样了’，您还要怎样。” 母亲无语。

母亲有些想法不着边际甚至捕风捉影，有些想法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过后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颇具前瞻性。她一个脱离社会的人，那些想法真不知哪来的，我们有时候都怀疑她是否有灵异。比如学英文。那年头时兴一技之长，父亲常夸某某的孩子学会装收音机啦，某某的孩子会修水电啦，母亲却经朋友介绍给我们请来一位英文老师，相信儿女将来有机会出国留学，英文迟早会派上用场。更奇的是，中学来家的女同学好几个，以后成为儿媳妇那位第一次来她就看出来了— 当时根本是没影的事，料事如神，也不知是否《周公解梦《》算出来的。

母爱体现在对儿女的无私关怀。“粮食困难时期”（父母对那三年的称谓）前，祖父在海外得到信息，让祖母专程回国一趟，带回不少食品。那三年，我们没饿着，母亲自己舍不得吃，结果营养不良，头肿得面目全非由同事搀扶回家。我从小到大，母亲付出了不知多少心血。上学、转学、看病、开家长会、找哪个师傅理发、哪个牙医拔牙、接外宾穿那件衣服，样样都是她在操劳。单位请老红军宣扬革命传统，也是母亲带我们去听。母亲有时还在家里讲“苦难的”童年和故乡的山山水水，不过父亲如在旁边，总不忘用不以为然的口吻打趣，“你们那个康德皇帝…。”

出于文化的原因，一直到我们这一代，国人对亲情的表达都十分含蓄。我长大后从未像我儿子拥抱我那样给过父母一个熊抱，尽管心里是那么爱他们。也许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种亲情至爱是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无须用任何方式表达都能得到充分传递。我第一次出国时，父母到火车站送行，临别母亲轻轻抱了我一下，说了声“多保重”，那一刻我感到触电一般，人即时崩溃了。

我每次回国探望母亲，都要反复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从上产房时还穿着棉衣而出院时已经穿短袖衣，到儿子小时候有多可爱。讲得最多的是她自已小时候在家乡奉母命给弟弟买饼干，傍晚时分，要经过一条干河沟，“那儿有时候有狼。”虽然故事早已耳熟能详，儿子每次都是一直听到干河沟才插话。母亲使我想到了祥林嫂。父亲在世未必有耐心听这“捞杂子”， 就算肯听也不过当笑话一般；父亲走了，母亲的故事，不说给儿子听说给谁听？儿子不听谁听？

死生有命，跟健康未必有直接关系。父亲身体比母亲好，早早去了，母亲撑着病躯多活了十多年。其间，老干科每月召集离退休老干部聚餐一次。电话里不时听到母亲说某某叔叔走了，某某阿姨也走了，来聚餐的人越来越少，访旧半为鬼，终于轮到她了。母亲因咳嗽住院，出了门再也未能回家，几天后病情恶化去世。时值大年初一凌晨，病房窗外万家灯火、炮竹声声。母亲临终嘱咐不要通知单位的老同事，我们遵母命，并谢绝了知情亲友的好意，给母亲送行的只有我们兄妹和保姆。

母亲去世一年多了。在母亲眼里，儿子永远是最可爱最优秀的，也永远是个孩子。直到儿子年近花甲，母亲还不忘托孤一样叮嘱女儿要照顾好哥哥。夜深忽梦少年事，不禁拿出母亲怀抱着我的相片。相片中母亲留着长辫，穿着工人裤，怀里抱着襁褓中的我，是那样年轻美丽，神情充满了初为人母的欣喜和慈爱。我无法回忆婴儿期的自己在母亲怀中那一刻的温馨，只能努力试图通过相片穿越时空，去想象自己呱呱坠地时的声音、寻找母亲怀抱的温暖，直到脑海里浮现出李义山那句“梦为远别啼难唤”…。

 此情可待成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