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的回忆可以追溯到我三岁以前。最深印象是父母带我去越秀山，在一片草地上，我问母亲，“这儿有没有老虎？”母亲说，“有啊，别乱跑。”父亲则在旁边摆弄相机，记下了那一瞬间。还能回想起的是电灯突然熄灭，防空警报在夜空拉响，黑暗中父亲对我说，“嘿，怕什么。”再就是越秀山放焰火发生火灾，父亲紧紧搂住我靠在山道边上，避开滚滚而下的人流。儿时的回忆像碎片一样，不连贯，却不可磨灭地嵌在脑海中。

四岁以后的回忆渐渐清晰连贯起来。那一年，父亲干部进修到北京，带上我和大妹妹。我们兄妹在姥姥家住了两年上下。每到周日，父亲都来姥姥家接我们去景山北海，一手拉一个玩上大半天，下午才回姥姥家吃饭。那时的父亲是个慈父，对儿女充满了慈爱，没说过一句重话。

父亲变为严父是在我回广州后。“七八九，厌似狗”。到淘气的年龄了，也该收拾了。有一次玩泥沙后回家，父亲呵斥了我几句。严厉从那一刻开始。那两三年我整天惹事，还把父亲收集的铜钱卖给废品收购站。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卖报纸–写东西要参考报纸，一找都没了。为这我没少挨父亲的骂，有时还得挨上几下鸡毛掸。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戴上红领巾。

教育子女，父亲不搞谆谆善诱，苦口婆心那一套。说了就得听。后来是话说到了，听不听由你，多一句废话都没有。文革初期，父亲概莫能外也受到冲击。我时时在他回家后偷偷瞄一眼他的手臂看有没有墨迹。想去大串联，最初父亲反对，儿子坚持要父亲同意，口气中已流露出“否则…” –“说不行就不行，要脱离父子关系就脱离父子关系。”还没开口父亲已看穿我的小把戏，把要挟的话替你说出来堵回去 – 老子不吃这套。

政治上父亲很敏锐，谨言慎行，心里对个人崇拜并不以为然，只是众人皆醉他也得闭上眼睛—谁敢独醒。临去干校前全家到广州酒家吃饭，心情沉重吃到一半，喇叭里传来“全体起立，向毛主席表忠，唱‘天大地大’”。父亲还不是站起来正经八百地加入大合唱 – 尽管心里明白有多荒唐。父亲不跳舞，交谊舞会从不到场，忠字舞跳不跳则由不得他。多年后母亲还笑话父亲的忠字舞姿，“你爸爸跳舞不知有多笨拙。”

从青少年算起，父亲有十多年烟龄，手指都熏黄了。有一年下去采访，大雨持续数周，小卖铺的烟全发霉了，于是顺势把烟戒掉，终生不敢再今天碰 –“几十年后还梦到在抽烟。”父亲好酒，有酒量，也有节制，每天一小杯。还记得我儿时父亲喝酒我常要尝尝，父亲就会用筷子蘸点酒（西凤之类的）放到我嘴里。我哈口气说“辣辣”，父亲开心地笑起来。父亲一辈子就喝醉过一次。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工作受到表彰，请了几位同事在家小聚。客人都到了，左等右等不见他老人家，后来传话说别等了，开动吧。父亲很晚才由人搀扶回家。喝庆功酒去了。我后来问父亲怎么会醉了。“咳，喝的是番薯酒，给人灌醉了。”父亲另一爱好是吃辣椒。指天椒蘸酱油，吃得津津有味。不过也中过招。据他自己说曾在香港某寺庙见一椒，米粒大小，随手摘一粒放到口中，登时辣得七魂出窍。吃辣椒也遇上过对手。一日，我在楼下遇郑老师，邀他到家小坐。郑老师是归国华侨，跟我父亲聊起来原来有不少共同朋友，遂殷勤留他吃饭。郑老师吃小米椒一粒粒投入口中，如吃豆豆糖。父亲笑道，“他吃辣椒厉害，吃不过他。”

父亲不好交游，但重情义，宽厚待人，所交三六九等，谈笑有鸿儒，往来也有白丁，不讲社会地位甚至阶级立场 –颇有几位右派历反朋友。与人交往，看上去不冷不热，其实古道热肠。贾伯伯我们很小就知道，脖子一年四季裹着条围巾，据说有历史问题，人多避之不及。父亲身正不怕影子斜，与他交谈从不避忌。文革后期，父亲已离开新闻界，仍有不少新闻界故旧来家坐，不时谈到敏感话题。父亲往往一声不吭地听。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朋友的信赖。即使道不同不相为谋，仍然可以做朋友。郭叔叔曾是志愿军，李一哲“小集团”三个主要人物外的重要人物，与父亲也有交往。李一哲中的李在反精神污染前后曾“被邀”到各单位与群众辩论，有发言权。会上与其争锋的主要是不读书不看报者，李舌战的其实是群丑，不是群儒。有次某人发言批驳李的一句话，父亲不得不递条子提醒那人那句话是鲁迅说的。李虽词锋犀利，唇枪舌剑，并非无懈可击。宣传口理论界高人多得很，不屑参与围攻罢了。父亲最恨溜须拍马反复无常的政治学徒，特别是告密卖友求荣之辈。可是对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一些事，父亲持谅解宽容态度。文革中我到学习班探望父母，看到有些给父亲贴的大字报是他以前过从甚密的朋友写的，心想这叔叔怎么这样。父亲后来说，人人都得写，不要怪人家。想想也对，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就是对动真格的，他也宽容。某叔叔曾被其他叔叔称作三姓家奴，父亲既往不咎，“人家真心道歉了。”

父亲为人耿直。母亲曾说过一事。父亲在新闻界工作时，上级领导发话下面没人敢找不愉快。领导有次不知道做了什么批示，“你爸爸居然说不对。别人提醒他那是谁谁的批示，他居然说谁谁批的也不对。也就他敢。”后来怎么样不清楚。后果不严重，没给小鞋穿，而且一直保持革命友谊。父亲一身正气，母亲有些在单位东家长西家短的朋友，来家里见到父亲多少有点怵他，不敢碎嘴。

父亲出身华侨资本家家庭，投身革命并非逼上梁山，是带着理想来的（看《亮剑》听到政委爱人这样评说政委，想到很多很多）。我曾问父亲后悔不后悔，父亲回了一句，“有什么好后悔的。”父亲兢兢业业，廉洁奉公，爱家人但不徇私。77年高考，上山下乡的小女儿成绩离入围仅十分之差，父亲当时在省招生办，多少有门路的人为亲友“查分”把分数拉高，他近水楼台硬是不肯干这种事。母亲问我父亲是否有点不近人情。儿子答，“他在那个位置上就该这样做。” 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们兄妹都没拥抱过父亲，但是对父亲的感情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

以前家里藏书除了几本唐诗宋词“闲书” 以及专业书，主要是政治书籍，从《资本论》等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到《联共党史》。 然而家里不搞马列主义。父亲从未给我们上过政治课，父子俩也从未探讨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生哲理倒是多次谈论。毛泽东思想当时讲究活学活用，全面理解是后来的事。母亲最爱引用的毛语录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特别是在我们地没扫干净时。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立于不败之地”，特别强调不要走路不看道头撞南墙。儿子说，“我是眼看着南墙一头撞上去的人。”父亲评曰：“那就更蠢。”父子俩还谈论过生死。一天晚饭后，我莫名其妙问起父亲死是怎么一回事。父亲没有用“未知生焉知死”来搪塞。他说人都会死，避不开的，那是自然规律，过早地给时为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儿子上了关于生死的第一课。在对待死的态度上，他向来持淡然处之的态度，希望“到时候就走，不愿没有尊严半死不活地撑着”。求仁得仁。去世那天，父亲上午出去散步，中午感到不适，下午就走了。 前一天，我还在落基山上跟他通电话，听他和小孙子 “你几好嘛？” 互致问候，笑声爽朗洪亮。

我和父亲信仰不同，父亲未给我讲过马列，我也没敢给父亲传播过福音。来美后, 我曾在教会请教查经班辅导员一个问题，“一个信主的坏人和一个不信主的好人，谁能进天堂？”老美辅导员想了想说，”Good question. But I cannot answer it.” Who can answer it? No one except God. 我们充其量只能根据个人的信仰阅历角度等等说,”I believe….” 对于我， I believe 后者肯定能。

父亲去世正直盛夏，连续数日家中来人一拨接一拨，最后母亲都招架不住， 由我们出面接待。追悼会自发来了数百人，除了亲戚，还有八十多岁的老领导老红军、半个多世纪前一起满怀激情从南洋经香港归国的海外赤子、以及工作单位的师生同事，多年不见仍能叫出我们小名的原新闻单位与父亲共事的叔叔阿姨也差不多全到了。儿子知道父亲不喜欢“驾鹤西去”之类的挽词，斗胆写了一对挽联高悬灵堂总结父亲一生：

数十年行事无怨无悔
一辈子为人有理有情

追悼会后母亲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叔叔代表父亲在新闻单位的故旧写的。信很短，请我母亲节哀顺便，结尾说，父亲“以他的正气和正直，赢得了我们大家的敬重。”

父亲逝世十三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