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为什么没有时间教好？

·罗文辉

     当我们在接受现在的学校教育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己跟不上学校教学的步伐。我们也因此总被学校的老师、家庭的父母将其原因归结为“我们天性愚钝，自己落后”。这不禁让我想起央视著名主持人、制片人陈大惠老师在媒体上公开分析中国人爱说谎这个现象，而先是老师将这缺憾的根源推卸给学生，父母就趋之若鹜，盲目听从老师的话，继而形成学校说谎，尔后家长跟着说谎。为什么说这原因是他们的谎言呢？我们只要稍微动用脑子想一想，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如同刚生长出来的果实，试问一个刚结出的果实是残缺不全吗？结果自然为不是。既然不是的话，为什么会有残缺的果实呢？那是因为果实在逐年长大的时候会热晒雨淋，从而滋生害虫，若不加以用药予以修正，这果实就会被害虫咬坏，就会残缺啊！由此及彼，一个人刚出生时是完好无损，此后需要有“技术”的父母和老师来教育下一代，若教育不得当就不可能会教得好一个人。故而，教育才是树人的根本。

     回顾当代中国教育，我们的教育课程有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政治……这么多课程竟无诸如《弟子规》的传统经典的课程。难道中华文化就不如西方的“死记硬背”的浅薄的课程吗？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秦春华在博客里发表的《关于偏才怪才的争论》中表达他否认“偏才怪才”的现象，还表明他没有标准分辨出“偏才怪才”。可想而知，就连我国最高等的学府北京大学的哲思家都分辨不出“偏才怪才”，还要由于自己没能力分出就将此现象冠以“不可能存在”的结论。如此草率的认定，就能充分否认这一可能的现象吗？看他的四点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首先，他说“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而不是大学教育的预科班，不是为了上大学而开设的培训班，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偏才、怪才就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既然中学教育非大学教育的预科班，不是为上大学而开设的培训班，那偏才、怪才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怎么就不可能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呢？进而，高考不就形同虚设吗？没有为上大学的培训，如何过得了高考这条坎呢？不过这条坎，学生又如何能上大学呢？其次，他说“偏才、怪才的标准很难给予准确界定，即使是不同领域的专家也很难给出明确的标准”，既然没有明确的标准，他又是如何能决然地说出“偏才、怪才的现象是不存在”呢？岂不是他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吗？他还说 “大学的选拔标准带有‘指挥棒’性质，若大学把偏才、怪才作为选拔录取的标准，那就一定会出现一大批根据这个标准制造出来的偏才、怪才和出现一大批制造偏才、怪才的培训机构，而实际上这样的偏才、怪才绝不是大学希望的拔尖创新人才，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过类似的教训，它对基础教育的不利影响是十分严重的”，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仅是中国教育体制下“规律”，换到国外的教育却没有那么强烈——大学的选拔标准成为“指挥棒”。就像陈大惠提倡的以人性为目标的教育宗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教育的实物，就有很多机构去推销中华传统典籍吗？不但没有，还有一些不敢露出真名的人在网上诽谤、诋毁陈大惠，难道有道理的标准都会被人抛弃，而主观性极强的大学标准不一定是有道理的就能“指挥”得了社会上的各个机构吗？难道大学的标准能比国法还权威吗？那大学为什么不希望拔尖创新人才是偏才怪才呢？其根源在于中国当代的教育体制一直未变，学生还在课堂上囫囵吞枣地吸收粗浅的定律和标准——数物化的破题定律、地史政或物化生的相关方面的标准。正是那么粗浅得只需先记忆再用于解题即可的知识，让我们连看中华经典文化的书籍的时间和机会都很少。学生想去记忆都未必有时间，而大把时间都花费在课堂上，在课堂上听三尺讲台上的教师在晃晃悠悠地将书本上的“知识”背诵一遍，没听懂的“点”再由老师反复当着学生的面背诵，这就是教育？教育只是“背诵”吗？之所以大学不希望培养偏才和怪才，是因为中国教育还处于背诵记忆的初级教育阶段，而曾经的古时候的教育不只是背诵，更多的是老师和学生的躬行力作，他们“背传统经典、行文明之为，立报国大志、创天下新思”——一篇安邦立国的文章。最后，秦春华暴露他的心迹，说“不能再用一个世纪以前的偏才、怪才标准去培养今天的学生。事实上，如果没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研究潜力，偏才、怪才即使能够进入大学，也很难完成正常的学习，更谈不上毕业后实现创新。相反，如果真正破除‘唯分数论’的羁绊，学生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去主动学习，未来的偏才、怪才就可能不断脱颖而出”，说明他是希望出现偏才怪才，可他不希望出现中学推荐的所谓的“偏才、怪才”。我们都知道，要想得到中学的推荐，其前提必是“分数要超越别人”，到头来还是“唯分数论”，这就是中学所谓的“偏才、怪才”。而他说“不能再用一个世纪以前的偏才、怪才标准去培养今天的学生”这句话还是不妥，现在的教育真的公平吗？现在的教育真的就完全普及吗？不还有很多中学的老师单独为自己的孩子“开小灶”，多重复几遍，用“技术”来培育自己的孩子吗？还有很多没有“技术”的父母又如何培育自己的孩子呢？这些父母只能用他们的邪知邪见用野蛮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家庭的孩子容易夭折，容易残缺，同有“技术”的家庭的孩子相比就黯然逊色。这足以充分表现出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体系，还不能有标准地去培训父母，培训“如何做父母、如何教育下一代”。

     秦春华既能将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解为“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又怎么不能尊其本意，就按克罗齐的原话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呢？难道非要篡改名言才能证明他的观点吗？非要曲解“圣人”的话，才能将自己的观点立足浅浅的脚尖吗？当年或许全国各地各人都没有重视外国引进的数地史，而今师资不也没均衡分配，人民如何能平等地接受到相同的教育待遇呢？这不是刻舟求剑吗？

     接着，秦春华又在《关于偏才怪才的争论》表明他认为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不知道这一观点会否令读者捧腹大笑，但我会觉得这个观点十分稚嫩。秦春华说“才就是才，既无所谓偏，也无所谓怪。之所以有一个偏和怪的概念，是因为有一个不偏不怪正常的参照系的存在。参照系换了，结论自然就变了”，觉得人才不偏不怪，而是国人把“高分”实为检验人才的标准，却忽视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名言，才有怪和偏之论。其不然，有些人的语感好，对文字特别敏感，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转为经过头脑深思的观点并记述出来，而在其他方面就不及众人。秦春华能说这类人不偏不怪？然而，我们也不能将这类人草率归结为其天生如此，用心一想，这样的状况或许是源于这类人所处的生活环境是相同的，而非这类人的人群生活不一样罢。可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中国行不通，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没变，中国的行业报酬分配得不平等。

     而我们要想达到秦春华的要求，必须先从中国当代教育体制这个源头开始变型，必须将中国当代教育从里到外彻底清理干净，再来利用变型后所有大把时间用于阅读——在变型前，学生不可能在学校的课堂上阅读，不然教师可以回家了。而教育体制的大变型，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这一体制，家庭教育也是重中之重。否则，我们说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瞎掰。

（作者系教育改革推动者，中国教育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