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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保姆 - 杨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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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保姆 - 杨大大
蒨草青青
我是五十年代在河南出生的。当时父母工作的大学没有托儿所，双职工家庭如果没有老人在身边只有请保姆了。杨秀花（她让我喊她“大大”，意为比父母年长的人）就是在我出生50多天时来到我家的。她是河南安阳浚县人，家中赤贫。十来岁就被卖作童养媳。婆家对她不好，特别是当她的丈夫得病死后，她就被婆家人骂作是扫把星克夫命，事事处处刁难指责。这时好在时代变了，寡妇可以再嫁了，她终于离开了婆家。但她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离开了她唯一的孩子并答应永不相见。
她何时再婚的我们不得而知，但知道再婚丈夫姓孟，是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补锅修盆的手艺人。他们两人感情很好，孟伯伯的照片一直在她床头放着。由于她再婚后一直没有生育，新婆家对她也颇有怨言。加上丈夫终日不在家，无人疼惜她，她便随着已在师院当保姆的同村人来到我家当了保姆。她那时三十多岁，比我妈大七八岁吧。一个刚走出农村的小脚文盲和一个从上海大学毕业分到河南的大学心理学老师就这样相遇相识了。我妈和杨大大之间相处地特别好，虽然她在我家只做了两年的保姆，但她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四十年直到杨大大去世。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城里所有人家的保姆都被赶回农村了。那时别说是保姆，就连家在农村已经在城市工作的人也被动员下放回到农村大跃进了。她离开我家的时候哭了又哭，她说舍不得离开我也舍不得离开我家。
杨大大是非常有主见有智慧的人，她人是回到了农村却牢牢抓住她在我家时办的城市户口没有迁移。正是由于她还藏着城市户口，过了不久她又回到城市，来到部队一个团长家做保姆，那时只有部队干部家的保姆才不会被赶走。多年以后她谈起她村子里的十几个同伴，只有她一人留在了城市。
1959年我父母因故调入师专 ，后又双双被派往外地编写教材。那时我父母是师专唯一的双职工，我才两岁多又没有老人照顾，于是由师专领导出面找到教育局，我被允许“破格”进入幼儿园全托，是幼儿园唯一一个周末也无家可回的孩子。那时正值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河南更是重灾区。别人家的孩子还能在周末回家补上一口饭，我却是越到周末越没有东西可吃。多亏了杨大大，她一个小脚女人每两三周抽出大半天的时间，来回走三个小时（那时河南小城市还没有公交）把我接出幼儿园补充点吃的。后来她多次提到：每次我一见到她就说“我饿…我饿……”。她赶快拿出从团长家省出的两个半块馒头说：“出了幼儿园大门你就可以吃这半块，那半块要等回幼儿园的路上再吃”。但我等不到走出幼儿园抓起半个馒头就往嘴里塞，三两口半个馒头就不见了，不吃完另外的半块我就一步也不走了。
杨大大时不时地接济我，可她却无法接济她的丈夫孟伯伯。大跃进时各家的锅盆都被拿去大炼钢铁了，孟伯伯的生计也断了 - 再没有锅盆可补了。接着就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河南省严重浮夸虚报粮食产量，以及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 “敞开口可劲吃”了一两个月后，农民手中再无粮食可支配，只能出外讨饭。虽然杨大大把每月管吃管住后的有限工资全部拿给了娘家婆家，但粮食是“统购统销”产品，没有粮票去哪儿也买不来粮食呀，孟伯伯只得也加入了外出讨饭的队伍。记得我妈说过：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农民要找杨大大（杨大大无法给家人留部队地址，她留的是我家地址）说杨大大的丈夫饿死在了逃荒的路上。这么凄惨的噩运再一次降临在命途多舛的杨大大身上......有道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别看杨大大不识字又是小脚（她到我家后开始放脚，但是太晚了成效不大。我见过她的双脚的后三个脚趾都被压弯在脚掌之下的样子，让人不忍直视），她却有一颗与时俱进的心。首先，她进城后很快养成了很好的卫生习惯，这也是我妈和她很合得来的原因之一。其次，她把脑后梳䯽剪成了短发, 把偏襟大褂改成了现代的对襟式样。她每天都把自己打扮的干净利索得体。第三，她手很巧 - 会做衣服会做鞋会绣花（后来连我的女儿还穿过她做的老虎头鞋，这是后话）。第四，她在城里做保姆的几年也练就了做饭做菜的本领。第五，她很节俭但绝不吝啬。即使再劝阻，她走亲访友也从未空过手。即使再没钱，她也会做点好吃的带上。
孟伯伯死后，她的贤惠能干引来部队大院的人不断给她提亲，我妈也劝她再找一个。她说自己命不好 - 克夫。再劝，她则坚定地表示不想给人当后妈。文革前夕，师专一位和我家关系挺不错的耿教授在夫人去世后，自己上门向杨大大提亲来了。我妈顾虑他们两人的悬殊：一个是师专资历最老工资最高的教授 ，北京人，不但生活精致且文学造诣颇深；一个是保姆出身的小脚文盲。这样的两个人能有共同语言吗？耿老师打消了我妈这个疑虑：我再有两年就退休回北京了，我的晚年生活不再需要诗歌散文，而是需要一个贤惠能干的伴侣相陪。她和你家交往这么多年，我对她也算知根知底。谁知杨大大却一口回绝了：他年龄比我大十岁，过几年他一死我又成了寡妇。我妈劝道：至少他人还不错，至少他家底殷实工资高还没有孩子。你年龄也大了得为自己的晚年着想，他的工资可以让你俩衣食无忧。即使他去世，你每月还有抚恤金可领。可无论怎样劝，杨大大就是不为所动。
杨大大似乎能掐会算：半年后文革开始了，耿教授被关进了牛棚。工资被扣发，人被批斗来批斗去延续数年。设想当初如果杨大大嫁了他，她这个贫农是不是也要跟着遭殃呢？所以我们常感叹杨大大既有主见又有远见。
不久，杨大大的主见和远见又有了新的体现。
自从孟伯伯不幸去世后，杨大大不再把钱捎回娘家婆家了。因为她知道今后万事只能靠自己了。此后每隔几个月她就把二三十块钱交给我妈让帮她存着。她对我妈绝对信任，我妈对她也绝对真诚。就在她拒绝耿教授的提亲后不久，她让我妈把她的全部存款提现，说是她要买房！
我妈着实被吓了一跳并坚决反对：这四年多她省吃俭用的钱加在一起也不到几百元。（那时一个工人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元，她吃住以外每月也只有十几二十元）。 再说，她住在团长家的大房子里买房给谁住？可她说：我就是听你的话要为自己今后做打算，我不可能一直做保姆，一旦我离开主人家总得有个落脚处吧。我们跟着她去看那个房子。如果那也叫“房子”的话，那便是全市最小的房子 -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临街搭建的陋巷蜗居，像极了临街的违章建筑。但她主意已定，用她全部存款四百元买下了它。
几个月之后文革开始了我父母被整的自顾不暇，而杨大大也好久没来了。
又过了好几个月再次见到了杨大大，这些日子她也忙得不亦乐乎。团长一家已调动到外地。杨大大也已在一个小工厂工作了。她这次是要搬走她从老家带来的唯一家具 ，一个一直寄存在我家的木板柜子。我们随着她来到她的小屋，房间已粉刷一新但是实在太小了，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张二斗桌和一个脸盆架。那个柜子勉强挤了进去。再看房门口搭了个遮雨棚可以放下做饭的炉子。令人吃惊的是小屋之上又加建了一层阁楼。我顺着立在床尾的梯子爬上去，上面竟然有一张床和一个长条案桌。很明显这是阁楼封顶之前才得以放进去的。杨大大显然开始为她的未来做准备了。
我妈时时感叹杨大大的主见加远见，如果不是她坚持买下这个小屋，她现在可到哪里歇息呢？再看她把这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收拾地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墙上贴着画，瓶里插着塑料花，小窗上还贴着她自己剪的窗花。这个温馨的小窝就是她全部的家当和未来。
杨大大的这个小屋也成了我们家文革中可以光顾的温暖小窝。在这里不用受红卫兵监视，我妈可以尽情诉说我们家的遭遇和委屈。我妈讲得不能自己，杨大大陪在一旁唉声叹气；说着说着我妈泪流满面，听着听着杨大大潸然泪下。两个生活经历完全不同的女人就这样互相理解着，从对方那里获得了安慰、同情和信赖。
文革终于过去了。杨大大又开始每几个月就拿来几十元让我妈给她存起来。一天她说她准备收养她一个亲戚的女儿小娥。她跑街道办事处跑民政局跑公安局，几十趟之后终于把十六七岁的小娥的户口从农村办进了城。这种在我妈看来是难于上青天的农村转为城市户口之事，居然被杨大大办成了。又一次让我妈对她刮目相看佩服不已。
再往后每次见面她都会抱怨命苦：费劲千辛万苦才办来的小娥却不愿意和她一起生活，总是找各种借口跑回自己家；再往后小娥在农村找对象了，为此杨大大两次跑回农村找小娥父母劝说可小娥及父母却不以为然。
小娥在农村结婚了，再也不回城里了。杨大大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可这种非国营小厂没有退休金。正当我们都为她的未来发愁时，她勤快善良的好人缘为她打开了另一扇门：小厂领导把她留下来在门岗工作。杨大大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她不但干好本职工作还额外干起了打扫厂区卫生，为办公室烧开水的差事。她的勤奋努力得到了厂里上上下下的认可，她一直干到了七十岁。
在这之前的两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她住的小屋要拆迁了。由于小屋是 “楼上楼下” 外加有两个人的户口，她有两个选择：一是搬到一个单间另外还会得到一些现金补贴；二是搬到一个里外套间但要再多交两千多元。她选择了后者，而且她没有和人商量又干了一件让我们大跌眼镜的事 —— 她要领养已经二十岁的小娥弟弟。她给的理由是：小娥弟弟非常愿意来城市和她生活在一起，他恳求过好几次了。另外她坚信小娥弟弟人老实不像小娥那么没良心......。这次城市户口是办不成了，可是她却成功地让小娥弟弟顶替她进了工厂。
小娥弟弟刚从农村来时两人相处的还不错。可是他进厂工作后两人的矛盾日渐增多。杨大大没有收入了，她要求小娥弟弟把工资全上交由她来安排生活开支。小娥弟弟越来越不从，杨大大的抱怨也越来越多。二是杨大大看不惯小娥弟弟的举止言行免不了唠唠叨叨。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自己亲生亲养的孩子在那个岁数也极难相处。更别说是突然从农村领来一个成年男孩了。争吵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小娥弟弟头也不回地搬走了。
这一次杨大大的主见加远见成了固执加偏见。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落泪后悔，但对她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她一下子老了很多，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她变得更加节俭了，平时她做小孩鞋帽换点钱用，也变得更加自尊敏感。那时候我已结婚生女，老公又到千里之外读研。她主动提出要到我自己的家给我照看孩子。我妈考虑到她毕竟小脚又七十多岁了，再加上我住在四层没有电梯，这万一孩子老人谁有个闪失....所以拒绝了她。这一次她可真的生气了，说我们嫌弃她了，怕她会连累我们等等......。她几个月不上门了，直到我妈猜出原因上门解释赔礼道歉她才释怀。一次闲聊中，她说她的那个亲生儿子现在在安阳工作，托人带话给她：说如果没人照顾她，他愿意为她养老送终。但杨大大却坚定地表示：绝对不会去联络她的儿子，因为从小没有照顾过他，也答应过永不相见的。
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她变得更加节俭了，多少次我妈问她要不要从存款里取出点钱用？她都说不用。她每次来或我们每次去她那里都尽可能地给她带些肉和蛋这种她绝不舍得买的东西。一次我送她离开，为了让她少走点路，我送她走到后面一个公交车站。交给她一元钱嘱咐她一定要坐车回去，因为她新的住处在坐了四大站公交后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她催促我快回去小孩还在家呢。等我走回到单位门口时那辆公交车开过来了，杨大大却不在车上。我猜出是怎么回事了。果不其然，等了好久杨大大提着很多东西迈着小脚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一毛钱一张的车票她都不舍得花呀，我还把她带到更远的车站，让她走了更多的路。
九十年代初我出国之前最后一次去看她，因为是事先约好的，她做了很多的菜，还给我那不喜欢吃菜的女儿包了纯肉馅饺子。我本想留些钱给她，她却坚决不收。1995年在加拿大见到我妈时才得知杨大大已经去世了。杨大大在世的最后一年，我妈去看过她几次都没见着，邻居说她到亲戚家去了。有一天小娥弟弟突然来找我妈，说是杨大大去世了，他在杨大大的家里翻遍了也找不到房契，他猜想房契是放在我家了。询问他杨大大怎么突然去世了？他也说不清，只说是杨大大得了‘失心疯’（即受到很大的变故或刺激而得的精神疾病），来到她婆家（孟伯伯）的侄女家就不走了。后来就跑丢了去世了。这个没良心的小娥弟弟，自从搬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看过他姑姑，现在却为了房契而来。我妈气得斥责他：“房契的确在我这里，但我不能交到你手上。你姑姑自从让你接班她就没有了收入，你有关心过她是怎么生活的吗？”可生气归生气，谴责归谴责，小娥和她弟弟却是办过领养手续的法定“继承人"。 在约定好的日子，我妈把杨大大的房契外加三千多元存款当着小娥弟弟厂领导的面，交给了小娥弟弟。当那密密麻麻近三十年的存款记录条展现在厂领导面前 —— 每几个月二三十元的存入，仅有的两次为买房子的取款，特别是得知她最后的几年没有收入也一次也没有来取过钱时，厂领导也落泪了。是的，除了我妈，没有人知道杨大大在我家存了那么多钱。在河南，直到九十年代初一名大学讲师的月工资才是100元人民币左右。杨大大的这一笔“巨款”是多么不易，为自己却舍不得花上一毛钱。
都说人在做天在看，都说好人有好报。可这么坚强自立明事理的好人杨大大却一生坎坷。而她用几十年勤劳节俭勒紧裤腰攒出来的房子和钱，却全落进了造成她晚年伤心流泪的“继承人”手里，苍天有眼吗？！
【注：这是夫人写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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