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抗战时杀死一个日本士兵有多难
|
导读
时下一些抗战剧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智，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的不敬。当前人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被描述成唾手可得，后人恐怕就很难了解和反思为何这场战争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以湖南会战为例，中、日军队伤亡比超过3:1
据日军统计，湖南会战中国方面死、伤、俘、病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
1944年4月，日军动员兵力50余万，发起纵贯中国南北的“一号作战”战役，至12月该战役始告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其间历经中原会战、湖南会战、桂柳会战，日军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续3个多月，是此次“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
以此次战役为例，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此役，双方参战人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中国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中国方面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了伤、病、俘、亡，中国军队损失过半。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也已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显然，日军方面的统计要更为确切一些，国民政府不统计病、俘，则有其鼓舞抗战民心乃至获取二战国际地位之考量。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中国军队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定军队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中国军队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考虑到抗战后期军队编制的缺额——徐永昌认为战时国军各师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1到2:1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要杀一个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难，要付多少代价？可以从敌我双方士兵的伤亡作比较。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
而当时有多少侵华日军被歼灭？目前没有准确的数字。《日本陆海军事典》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关内日军总共死亡45.57万，其中八年抗战日军在中国死亡40.46（不包括东北），战后遣返中死亡5.11万。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学者张忠义先生，根据日本的资料也计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
尽管目前日军在华死亡人数还不确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合阵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比1到2比1之间，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
中、日军队战斗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
林彪总结：中央军队守着挨打战术真糟糕透了；我军的军事技术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曾撰文《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刊登于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对中、日军队战斗力做过一个基本比较，并分析了原因。文章说道：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八、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十二、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林彪对八路军自身的批评自然是中肯的。其对中央军的批评，其实也相当准确。下面就具体说说中央军的问题。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一：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又营养不良，白刃战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学者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抗日剧中常常不乏白刃战场面，往往中国士兵与日兵一对一厮杀，结局一般是中国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战初期，日军确实比较害怕与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但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士兵已多为新兵，其劈刺技术已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营养不良，体力太差，以及劈刺技术训练不足等。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造成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军后期保障能力不足。据王奇生称，“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后勤不力，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检讨过原因：“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二：兵役办理不良，新征壮丁因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
随着战事进行，国军士兵战斗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办理不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蒋梦麟的报告又提到，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三：军官素质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阶越高能力越低
除了战备、一般士兵不如日军外，国军的素质也令人堪忧。一般士兵多为农家子弟，他们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但在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队，官阶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蒋介石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四：指挥与协调差，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又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
此外，国军的指挥和协调系统紊乱，几无章法。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张治中1939—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引者注：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为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时下一些抗战剧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智，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的不敬。当前人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被描述成唾手可得，后人恐怕就很难了解和反思为何这场战争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以湖南会战为例，中、日军队伤亡比超过3:1
据日军统计，湖南会战中国方面死、伤、俘、病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
1944年4月，日军动员兵力50余万，发起纵贯中国南北的“一号作战”战役，至12月该战役始告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其间历经中原会战、湖南会战、桂柳会战，日军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续3个多月，是此次“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
以此次战役为例，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此役，双方参战人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中国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中国方面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了伤、病、俘、亡，中国军队损失过半。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也已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显然，日军方面的统计要更为确切一些，国民政府不统计病、俘，则有其鼓舞抗战民心乃至获取二战国际地位之考量。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中国军队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定军队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中国军队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考虑到抗战后期军队编制的缺额——徐永昌认为战时国军各师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1到2:1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要杀一个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难，要付多少代价？可以从敌我双方士兵的伤亡作比较。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
而当时有多少侵华日军被歼灭？目前没有准确的数字。《日本陆海军事典》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关内日军总共死亡45.57万，其中八年抗战日军在中国死亡40.46（不包括东北），战后遣返中死亡5.11万。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学者张忠义先生，根据日本的资料也计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
尽管目前日军在华死亡人数还不确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合阵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比1到2比1之间，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
中、日军队战斗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
林彪总结：中央军队守着挨打战术真糟糕透了；我军的军事技术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曾撰文《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刊登于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对中、日军队战斗力做过一个基本比较，并分析了原因。文章说道：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八、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十二、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林彪对八路军自身的批评自然是中肯的。其对中央军的批评，其实也相当准确。下面就具体说说中央军的问题。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一：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又营养不良，白刃战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学者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抗日剧中常常不乏白刃战场面，往往中国士兵与日兵一对一厮杀，结局一般是中国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战初期，日军确实比较害怕与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但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士兵已多为新兵，其劈刺技术已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营养不良，体力太差，以及劈刺技术训练不足等。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造成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军后期保障能力不足。据王奇生称，“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后勤不力，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检讨过原因：“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二：兵役办理不良，新征壮丁因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
随着战事进行，国军士兵战斗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办理不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蒋梦麟的报告又提到，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三：军官素质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阶越高能力越低
除了战备、一般士兵不如日军外，国军的素质也令人堪忧。一般士兵多为农家子弟，他们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但在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队，官阶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蒋介石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四：指挥与协调差，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又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
此外，国军的指挥和协调系统紊乱，几无章法。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张治中1939—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引者注：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为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