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坎宁安的影像人生

街拍鼻祖比尔·坎宁安跟《纽约时报》合作近40年。安娜·温图尔说：“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 但坎宁安更爱做一个旁观者，去定格人们自信而时尚的瞬间。

街拍摄影师比尔·坎宁安(Bill Cunningham)为《纽约时报》拍摄的摄影小品记录了各种时尚——从腰包到柏金包(Birkin)，从格子衬衣到荧光自行车短裤。他于周六在纽约去世，享年87岁。

前不久，他因中风入院。他去世的消息得到《纽约时报》证实。

在为《纽约时报》工作的近40年时间里，坎宁安既是时尚的专注记录者，也是一名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人类学家。他用镜头里人们不断变化的着装习惯，来反映更为广泛的文化变迁——从较为正式到更分散、更个性化。

在曼哈顿东区的皮埃尔酒店(Pierre)，他把照相机对准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这些身穿花呢服装的纽约望族。在市中心的码头边，他拍摄身穿露脐上衣的时尚人士。在哈莱姆区，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拍摄身穿低腰牛仔裤的霹雳舞小子(B-boy)。要是自行车坏了或被偷了，他就再买一辆，前前后后一共买了30多辆。

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成了名人。

2008年，坎宁安前往巴黎接受法国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d’Honneur)。他回到纽约后，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公司(Bergdorf Goodman)为了表示祝贺，在橱窗里摆放他的真人大小模型，和他本人一样消瘦。

2009年，他被纽约地标建筑保护委员会(New York Landmarks Conservancy)列为活地标(Living Landmark)，《纽约客》(The New Yorker)在关于他的特写文章中称，他的“街头”(On the Street)和“晚间时光”(Evening Hours)专栏是纽约市的非官方年鉴，“他对我们的着装方式进行了丰富的记录，有些回头再看也会令人感到尴尬。”

2010年，纪录片《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Bill Cunningham New York)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首映，获得各界盛赞。

不过，坎宁安对几乎每一个向他询问此事的人说，随之而来的宣传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苦恼——陌生人能够得以接近他，烦扰他。

他想寻找拍摄对象，而不是成为拍摄对象。他想去观察别人，而不是被观察。苦行主义是他的品质之一。

在追求完美的业内人士中间，坎宁安始终甘当局外人，这是他特别适合时报的原因之一。

“时尚界的权势人物都欢迎他的陪伴，但他仍是我见过的最友好、最温和、最谦逊的人之一，”时报出版人兼董事长小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传奇，从我个人来说，我失去了一位朋友，这让我感到伤心。”

时报的执行主编迪恩·巴奎(Dean Baquet)说：“他是一位很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他对时尚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看一看比尔·坎宁安的横贯两版街拍，就相当于看到了整个纽约。年轻人。棕色皮肤的人。愿意在服装上破费的人，以及那些非常自信、知道如何从现有的和能找到的服装中搭配出一身行头的人。”

时报的摄影总监米歇尔·麦克纳利(Michele McNally)说：“比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投入和热情无与伦比，他的亲切和谦逊令人鼓舞。虽然他的才华几乎人尽皆知，但他还是愿意默默无闻——对这样一位超级明星来说，这非常难得。我每天都会想念他。”

坎宁安特别喜欢古怪的人，他像收集珍贵的贝壳那样收集这些人的踪影。

坎宁安白天最常去的观察点是第五大道和第57街，他和蒂芙尼珠宝公司(Tiffany & Co.)一样成为街景的一部分。一旦发现时尚，他就以羚羊般的速度移动，找到最佳角度，不停地按下快门，记录他的拍摄对象。

“大伙儿都知道，当他看上一双运动鞋或一条裙子时，不要去打扰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服装学院(Costume Institute)的前策展主管哈罗德·科达(Harold Koda)说。

“因为如果你挡住了他想拍的人，”《Paper Magazine》的主编、坎宁安的好友基姆·哈斯特莱斯塔(Kim Hastreiter)说。“他会从你身上翻过去拍照。那种感觉像战地记者，只不过他拍的是服装。”

“拍照时，”坎宁安曾说过，“我寻找的是个性化的着装风格，有时甚至是拿雨伞或外套系紧的方式。在派对上，几乎保持隐身很重要，在人们没有注意到照相机的时候去拍照——捕捉到讲话的热情和他们的手势。我喜欢拍摄有活力的时刻。”

小威廉·约翰·坎宁安(William John Cunningham Jr.)于1929年3月13日出生于波士顿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老二。

中学时，他用从廉价商店搞到的小块布料拼成了几顶帽子，其中一顶送给了妈妈，让她在参观1939年的纽约世博会时戴上。“她从没戴过，”坎宁安曾说过，“我的家人都觉得我有点疯。”

十几岁时，他在邦威特·特勒百货公司(Bonwit Teller)得到一份兼职工作，后来获得了哈佛大学(Harvard)的奖学金，但是两个月后就退学了。“他们觉得我无知，”坎宁安说，“说我不可救药——但我是一个视觉型的人。”

他在波士顿无事可做，父母又催他寻找工作方向，所以他搬去纽约，和舅舅汤姆·哈林顿(Tom Harrington)合住。哈林顿在一个广告公司持有所有权股份。

“我的家人以为他们可以诱导我入那一行，以为我和舅舅住在一起，就会打消原来的想法，”坎宁安说，“但那没起作用。我一直对时装感兴趣。”

所以当哈林顿给外甥下了最后通牒——“别再做帽子了，不然你就从我家搬出去”——坎宁安选择了后者，他搬到东52街的一个位于底层的公寓，那里兼做展厅，展示他的狐皮边浅顶软呢男帽和斑马印花无边女帽。

为了多挣些钱，坎宁安开始在《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上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开设专栏。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由于与出版人约翰·费尔柴尔德(John Fairchild)就安德烈·库雷热(André Courrèges)和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谁是更好的设计师发生争执，他停止与该报合作。

1967年前后，他有了第一部相机，用它拍摄“爱之夏”运动(Summer of Love)，就是这个时期，他意识到，真正的运动在街头。他开始接受《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和《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的拍摄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经常给时报投稿，不过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拒绝成为时报的全职员工，尽管编辑们多次邀请。

“一旦别人成了你的老板，”他会说，“你就得听他们的。所以不要让他们成为你的老板。”

这在1994年发生改变——那一年，坎宁安在骑车时被一辆卡车撞倒。他在解释为什么最终接受时报的邀请时说，“是为了获得医疗保险。”

坎宁安还抗拒名人着装的潮流。在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奥斯卡奖(Oscars)等颁奖典礼上，他看到女演员们身穿鱼尾礼服在一群摄影师面前整理妆容，摆姿势。她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很美。不过，他就是对她们提不起热情。

这不只是因为他怀念另一个时代——那时，劳伦·巴考尔(Lauren Bacall)和布鲁克·阿斯特(Brooke Astor)等明星真的是自己挑选衣服。那个年代对他来说也许具有某种吸引力，不过即便在他七八十岁时，他依然有很多喜欢拍摄的对象。

其中一位便是纽约某控股公司的行政助理路易斯·多克托尔(Louise Doktor)，她有一件带四个袖子的外套，以及一个用足球做成的手袋。还有留山羊胡的安德烈·J(Andre J.)，他偏爱70年代风格的露肩裙装。

“在他的专栏中，有些人反复出现，”科达说。“他们大都不是名人，而是他感兴趣的职场人士。他最爱的就是个人风格。”

坎宁安在2002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当今的时装一如既往地至关重要而且趣味盎然。有些一本正经的人说，在街头看到的东西把他们吓坏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但这就是时装在发挥自己的功能。它准确地反映出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