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哈尔滨——六年前，王焕明和一个朋友玩摔跤时受伤，导致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如今，他希望自己找到了可以重新站立行走的办法：给他的头换一个新的躯体。
现年62岁的王焕明是煤气公司的退休工，他是表示愿意接受一项身体移植手术的几个人之一。这项手术计划在中国北部城市哈尔滨的一家医院进行。
进行身体移植的想法，会令世界各地的专家担忧中国在挑战科学伦理和实践的极限方面要走多远。业内顶级医师和专家表示，这样的移植手术是不可能成功的，至少目前如此，其中不乏一些中国医务工作者和专家。他们将难点指向了脊髓神经的联接。如果失败，病人就会死亡。
提议实施这项手术的骨科医师、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博士表示，他不会因此退缩。他曾于1999年在美国协助进行了世界首例手移植手术。在接受采访时，任晓平表示他在组建团队，相关研究正在进行，手术也会“等我们准备完了”以后实施。
他的计划是：切掉两具躯体的头颅，将已逝供者躯体的血管与受者的头颅接起来，插入一块金属板来固定新组成的颈部，将脊髓神经末端浸入一种可以促进再生的胶状物质中，最后将皮肤缝合起来。
不管他会不会实施这一手术，顶尖医学专家都在对这项计划进行谴责。
“在大多数人看来，往好了讲实施这类手术为时过早，往坏了讲，则太过草率，”达特茅斯大学盖泽尔医学院(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 of Dartmouth College)神经学与医学教授詹姆斯·L·贝尔纳特博士(James L. Bernat)说。
曾担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博士去年1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脊髓切断之后，神经元“无法重新联接起来，从科学上讲不可能实现”。
“从医学伦理上讲，也是不合情理的，”黄洁夫还说。“怎么能把一个人的头和另一人的身体放一块呢？”
批评人士将中国产生这类医学尝试的原因归为国家抱负、充足的政府资助、一种优先考虑结果的实用主义世界观，以及透明性和问责制的缺乏。
“不管从哪一方面讲，中国的体制都是不透明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医学伦理学者亚瑟·L·卡普兰(Arthur L. Caplan)说。“我不信任中国的生命伦理审核或政策。考虑到政治因素、民族自豪感和开拓精神的助推，很难弄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也担心这项实验会走得太远，或进行得太快。
“不希望中国的学界、器官移植界、科学家，在国际上更加加深别人对我们的印象——中国人做事情没有底线。什么都能做，”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专家丛亚丽谈及任晓平的计划时说。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政府在科学研究和发展领域投资了1.42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2005年只有2450亿元。
去年，位于华南城市广州的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美国研发的一种技术，修改了人类胚胎中一种可以导致罕见血液疾病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国内外的一些科学家表示，这项实验跨越了一条伦理界线，因为如果是在可存活的胚胎中进行，这种改变将是可遗传的（这项试验使用的是不可存活的胚胎）。这将为容貌或智力方面的永久性基因改造创造条件。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今年4月，广州另一支研究团队对胚胎进行了改造，使之具备了抗艾滋病毒的特性。在国际上，一些科学家对这项实验进行了指责，理由是在此类研究的伦理问题上缺乏共识。
这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的团队表示，“一些重大技术议题尚待解决。”他们还称，从伦理层面讲，“在全球研究和伦理学界进行严格和彻底的评估与讨论之前”，他们不会倡导在可存活的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
伦理问题长期困扰着器官移植领域的中国研究人员。在这方面，因使用死囚的器官，中国曾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尽管中国表示不再使用此类器官，但中国器官移植医务工作者有时还是会向国际会议提交使用囚犯器官进行的研究。这类研究在全球伦理规范之下是不被允许的。
今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表示，它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大会就因为这类原因拒绝接收一个中国团队的研究论文。
一些中国科学家和伦理学者表示，医学专家的担心有些过度，尤其是来自海外专家的顾虑。他们将之归因于这些人嫉妒中国在近几十年取得的非凡的科学和经济进步。
“我们认为，西方评论人士的反应是对当前状况的误解，”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今年在期刊《发展中国家生物伦理学》(Developing World Bioethics)上写道。
“在就新生物技术发展的合理界限进行的国际辩论中”，批评人士不愿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伙伴”，翟晓梅写道。她不愿接受采访。
任晓平不是唯一一个探索身体移植这门学科的人。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调节小组(Turin Advanced Neuromodulation Group)的塞尔焦·卡纳韦罗(Sergio Canavero)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倡导者，俄罗斯科学院理论与实验生物物理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Biophysics at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科学家也在研究这类手术的方方面面。但卡纳韦罗和俄罗斯的研究所均表示尚没有付诸实践的计划。
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任晓平在美国生活了16年，后于2012年回国。在前述手部移植手术中，路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的一个团队提供了帮助，任晓平是其中的一员。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学术健康中心(Academic Health Center)的网站显示，任晓平后来去了该校。
任晓平用小鼠做过头颅移植的实验，但它们都只活了一天。他说自己已经开始在人的尸体上练习，但拒绝透露细节。
任晓平和他的支持者称，手术可能会帮到那些患有可能致命、影响身体机能的疾病，如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患者，以及像王焕明这样的瘫痪者 。
外科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佩恩移植研究所(Penn Transplant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所长亚伯拉罕·沙凯德(Abraham Shaked)博士表示，手术方案的某些方面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他说，移植手术前保存受者的大脑和供者的身体，连接大量血管和肌肉，以及控制不良免疫反应，都是有可能做到的。
但沙凯德表示，脊髓神经的连接仍然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阶段，我倾向于说这种尝试是愚蠢而不是疯狂，”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疯狂意味着可能可以做到。愚蠢的意思是根本不应该做。”
对于用胶状的聚乙二醇加快神经末梢的生长，沙凯德说，“这么说吧：就好比穿越大西洋的电话电缆被拦腰剪断，有人想用疯狂快干胶把它接起来一样。”
任晓平也认为存在超乎想象的困难。
“我从医应该说国内国外超过30年了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手术，再复杂我都做过。但是和这个手术比起来，没法比。”
“伦理不伦理，这是病人的生命， ”他接着说。“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伦理学的核心要素。”
记者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置评时，对方表示，医生按要求应遵循国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列出的伦理责任。
在医疗和伦理上都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王焕明和他的家人仍心怀希望。
在三年时间里，34岁的女儿王智和母亲一直用手泵将氧气送到王焕明的肺里。如今，她们用收到的捐款买了一台自动泵。但王智说，医药费花光了她们的积蓄。
“活，活不起，死，死不了，”她说。
一家人都知道，如果手术失败，王焕明就会没命。但这依然给了身处绝望中的他们一线希望。
“只有那种听起来像不可能的医疗，有可能救助我们，”王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