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大家要警惕Facebook的人并没有说错：我们在智能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上花费的每一分钟，浏览喜欢的网页、阅读个性化的消息，都被导向了预设的结论。我们遭受了保持一致的压力。
不过，罪魁祸首并非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手下的那些看不见的操纵大师，我们自己才是。说起来，我们自己远比Facebook更擅长于将一种观点凌驾于其他观点之上，并把人禁锢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僵化牢笼里。
- 查看大图
Earl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
弗兰克·布鲁尼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如何使用社交媒体，以及整个互联网——我们又如何任由它们驾驭自己。上周与我进行探讨时，著有2012年畅销书《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的社会心理学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表示，与其说它们是动因，还不如说是同谋，一种古老冲动的新工具，属于“让我们得以随心所欲的一长串技术革新”的一部分。
“我们的一个欲望就是，多跟想法类似的人在一起，避开意见相左的人，”海特还说。“Facebook效应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在催化或放大本已存在的倾向。”
谈到“Facebook效应”的时候，他指的并不是过去几周里被广泛讨论的一种可能性——Facebook有意操控其“热门”新闻菜单，从而强调自由派的观点和信源。菜单不过是Facebook的一个方面。
对许多用户而言，更常见的是我们看到的好友及在网上关注的个人和团体的发帖，而这些信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做的选择。倘若我们寻找、“点赞”或评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支持者的愤怒言论，就会遇到更多桑德斯支持者的更多愤怒言论。假如我们唾弃此类情绪冲动，这类帖子就会消失。
这就是其中关键的“影响力量”、“算法”，或者爱叫什么名字都可以。这就是我们网络生活的陷阱与诅咒。
互联网本身并未受到操纵来向我们投喂右翼或左翼观念、保守派或自由派思想，或者起码要等到我们自己操纵它这样做之后。它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我们送来更多类似的东西，不管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浩如烟海的乐章中的一个持续音，百花齐放的花园里的一种单调香味。
几年前，我买了祖·玛珑(Jo Malone)品牌的某种芳香沐浴啫喱。我是从这家公司的网站上购买的。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只要我在网络世界里游荡，祖·玛珑就会追踪，总是跟在我的数字身影后面，永远占据了屏幕的一角，这里冒出个祖·玛珑蜡烛，那里蹦出个祖·玛珑古龙水。我被定了性、圈进了一个小门类：祖·玛珑粉丝。当然了，我可以从祖·玛珑的本木香、柑橘香、花香乃至果香中进行选择，但我的香味生态圈里没有了雅男士(Aramis)品牌，Old Spice的产品也统统离我远去了。
我们读的小说、看的电影、听的音乐也不例外，可怕的是，接触的思想亦如此。它们不会受到挑战，而是会不断自我证实和加强。通过给特定的博客加书签、将社交媒体讯息个性化，我们订制了自身消费的新闻和能够接触到的政治信仰，程度之深超过以前任何时候。这种行为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色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生活中的色彩抽去，让它变得单调。
我们构建了一道精心打造的正反馈回音壁，将确信变为狂热，将热情变为狂躁，将与他人的分歧变为妖魔化对方。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有一群Twitter暴徒一窝蜂地为桑德斯辩护，或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的超现实成功，而其一直以来的口号完全可以总结为，“我所知道的都来自互联网。”
这其实就是他的原话，为错误地断言自己竞选集会中的一名抗议者与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有关联而勉强找的借口。他在哪里看到过一段视频，他选择信以为真。他的情报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进行过核实，却飞速流传开来——完美契合了他的观点和需求。用谷歌来一番足够有创意的搜索，或者有足够的意愿去相信搜索结果，总能找到符合自身要求的“真相”，外加一大批所谓的专家为其打包票，以及一群同样的追随者。
疯狂的咆哮者、阴谋理论、有意的歧视和严重的党派偏见，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们也还没有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它们滋长的方式比较引人注目，也有些让人难以接受，是本该让我们在自我教育上获得巨大进步的东西助长了它们。有线电视台的激增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本该扩展，而非缩小我们的视野。但它们反倒让我们更快和更彻底地陷入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在2011年出版的《过滤泡沫》(The Filter Bubble)一书中，埃利·帕里泽(Eli Pariser)详细分析了所有这一切，他解释了每一次点击、刷新和敲击键盘如何让接下来出现的信息发生变形，由此创造出一种近乎于虚构的量身定制的现实。有人对这种分析进行了驳斥，其中包括来自Facebook的科学家。后者去年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对某个特定的Facebook用户订阅的新闻信息非常同质化的观点予以质疑。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即在这样一个充满选择、包含无数小众市场和将个性化推崇到无以复加的时代，我们在用一种干脆利落到让人恐惧的效率进行自我分类。我们放弃了普遍适用的参照点。我们丧失了共同点。
“技术进步让我们更容易和那些与自己有单一共同兴趣点的人产生连接，”马克·邓克尔曼(Marc Dunkelman)说道。他还表示，技术也让我们更容易避开“不同的观念”，避免“直接与之相互影响”。他在自己2014年那本深刻透彻的著作《消失的邻居》(The Vanishing Neighbor)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本著作和海特的《正义之心》，以及《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分离》(Coming Apart)和《分裂的共和国》(The Fractured Republic)等都属于描绘现代美国人分化状况的著作，而这也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作品类型。
相比于过去有些时候，我们如今更加不信任和不愿把自己托付给大型机构。我们质疑这类机构的智识，以微社区的群体思考取而代之。这些微社区有很多是我们在网上组建，其情感可能更为独特，更不具包容性。
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肯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作用。海特提到，它往往不鼓励一群朋友中出现异见，因为更容易让持不同意见的人感觉没面子。他指出，不少学院里的学生中出现了有强制性的政治正确。
“因为有了Facebook，人们的互动变得如此迅速，以致他们很害怕自己没与集体保持一致，”他说。
不过，这里不是特别针对某个一边倒的新闻订阅服务，也不关乎某种神奇的算法，而说的是一种部落意识。自人类出现，这种部落意识就已经存在，现在更是扎根于肥沃的互联网土壤之中。在其滋养下，这种意识即将进入盛放时期，开出危险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