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作为正确的人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情况下，不是有这样的遗憾就是那样的遗憾：地点对了，时间也正好――只是你不在场。
那年我22岁，9·11袭击的前一天刚刚进入ABC台的“夜线”(Nightline)节目实习。这场袭击令整个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的酣梦中惊醒，也令住在五角大楼同一条街上一处公司住房里的我，从时差的昏沉中清醒过来。一个星期之前，我还是备受呵护的大学生，突然，附近还在燃烧的坠机就让我的阳台积满灰尘。
现实世界以如此巨大的灾难做了自我介绍，而我和身边的其他实习生们意识到，我们还没做好准备。我的一个朋友在白宫做实习生，没完没了的电视报道让他精疲力尽，一天晚上，他到店里去买了一盘《诺丁山》(Notting Hill)的录像带，接着就几乎每天晚上一遍遍地看。我则走上了另一个方向，接连几个小时都用来观看新闻报道，从各个角度研究发生的事件，好像还在为必须考好的期末考试死记硬背一样。
那段时间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永远是一个黑暗时期。对于那些长得或看起来哪怕有一点像穆斯林的人来说，也是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段可怕的时期。一个巴基斯坦裔美国同事不再佩戴祖母送她的祈祷指环，因为上面的阿拉伯语铭文让她在地铁上显得可疑。
我的朋友兼室友和我一样，也是印度裔美国人，事发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是凌晨3点下班，他就天天为我等门。一方面是因为他想知道最新的消息，另一方面也想证实我的安全，他担心当时针对穆斯林、甚至是像我这样的非穆斯林的胡乱报复会落在我头上。
随着这个国家的缓慢复原，我们也突然被迫在后9·11世界里重建自己的身份。对我来说这还算容易；我不戴头巾、不留胡子，乐于用善意来补偿自己的遭遇。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大反派：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是他造成了这一切的痛苦、愤怒与焦虑。周一就是他毙命的五周年之期。届时新闻媒体多半会关注他的取代者，像伊斯兰国那样的碎片化、虚无主义的恐怖组织。但我却回想起9·11之后的那几个月，本·拉登通过影像和音频向我们传递信息——而我在电视屏幕上说出了这些话。
那些带子随随便便就寄来了，却让整个新闻编辑室顿时陷入狂乱，这个消息马上就成了晚间的头条新闻。一天，一个新闻制作人问编辑室里的候补队员们，有没有人愿意为本·拉登最新发来的那些不祥消息配上英文画外音。我腾地一下就举起了手。
事后看来，一个理性的棕色皮肤男人真不应该那么热心地自愿做这种事。
那还是我第一次进录音间，完全没有经验。我坐得笔直，小心不让纸张发出声音，被敏感的麦克风录进去。事实上，我在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个不成熟的大学生，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仍然是这样一个人。
录第二版的时候，我刻意带了点中东口音，因为我觉得自己很擅长模仿口音，还觉得自己既然是南亚裔，模仿点中东口音也无妨。制作人的截稿时间快到了，录成什么样他都会说，“耶，就这样吧”，不会给什么建议，一切似乎都很无害。甚至还有点绞架上的幽默之感。是谁给世界上最可怕的人配了音？就是那个每天跑来跑去复印台词的家伙。
下一份录像出来了，我又一次坐在了录音间。这一次，我不再满足于普通的模仿口音，还想模仿本·拉登本人，好像艾美奖会把“最佳公共台新闻节目激进主义圣战者表演奖”发给我一样。
本·拉登的声音柔软温和，并不是那种末日世界观的狂热鼓吹者似乎该有的声音。我试着放松坐姿，从喉咙深处发声，让自己配的画外音听上去更干脆简洁，带上一点鼻音。
很快，我就觉得自己可能不应该力求模仿得惟妙惟肖，而是应该传达出本·拉登想要表达的真正威胁，为他平庸的邪恶声音加上一点凶狠腔调。我开玩笑说，这下我爸爸妈妈可以和朋友们吹牛了，“哦，你儿子是医生？呵呵，我们的儿子正忙着把恐惧植入千百万人心中呢。”不管怎样，我每天都在忙碌，试着让这个世界相信，我是个能在职业环境中胜任角色的成年人。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延伸任务而已。
然后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得到了期待已久的评价。有个执行制作人是我特别害怕的，不知怎么，好像我做什么都没法让他满意，就是他找上了我。
“你就是那个往本·拉登录像配音里加口音的家伙？”他问。
“耶！”我一脸自豪，眉开眼笑。终于来了，我期待已久的表扬，我那么需要、也完全配得上的肯定。
“别胡闹了，”他简短地说，好像我不过是那天需要他摆平的一百多个麻烦中的一个。
我敢肯定自己要被解雇了。更恼人的是，“别胡闹了”，听上去好像是对这段时期我整个人简明扼要的批评。好像他在说，不管你觉得自己在这儿干什么，不管你拼命想要成为什么人——你还是别胡闹了。这是现实生活。这是战争。成长点吧。这不是你出风头的时候。
后来我又给本·拉登配了一次音。“我们强调对敌自杀攻击行动的重要性，”我用平静、不带感情的声音说——从一开始我本来就应该这样。
多年后，看着人们欢庆本·拉登被击毙，我只希望这一刻能为受害者的家人带来一点解脱。不过，他愈是深深隐蔽起来，就愈是令我摆脱他的恐怖力量。关于袭击他的藏身之所一事爆出了种种细节，其中我最喜欢的事情并不是在他的住处发现了大量色情影片，而是他曾经试图给基地组织改名为“恢复哈里发国组织”，听上去像个公司的名字。他不再是我们的大反派了，而是好像还在考“恐怖主义管理学”研究生似的。
本·拉登毙命五年之后，似乎已经被深深埋葬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正如他的尸体被沉没于海洋。留下来的只有那些录像，还有我们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在我的生命中，那个时候，我能得到的最好建议就是简单的一句，“别胡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