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历史建构实践的积淀。现在的文化，基于过去的构建。将来的文化走向与今天的建构有关。我国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不足，国民对理论缺少兴趣，这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是有历史原因的。检点我们的历史文化，寻找理性闪现的那些瞬间，爬罗剔抉，刮垢磨光，重新发现历史，是我们的责任。

    西汉刘向主编的《战国策》有一则南辕北辙故事，就是我国思想历史上的一件重要成果，值得大书特书，彪炳史册。原文如下：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此所谓南其辕而北其辙也。

    这则故事说明，汉朝的刘向，或者战国的季梁已经把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明确区分，只有实践能力，没有理论能力是办不成事的。楚国在魏国的南面，从魏国到楚国应该往南走，而有人却不相信这样的理论分析，执意往北走，所凭借的是实践能力强，即“我的马很精良，我的路费很多，我的马夫善于驾车”。一个反面例子，生动地强化了理论、理性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南辕北辙的故事其实是一则理想实验，伽利略就是用理想实验得出了惯性定律。一个运动物体，在水平面上运动一段距离后，会停下来，这是因为物体与平面之间有摩擦力。如果不断减小摩擦力，那么这个物体就会运动得越来越远。我们猜想，如果摩擦力没有了呢，物体就会永远运动下去。由此发现了物体存在惯性。同样，凭着想象编写的南辕北辙的故事，我们形象地看到了理论或理性在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伽利略告诉了我们物体存在惯性，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南辕北辙的故事让我们懂得理论和理性的价值，理应成为中华民族发现理论价值、培植理性的一道亮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乏这样的灿烂光辉。这些光辉的凝聚，描绘着中华民族的又一个黎明时光。我们应该像感谢伽利略一样感谢刘向、感谢季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