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辩证法，都是古已有之的哲学思想，在今天，这些思想的生命力如何？还有没有生命力？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怎样理解和对待这个问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当置辩证法于天人合一语境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辩证法是关注整体的哲学，天人合一也是悉心于整体。后现代哲学肇始于对辩证法的反思，而天人合一可以吸纳后现代哲学的营养而武装自己。而得到后现代哲学给养的天人合一，就有了一个适应这个时代的新版本。如果用后现代哲学武装起来的天人合一为基础，凭借着这个基础上，再次审视辩证法，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发现，此时的辩证法被置于主体之中。辩证法总是主体的辩证法，离开了主体，辩证法就失却了生命力。无源之水，就会枯竭。无本之木，就会倾倒。辩证法脱离了主体，辩证法就是诡辩论。我们可以说，没有离开主体的辩证法。《三国演义》有一段描写，虽是笑话，却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一天，司马昭问他说："是否会思念蜀地？"刘禅回答说：“这里很快乐，不思念蜀国。”知道了这事，随侍刘禅的郤正就指点他说：“如果司马昭再问起时，你应哭泣著回说：‘先人的坟墓都葬在蜀地，我是天天都在惦念著。’”后来司马昭再次问他时，刘禅便照著郤正教他的话回答。司马昭于是说：“为何像是郤正的语气呢？”刘禅听了大惊，睁眼望著司马昭说：“您的话确实没有错。”左右的人都笑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人民持久战思想的胜利，这种持久战思想是一种辩证思维，这种辩证法是中国人民的辩证法，离开了中国人民，这种辩证法就失去了魂魄。

        我们发现，此时的辩证法被置于具体之中。不区分时间、地点，不辨别何人何事，不做调查研究，就可以“哇哩哇啦”发表高见，这不是辩证法的理想境界，而是对辩证法的亵渎和诋毁。辩证法，总是与具体的情景、事件相关联。存在与思维，是对应着的。对存在看的越具体，对思维的边界的划分就要越清晰。我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这个道理。本质与现象，也是对应着的，对本质的把握离不开对应着的现象，深刻的本质就在现象之中。战国末期，赵国有一位将军，名叫赵奢，身经百战。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就喜欢研读兵书，谈起排兵布阵头头是道。但是赵奢却很为儿子担心，因为他知道赵括只有空洞的战术理论，毫无作战经验，如果将来带兵上战场是一定要吃败仗的。赵奢死后不久，秦、赵两国在长平关对峙了很久，赵王任命赵括为大将，赵括一到前线就指挥赵军与秦军展开正面交锋，结果中了白起的埋伏，四十万赵军全部被俘，赵括也中箭身亡。经过长平关一战，赵国元气大伤，不久就被秦国所灭。这则纸上谈兵的故事说明，没有实战经验，就不会领悟战争理论的精髓。

        我们发现，此时的辩证法不是舌辩之辞。在任何书籍中，我们找不到辩证法。辩证法，要到生活中去找生活，要到实践中去找实践。书籍中所谈的辩证法只是生活和实践的语言描摹。这种描摹与生活、与实践有巨大的差距，二者不能混淆。春秋时期，秦国有人擅长相马，被称为伯乐，伯乐的儿子把父亲用经验写的《相马经》背得很熟，以为自己也有了认马的本领。一天，伯乐的儿子在路边看见了一只癞蛤蟆，他想起书上说额头隆起、眼睛明亮、有四个大蹄子的就是好马。他想：“这家伙的额头隆起来，眼睛又大又亮，不正是一匹千里马么？”于是他去对他的父亲说：“我找到一匹千里马，其他条件都符合，就是蹄子有点不够大！”伯乐的儿子闹出了笑话。按图索骥的故事说明了书本知识与实际情形的距离有多大，即使经典文献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