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文化的重要作用》之后，我郑重写下了这个题目。
     由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是美国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一部论文集。该书的宏大主题、深邃思想得到了我国哲学界、文化学界、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有关专家及读者的充分肯定。就世界范围而言，早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曾经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揭示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然而，在其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一度显著减少。到了80年代，对文化的这一变数的兴趣开始回升。这时，劳伦斯.哈里森,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撰写了《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认为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有人这样概括：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于一个社会的成功起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于是，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开始探讨：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如果确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进步？1999年4月23-25日，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上，与会学者畅所欲言，《文化的重要作用》就是与会者的讲稿汇编。
      《文化的重要作用》这样记载：理查德.施韦德，文化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学教授，他认为，这次研讨会是“新福音传道者”提倡的一场“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他写道：我承认，现在为这本书撰稿，我是感到有点没脑子，因为为此书撰稿人包括这么多的杰出学者和福音传道者，来自我的专业之外的各个学科。主编劳伦斯.哈里森要我也来凑个数，以他特有的坦率告诉我，要我以一名怀疑者和批评者的身份写文章，因为他认为我相信文化而不相信进步。他说他还打算邀请另一些怀疑论者和批评者，例如那些相信进步而不相信文化的人。
     《文化的重要作用》还这样记载：在讨论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一个小组讨论会上，戴维.兰德斯进一步阐述了他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提出的“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的结论。麦克尔.伯特承认文化能影响经济发展和竞争力，但是强调说全球化包括着文化传播，其趋势会使文化均质化，使各国易于克服文化和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杰弗里.萨克斯则争辩说，文化因素并不如地理和气候那样重要。
      我想问一问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为何要选用理查德.施韦德的观点？杰弗里.萨克斯的观点何必选入？良知，就是良知。良知，自有其标准。文化，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良知。理查德.施韦德，杰弗里.萨克斯不赞同文化的重要作用，理应从文集中剔除，也没有必要参加相关的研讨会议。
      问题在于，理查德.施韦德和杰弗里.萨克斯们，不仅参加了研讨会，其观点选入了文集，而且这一切都是按照事先指定好了的计划如期进行的。可见，我们与其询问别人为什么，不如自己问问自己。
      于是，自我与良知的关系萦绕在我的脑际。自我追求良知，任何良知背后都有一个自我。越是追求良知，就越要肯定自我。距离良知越近，就与自我越近。尊崇良知，离不开尊崇自我。泛泛而言，自我是自我，良知是良知；就其极致而言，自我与良知结伴而来，我们可以说，自我就是良知。这样一来，我们不仅不会混淆自我与良知，而且为良知拓展出一片新天地，也为自我注入了新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