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就已经认定“教育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最高幸福”。在东方，前秦时代的孟子就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一大乐事。可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自那时起，教育成为世界各民族高度关注的一项重要事业。至于怎样做好教育工作，怎样处理教育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一直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

      在西方，美国的杜威认为，学生应处于教育的中心位置，此前赫尔巴特将教师作为中心的观点是错误的。从教师为中心到学生为中心，杜威认为，这是发生在教育领域的一场哥白尼革命。与杜威同时代的罗素，在总结了西方思想历史之后，得出结论：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教育就把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放在了首位。杜威的结论与罗素的论断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罗素所说的，是西方的总体概况，杜威所谈的，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断。在东方，概念思维和理性思维不够发达，也没有促进其发展的社会空间。 在教育理论领域，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探索结果并没有动摇朱熹为代表的正统观念，唐朝韩愈所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依然是我们关于师生关系的经典表述。在当代，“学为主体，教为主导”，这句被精心雕琢的口号，看似确定了教与学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实质性解决。前些年，江苏省的一所初中学校把自己千辛万苦得来的改革经验概括为“先学后教”，把教与学对立起来，在思维的王国里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从这里不难看出，理性素养不够已经严重制约着中国的教育发展。没有理性的强大，也就没有实践的深入。这就是中国教育的严酷现实。有人说，一所初中学校，难免理性不足，大学就不一样了。北京师大的裴娣娜教授主持过主体性研究，怎么能说我国教育改革缺乏理性思维呢？

     主体，是一种理性存在。柏拉图说得好，理性才是世界的真是存在。从孩子，或者学生，上升到主体，这是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这需要修养，这个不能一蹴而就。裴娣娜和她的团队，没有让参与者实现这种飞跃。

     主体，是一个由众多概念组成的体系。现实是具体的，主体得以体现，就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具体。只是记住了什么是主体，显然，不能胜任主体；只是理解了主体，也不能担任主体。主体，有丰富内涵，我们要一一挖掘出它们来。裴娣娜和她的团队，没有让参与者挖掘出这些内涵来。

     主体，浸润着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其文化深入于骨髓，体现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华民族的主体表达，离不开哲学涵养，也不能脱离生活细节。裴娣娜和她的团队没有让参与者在此驻足挖掘。

     的确，裴娣娜教授已经看到了主体的教育意义，已经抓住了中国教育理论的核心问题。她的探索表明，把握主体，让主体在教育实践中扎下根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又不能避开，我们只好下定决心，下好“主体”这盘大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