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的著作中有一部分是以苏格拉底对话的名义写成，这些思想既含有苏格拉底的贡献也含有柏拉图的贡献，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师生俩的见解是一致的，精神助产术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柏拉图写道：我的助产术与产婆们的助产术总的说来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我的病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我关心的不是处于分娩剧痛中的身体，而是灵魂。我的记忆最高明的地方就是通过各种考察，证明一位青年的思想产物是一个虚假的怪胎，还是包含生命和真理的直觉。就我本人不能产出智慧来说，我和产婆是一样的，人们对我的普遍责备是对的，说我只管向别人提问，但自己却没有智慧而不能做出任何回答。

      柏拉图进一步解释：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上苍逼迫我接生，但禁止我生育。所以我自己没有任何种类的智慧，也不会有任何堪称我的灵魂之子的发现。那些与我为伴的人，有些人开始时显得笨拙，但随着我们不断地讨论问题，他们全都蒙上天之青睐而取得惊人的进步。别人感到奇怪，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从没有向我学到什么东西。由他们生育出来的许多奇妙的真理都是由他们自己从内心发现的，但接生是上苍的安排和我的工作。

       咀嚼柏拉图的上述见解，我们相信罗素的判断：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确立了这样的观念，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肇始于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有别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如果说孔子关注的是如何让学生从“一隅”到“三隅”的话，那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们思考的就是“一隅”本身了，这一隅是老师告诉学生的，还是学生自己悟出的？教师的责任是什么？玩味中西方这两种古老思想，显然，精神助产术较之启发式教学更为彻底和根本。《论语·阳货》载有这样一段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我不想再说话了，子贡问道，老师如果不再说话了，那我等学生凭借什么来继续得到教诲呢?孔子回答说，你可曾听见天你说过什么话吗?四季不是照样地运行，万物不是照样地生长吗?天又说过什么话呢?可见，孔子生气了。可以设想，假设孔子不用启发式，而是采取精神助产术，“由他们生育出来的许多奇妙的真理都是由他们自己从内心发现的”，子贡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孔子也就不会生气了。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应该对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怎样看待呢？柏拉图对了？柏拉图错了？我们的判断如何？这不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和专家的论证，而是教育实践的呐喊和千百万人的行动。正是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回答这样的基本问题，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教育步履维艰；正是由于我们没有高度重视这样的问题，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受到了种种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