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先生既是教育家，又是军事家，他比较了军事和教育，得出结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全集·与杨仕德薛尚谦书》中有这样记载，明朝正德十三年正月，王阳明在进剿袭击俐头的暴动山贼之前，曾写信给弟子薛侃说:“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某向在横水，尝寄书(杨)仕德(即杨骥)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王阳明认为，军事围剿，消灭贼寇，此事不难。难的是在学习过程中，披荆斩棘，把心做大，实现致良知，才是最难的事情。一部《传习录》，记录了致良知过程中的千难万险。

       德国的将军毛奇与王阳明的心是相通的，他把“破心中贼”作为“破山中贼”的基础。这位在普法战争中战胜了法国并俘虏了法国皇帝的元帅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无论是王阳明，还是毛奇，都把孙武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谋略上升到一个新境界，他们把攻心上升到了一种文化，上升到了教育事业。

      教育的发展历史表明，教育实现心育，并非易事。就教育自身发展而言，德国的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所总结的教育理论并没有完成“攻心”大计，教师、教材、教室束缚了学生，不利于学生发展。历史让位给了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教师为中心开始向学生为中心转变，教材为中心开始向生活为中心转变，教室为中心开始向社会为中心转变。

      就我国教育发展而言，我们没有实现“攻心”，而是在本该“攻心”的教育领域采取了“攻城”之术。学校签有《责任书》，校长完成这些条款就万事大吉了。教师有教材，学生有考试，按部就班就顺理成章。学生是否学习，这的确是个问题，而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学生的分数高低才真正体现出价值所在，于是乎，分数与学习之间的本来很小的间隙被逐步扩大；教师是否实现了师生心灵沟通，这的确是个问题，而更加现实的问题是，教师在学校考评中安全过关才真正体现出价值所在，于是乎，心灵沟通者往往柔肠寸断，按考评标准操办者风生水起；学校是否促进了学生发展，这的确是个问题，而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学校通过上级考评才真正体现出价值所在，于是乎，心系学生发展者难免灰头土脸，迎合上级考评者备受尊荣。  

    如今，在教育领域，我们通过“攻城”来落实我们贤哲提出的“攻心”智慧。“攻心”变成了“攻城”，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攻城”越猛，离“攻心”的目标就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