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上史家胡同小学的名字叫于小兵，住在本司胡同17号院建设银行宿舍。她在耳边偷偷地告诉我，她还有一个名字叫欧阳天娜。那个时代都叫红啦军的，所以我着实地多看了“天娜”两眼，非常漂亮的她，绝不次于演琼瑶小说的金铭。无论是活学活用讲用会上捧着红宝书的那份激动，还是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淌满面颊的泪水，都令人至今难忘。如果我儿时记忆有误的话，当时的《中国妇女报》头版就有她一张梳着蝴蝶结辫子的照片，摄影记者总不会搞错吧。

     那时小学的年级都称连，因为她的出众很快成了我们三连（三年级）的副连长，正连长是老师。我小组长都不是，可不影响我在副连长家里，在只有二十一个键的小钢琴上弹《东方红》，拚插五种色彩的图案积木，这在那时可算上高级玩具了，别的孩子来她可从不拿出来，只有我一人在时才一起玩。

    六九年说要准备打仗，她家迁居黑龙江，始知分别情的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要送她一件礼物。

    正值文革“三忠于四无限”高潮，流行一种在塑料窗纱上绣类似剪纸般的毛主席头像，可绣来绣去歪七扭八，拿出去非当了反革命。鬼使神差一抬头看早请示晚汇报的园地上贴着一个红双喜，这个直来直去的结构很容易就绣成了，虽然绣完后我看哪儿都象蒙了一层窗纱。

    她已经不来上学了，第二天我跑到天娜家里，小心翼翼地把淡苹果绿窗纱的大红喜字送到她手里。她是什么表情，什么话语我都晃如隔世不记得了，只有她母亲在凌乱的家俱和包裹中央一声大吼到现在想起来还心跳不止：“这是你绣的？！”

    我们副连长走了大约一个多月，学校接到她一封来信，信在操场传来传去，说她到了反修前哨，说每个红小兵都扛一支小木枪.....信后点名问候了我们排每一名男女同学，每一名啊，那里边没提到我。

    再过了几个月，我也开始了农村生活，告别首都的痛心疾首刻骨铭记。只是每每回忆起这些痛苦时，更痛苦的是当童年朋友离开北京时，怎么偏偏送去一个红红的喜字呢？

    我想这些年了，她早该就忘了我和我的礼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