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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复旦伉俪婚变：应设通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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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复旦男涉嫌重婚案”：应设通奸罪
文:周蓬安
改革开放后，中国有一个十分奇特的法律现象正不断撕裂社会，但司法机关却鲜有关注。一般经常上网的朋友都会注意到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那就是每当警方发布有关查处“卖淫嫖娼”成绩的新闻后，都会出现网友的质疑：“那么多官员、富商包养‘二奶’、‘三奶’，公安机关怎么不管？”而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女子“卖淫”是性权利的零售行为，那么被“包二奶”就是性权利的批发行为。现实问题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卖淫嫖娼”行为的同时，却对严重的“包二奶”现象熟视无睹，最终弄成“嫖娼（零售型）”一次要受处罚，“长期嫖娼（批发型）”却不受任何处罚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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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这个社会难堪的是，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刑法》也设有“重婚罪”罪名，但长期包养“二奶”甚至已生儿育女的比比皆是，也鲜见有人被追究法律责任。在这么多年被查的高官中，至少有一半有“与他人通奸”问题，不少还与“情人”生儿育女，但领受重婚罪的仅有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一人。现实是，即使原配状告丈夫重婚罪，在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社会，公安机关取证也极为困难，很多男人虽然与“二奶”长期以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社区、邻居也一直以为他们是夫妻关系，但谁愿意为了不认识的“原配”而在法庭上担当证人，得罪邻居？而因为“通奸罪”是自诉案件，如果受害一方手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警方也未必就能爽快受理。
近期看到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案件聚焦”的一个题为《复旦伉俪婚变，丈夫已有私生子》的视频，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同为复旦大学高材生的房先生、钱女士结婚不久即相继去美国学习、创业，并在美国生下两个女儿，且积累下不菲的财富。2002年，正当两人在美国开设的计算机学校红红火火的时候，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也因为国家对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给予100万元人民币创业基金的好政策，房先生独自申请回国创业。钱女士为了支持房先生创业，不断将在美国赚来的钱汇往上海，虽然房先生创业大量赔钱，还是在上海购买了7套商品房。而就在分居两国期间，房先生称在卖房时和买房的女士发生了婚外情（钱女士称其丈夫将这套房子送给了“小三”）。而早有离婚准备的房先生在办理产权证明时，仅将两套房子写上了妻子的名字。
最令钱女士无法容忍的，是房先生与“小三”同居近十年并生下一女，至今已两岁。而面对必然要离婚的局面，在财产分割时出现分歧后，有过错一方的房先生也不愿意做出妥协，钱女士一气之下状告房先生及“小三”重婚，且警方已受理案件，去房先生及“小三”居住的小区取证。
从视频传出的声音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隔壁邻居包括物业人员都说他俩是夫妻，当然构成重婚罪的基本要件。但问题是，这些人愿意去法庭对质吗？电视屏幕里的这些声音，肯定不能否成为庭审时的证据。窃以为，该案虽然事实清楚，但并不是如邻居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能否判房先生“重婚罪”还真不好说，这是由目前《刑法》对重婚罪的模糊定性所致。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房先生一贯谨慎，没有成双成对地出入，那就肯定不会构成重婚罪。仅从这一点看，我国“重婚罪”就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此外，如果老婆容忍丈夫养“小三”甚至养“小四”，那么即使形成如封建时代的妻妾成群，是不是也不构成重婚罪？
窃以为，目前司法机关对“嫖娼”和“包二奶”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导致社会争议不断，问题出在危害性介于“嫖娼”与“重婚”之间缺少了一个罪名，即“通奸罪”。从实际的社会危害性看，“嫖娼”的危害性远低于“包二奶”，而“包二奶”的危害性又低于“重婚”。目前“嫖娼”要受治安处罚，“重婚”要被判刑，而介于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包二奶”，无疑应增设“通奸罪”才能平衡。
从国外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国及美国多个州都将通奸认定为犯罪行为。而中国不仅历史上长期拥有“通奸罪”，即使上世纪的民国《刑法》也保留着“通奸罪”。目前台湾地区仍沿袭民国法律规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相奸者，亦同。”
如钱女士状告房先生重婚一案，取证过程将非常艰辛。但如果《刑法》里有个“通奸罪”，那就十分简单了，房先生所生女儿就成了自己的罪证。（文章作者：“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中国著名原创时事评论家——周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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