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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反革命政变与蒋介石的十大罪状！！
这种情形使我们这些热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今天来揭露一下那个独夫民贼蒋介石活着时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先从里面拣出十条来展示一下。
第一大罪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中国上海发动的反共清党 、屠杀革命者和工人群众的反革命政变。这年春天，北伐战争向长江下游胜利发展，工农运动蓬勃高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右派，迫不及待地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于3月26日赶到上海，和帝国主义者以及大资产阶级代表密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勾结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反动社团中华共进会，纠集流氓、打手，以供驱策。4月12日 ，蒋介石这个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头目把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捕杀，他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充满了仇恨，狂妄的叫嚣：“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据不完全统计，3天中被蒋介石这个杀人魔王杀害300余人，被捕500余人 ，5000余人下落不明。蒋介石的手上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把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运动镇压了下去。把革命的北伐战争变成反革命的军阀战争。
第二大罪状：“九一八”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为了保护中国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反动政权，仍然把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第一要务，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大好河山于不顾，令张学良和几十万东北军不准抵抗。独居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但蒋介石回令均不准抵抗。他亲自电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这种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出卖了东北，使东北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饱受没有人性的日本军阀强盗的蹂躏和杀戮。
第三大罪状：由于蒋介石一心剿共和镇压人民群众，拒不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尔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电告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商量解决办法。中国共产 党胸怀大度，不计前嫌，派周恩来前去西安去与蒋介石谈判，商量抗日救国大计。蒋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不得不答应有条件的抗日。同时他还承诺对张杨二人的“兵谏”行为不与计较。然而，一旦东北军和西北军把他“放狗归山”，蒋就违背自己的诺言，把张学良抓了起来，并送交国民党的军事法庭。致使东北军发生内讧而自相残杀。蒋介石之后把张学良软禁终生。之后又耍阴谋迫使杨虎城下野出国，后来在杨虎城回国参加抗日之际把他逮捕，在解放前夕把他一家以及数口人都杀害在重庆。充分暴露了蒋介石凶狠毒辣的反动本质。
第四大罪状：扒开花园口。1938年6月4日，日军逼近开封，蒋介石电令：在郑州的花园口掘堤。滔滔黄水从花园口奔泻而出，水到之处，尽成泽国……汹涌的黄河水裹挟着泥沙滚滚向前，将所经过的地方都淤为平地，从此，地理书上就多了一个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黄泛区”。遭受巨大灾难的是黄河下游的中国老百姓。滔滔黄河向东南倾泻，一股沿贾鲁河，经中牟、尉氏、开封、扶沟、西华、淮阳、周口入颍河至安徽阜阳，由正阳关入淮河，一股自中牟顺涡河过通许、太康至安徽亳州，由怀远入淮河。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遍地洪水，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河南省受害最为严重，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47万人死亡。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时，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商水6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38%。扒开花园口带来的灾难还不止这些。黄河夺淮汇入长江，又给淮河地区带来连年水灾。黄河把100亿吨的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干流和许多支流淤塞。每到汛期，黄河洪水滚滚南下，淮河洪水漫溢横流，大片地区被水淹没。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是从来不把人民群在放在眼里的，事后，他自知理亏，封锁新闻。现在，他的孝子贤孙们还为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他辩护为他的脸上贴金。
第五大罪状：皖南事变。蒋介石这个恶毒阴险的家伙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将新四军军队突然包围和袭击。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五十二师、四十师8万多人，在蒋介石这个王八蛋的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1月7日，新四军到达旌德以北的星潭地区，被国民党部队阻住。叶挺军长决心强攻星潭，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前进。但可惜这个意见未被采纳，贻误了战机，被迫循原路返回丕岭以西。8日，上官云相所部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疯狂冲锋。上官云相还传了蒋介石的手令：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月12日晚，叶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突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这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第六大罪状： 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努力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并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虚假地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１９４６年６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把五万万渴盼和平的中国人民又投入了内战的火海之中。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的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了人民解放军三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战斗，最后终于打败了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独夫民贼蒋介石，把这个丧家犬赶到了台湾岛上。
第七大罪状：建立中美合作所，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41年，美国同蒋介石签订了建立中美合作所的合同，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等二十多处地方便成了国民党政府专设关押、刑讯、残杀革命人士和共产党人的罪恶机构。中共川西特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华蓥山武装起义领导人邓惠忠，优秀共产党员江竹筠、许晓轩；还有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妻、儿3人，国民党中央原候补监察委员、在共产党影响下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薛传道；有归国华侨廖瑞卿等。新四军第一任军长、抗日名将叶挺，也曾被秘密关押在这里，1949年11年27日，国民党撤离大陆以前，对被囚禁在这里的331位革命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集体大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一一·二七”大血案。
第八大罪状：镇压台湾爱国人士的“二、二八起义。”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0月25日，日本投降，台湾民众祭告祖先，通宵欢饮，欢庆祖国收复失土。但国民党到台后即公布《戒严令》，实行军事戒严统治，搜刮民财，贪官污吏横行、群众运动一触即发。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专卖局缉私员和警察在台北行凶殴打女烟贩林迈，并开枪打死一无辜围观群众。台北市民激怒了！台湾省人民愤怒了！积怨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2月28日台北市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游行请愿，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局等要求，国民党当局竟开枪镇压，又当场打死6人。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蔓延。愤怒的群众召开大会，占领广播电台，号召全省人民起义，打倒国民党政权。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呼吁社会声援。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几日之内，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县市成立组织，建立武装；攻击警察局，袭击军营和飞机场，占领县、市政府，捣毁国民党党部。全省除重兵把守的基隆、高雄两要塞和少数军政部门外，几乎全被起义的民众所控制。起义群众还在台中宣布成立人民政府。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台湾人民的起义斗争，肯定台湾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正义性和正确性。但国民党当局从内地调集大批军队和宪兵入台进行血腥镇压。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经过近半个月的轰轰烈烈的台湾“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但至少有数千同胞惨遭杀戮。至3月13日，起义失败。
第九大罪状：在大陆期间，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由于蒋介石属于匪帮、他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代表官僚资本、地主阶层利益的政权，其残忍程度决不亚于日本鬼子。现在有的人只知道蒋匪军队在抗战期间的历史贡献，而忽略了其反人民的一面。蒋时代，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死89万人，造成数千万难民；红军长征后的3年时间里，仅中央苏区被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80多万人；南京雨花台上被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20多万，其中有的还是孕妇……。蒋政权屠杀时，连几岁的孩子，像小萝卜头、杨虎城的小女儿也不放过。
蒋政权杀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样残忍，像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孙炳文在龙华被腰斩。腰斩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却未曾想到又被蒋政权用来屠杀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被砍头。国民党刽子手将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按倒，以乱刀将他砍死。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杀害张叔平烈士时，用八寸长的铁钉将其双手钉在墙上,又用两枚长钉穿过他的脚心深深钉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广州起义时，女战士游曦等人被脱光衣服示众，割掉乳房，尸体砍成几断。
被枪杀的女学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树枝（有时留下的照片为证）。曾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李硕勋在海口被捕，受刑被打断双腿用箩筐抬出去枪杀。蔡和森烈士四肢被钉在木板上，胸膛用刀捅烂。蔡会文烈士身负重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兵按住，割断喉咙而牺牲。在老蒋的老家附近的四明山地区，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李敏被捕后，被国民党士兵刺了27刀牺牲，和她一起牺牲的同志被刺30多刀。
共产党员的区长徐婴牺牲后还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顽匪剖尸挖心。唐义贞烈士，被凶残的敌人破开肚子，倒地挣扎痛苦不堪而死，嘴里都是泥巴。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被捕后，敌人切开她的肚子，她牺牲后，还砍下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谢文卿烈士等人，被国民党匪徒塞进装有石灰的麻袋后，用刺刀活活刺死。 1948年，在雨花台，卢志英烈士被国民党特务用毛巾堵住嘴巴，用木棍打昏后活埋。 1947年，朱念群等三位共产党人，被白公馆的特务用美国制造的电椅处死，结果一人死亡，两人并未断气，国民党特务刽子手杨进兴说了一句:美国造的鸡巴玩意儿也不一定好用，他残忍地抄起十字镐掘入朱念群两人的头颅，使两人鲜血脑浆流出而死…… 国民党匪军制造的惨案：
马家沟惨案。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匪军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00余人（“烟台沟”100人左右，西大湾300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新河惨案。1947年,平度西北乡辛安、张舍、灰埠、官庄、新河等地的地主还乡团400多人，盘踞新河村。自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仅20天时间，以大刀砍、扎枪穿、石头砸、铁锨劈、枪杀等惨毒手段，残杀革命干部及翻身农民470余人。有的被“大卸八块”；有的哺乳婴儿爬到被杀的母亲身边，竟被活活摔死；潍南一批烈、军属转移回乡，路经新河被抓，集体遭枪杀。杀人疯狂时，胶河水一片血红，新河大桥西头尸体连片，野狗争食，行人欲断。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在长城一带制造对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称“三·二六”事件。驻东胜的国民党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第26师师长何文鼎等，顽固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无休止地敲诈勒索，掠夺牲畜、财物，排挤抗日的蒙古族武装，扣发蒙古保安队官兵粮饷，对蒙汉人民实行血腥统治。又以解决伊盟驻军粮食为名，强垦蒙古族牧地，终于酿成“三·二六”事件。
943年3月26日，首先由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保安队下级军官劳赖(老瑞排长)带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两旗和伊盟蒙古人民积极支持起义队伍，许多投入游击战。事件发生后，陈、何军队对起义军民进行血腥镇压，烧杀抢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动全国。被杀害的非共产党人,也不计其数，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蒋亲自下令秘密枪杀，宋庆龄气愤至极当面骂蒋。浙江大学教授费凡在报刊上撰文痛斥蒋实行法西斯独裁，蒋恨之入骨，下令将其秘密绑架，关进白公馆集中营，后被枪杀，尸体抛入镪水池中毁掉。被暗杀的民主人士有史量才、杨杏佛、李公仆、闻一多……
黄炎培的大儿子(并非是共产党员)在上海解放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活埋。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非共产党员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白公馆牢房，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孩子眼见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哭喊着叫妈妈。黎洁霜对特务说道：“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不行，斩草除根！”当着父母的面，特务杨进兴扼杀了两个幼小的生命…… 1944年3月，因国民党横征暴敛，浙江平阳县江南爆发抗丁抗粮的农民大刀会暴动，遭国民党政府武装镇压，数百人被屠杀。国民党县长张韶舞将被害群众头颅摆成人头阵陈列示众，张还拍成照片送至南京政府邀功，谎报杀的都是共产党。蒋政府予以嘉奖。转蒋介石还有一嗜好，喜欢看死人照片。许多人被杀后，蒋介石都要查验照片，就地枪决，拍照呈验。
杨虎城一家、宋绮云（小萝卜的父亲）一家等许多人被杀后，均拍成照片让蒋亲自过目。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
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施奇在皖南事变中被抓，因国民党十几个兽兵轮奸致重病，她坚贞不屈，最后被刽子手活埋。活埋时，因土坑较浅，施奇在坑中挣扎泥土蠕动，刽子手发现后往土坑中倒入水，然后用脚踩实。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看守使用各种酷刑折磨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如使用电刑，女的将电线绑在乳头上，男的则将电线绑在生殖器上。当有女“犯人”要被枪毙时，头天晚上，国民党看守中就会有人便将她押到自己的房内进行强奸蹂躏，第二天再进行枪毙，还恬不知耻的声称自己是“废物利用”。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同年11月23日，我军撤离淮北，淮北根据地沦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血洗淮北，淮北烈士陵园遭到严重的破坏，他们扒墓劈棺，抛撒彭师长遗骨。日本鬼子中有“慰安所”，国民党军中则有“军中乐园”。蒋介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的反动罪恶是罄竹难书的，蒋介石为着独裁专政的需要,大肆推行特务政治。无孔不入的蒋家特工人员对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事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夭罪行,暗杀了杨杏佛、李公仆、闻一多等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在全民族抗战期间，,蒋介石的特务政治仍然不改变其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本质。他的特务组织也杀害了几十万的革命志士和英勇的共产党员。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个血腥恐怖的过去。
第十条罪状：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他在1946年1月4日，批准了使外蒙独立的条约，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然而，他为了嫁祸共产党，在撤离了大陆以后，在台湾的地图上还装模作样的把外蒙的版图仍然印在中国的版图上，妄图掩盖事实真相。无数的历史资料都证明：唯利是图的蒋介石才是出卖外蒙的历史罪人，任何时候他都逃脱不了这个罪责。
如今，那些残留的蒋介石孝子贤孙们竟然给他翻案，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每一个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人都是绝对不能答应的。让那些蒋介石的狗杂种们在阴暗的角落里狂吠吧！
人民有一天是要和你们算总账的！
1926年，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成员。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央宣传部长，孙中山逝世后，他即积极推动开展一个“自异于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赤运动”。1925年5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萨坡赛路慈安里设立了一个“戴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著作，先后炮制了《孙文主义的哲学之基础》和《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宣扬所谓的“孔孙道统”，妄图用 孔孟之道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阉割其革命内容。戴季陶主义一出笼，立即成为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动活动的理论“旗帜”。蒋到南昌后，立即电邀他北上，共同策划清党反共事宜。
随同戴季陶一起前来的还有吴铁城。他曾任广州公安局局长，也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右派。据吴铁城自己回忆，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他就建议蒋介石制裁共产党，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现有特别户籍的登记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产党员十数人，而后，用一艘轮船将彼等运往中山县附近一 小岛，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暂行予以拘禁”。蒋表示“考虑再说”。中山舰事件后，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假意将他撤职。为了实行反共，蒋介石特邀他来南昌，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联络。
蒋介石招来的另一个，是在天津隐居的黄郛，黄郛因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去了北京，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蒋介石进驻南昌后，两次去信邀他南下，后又派张群亲去天津相请，年底，黄郛来到了南昌。
12月31日，被蒋介石称为“良师”的张静江和陈果夫等人，随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到南昌。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后，出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因他是个跛子，把主席的位子让给了蒋介石，北伐期间由他代理。他利用职权，伙同组织部长陈果夫，强行解散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广州市党部，并向各地安插亲信，进行窃权活动。同时对广东的工农运动大肆镇压，残杀农会干部，派流氓烧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这些人密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
当时，有人指责蒋介石“疏俄亲日”。对此，蒋介石一面表示:“联俄政策，为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联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联，决不改向日之关系。”一面却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那能放弃联俄政策。……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又说:“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自己讲:“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的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开始后，进军十分顺利，蒋介石却哀叹说:“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做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庐山密谋之后，蒋介石就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了，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息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
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 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理解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蒋介石还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
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蒋介石还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
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 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了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任会长。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1]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当黄金荣得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就是他的徒弟蒋志清时，颇为得意。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第一军副军长)、杨虎(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和陈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人了黄公馆，先与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然后，杨、陈两人又到杜公馆再次密谈。杨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与当地闻人 黄金荣、 张啸林、 虞洽卿、 王晓籁、 杜月笙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在“三大亨”里，杜月笙最为坚决地支持蒋介石，他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才有政治地位。于是，上海帮会决定投靠国民党。在历史的抉择面前，最活跃的要数杜月笙，其反共的积极性要高于黄金荣。于是帮会首先拒绝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其次监视中共和纠察队;再次恢复“中华共进会”，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 “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不久，他们就带领一批“中华共进会”匪徒扑向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找到了借口。[1]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 黄金荣、 杜月笙、 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 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 王柏龄、杨虎、 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 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1]
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 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 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2]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 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
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罢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要求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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