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群众来信也是主席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于是，田家英、彭达彰他们就开始把来信按性质分出反映类、求助类、控诉类、建议类、外事类、文化类、旧谊类等几个类别，让大家处理。就在《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来信组当组长，你把手上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来代替。我服从组织安排，没得条件可讲。

4.1 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问题——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老解放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那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前线了，劳力还不够用。北京也还好，和平解放比较早，工业不多、工人数量也不大。

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卖淫”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农民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征粮问题。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我国南方历来是主产粮区，单产也高，一亩地多征收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部队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没有这一问题。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他自己没吃的了。我把信转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说，这样做是不行的，责立即查证是否属实。我办的信，我就要去查证，我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他接电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给我说情况属实，他们正在解决。主席听了秘书室的汇报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指示华东局斟办解决。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黄炎培给主席写信还说了这事。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是在农村的，问题解决前后的情形他们都知道。【注1】。

有一天，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当时，按照机要室和秘书室的分工，像胡志明这样的兄弟党领袖给主席的来信，凡不是密码电报的，都是由秘书室而不是由机要室转呈主席。

我当时对群众来信反映的失业、生活疾苦等问题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的报关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报关行关闭了，他也失业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三天只吃两顿饭，妹妹饿得哇哇叫。那时，组织规定我们的任何来信，包括家书，都要先经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给我的来信，知道我家的困难后，就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大约是我那时三个月的津贴。当时我们是供给制），让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坚持要给。他怕我忘了，还要我把寄出的时间都要告诉他。家里收到钱非常高兴，我也一直都对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斥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这是后话）。

那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我们越是加班加点，处理的信件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群众来信就越多，我们处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来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样堆起来了。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越来越信任了——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来了多少信？都反映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反映某一个问题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没解决的办法！这些都要让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大致时间？】。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报告送上去以后，我就分分秒秒期望着主席能看到这个报告，晚上做梦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在小组里，我听到的会上反映的情况，比群众来信上写的还严重。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疑问，说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工资怎么开？毛主席说，工人该拿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给他工资，不能把现有工人的工资拿出来分给失业工人，而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援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亲也在一家药厂找到工作了（当然，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这是另一个问题，要根据新的形势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还果然就解决了？！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当时好多地方的群众就拿这个口号当武器，来和当地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反对浮夸后不知改错的干部）。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也是通过减少在职人口的工作时间，通过“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办法，最早在西方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德国人是不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发明学去了呢？

4.2 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1951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们呈送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后，马上把当地的情况汇报上来，那些材料比群众来信反映的要具体和全面，那时地方政府不隐瞒这事，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希望中央帮助解决。主席看了汇报就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

血吸虫危害农民健康尽人皆知，可从来没有人重视并解决过，毛主席调动人民群众和卫生专家，群策群力，苦战几年，终于把它解决了。我听林克说，1958年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时，他就在主席身边。主席就是那天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加的附注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和林克跟我说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后来还听总理说过，主席让给下乡的医生专家都发了奖金，感谢他们为农村人民群众做的好事。

1951年4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这个批示现在在党史新闻网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兹录全文如下【这个是我查来的，这个报告不是年度报告，而是一个综合专题报告，也是以“中办秘书室”名义打上去的，但不是失业专题报告，批语也不同。不知道与戚老那个报告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其他联系？】：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封批示是 1951年5 月16日作出的，15年后的5月16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著名的《516 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份批示和《516 通知》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它与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腐败变质问题有关。这是后话。

毛主席对党的干部，无论级别如何，无论远近如何，都总是严格要求的，对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仅三个多月，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 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林伯渠？】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还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孟繁华整理稿中的说法是：这个工厂的书记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把工人生活困难、给主席写信的事儿，口头反映到主席那儿去了，可能中南海的有些人在石景山军管会待过，通过战友把话传过去了。特注，请戚老留意校核】，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住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田家英后来喝闷酒发牢骚，抱怨说，我事情这么多，这么忙，主席也不体谅我，这么一件小事，就这么批评我？！那时候，田家英对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发过什么牢骚，酒醒后就问我。我安慰他说，干嘛发牢骚呢？主席批评你，那是爱护你，这件事我们也都有责任，你把主席的批评赶紧跟大家传达一下，让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说，对，对，对！田家英才气过人，酒醒后说出的大道理，比我们都好。后来他也向主席写了检讨，说了“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推动”之类的一番话。后来毛主席给那个支部书记写了信，表扬他关心工人，告诉他中央马上想办法解题，而且是整个北京市的工人，全国的工人问题，都要解决。后来彭真他们一起，把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我们再下去听反映，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工人，都非常满意。

4.3 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干部腐化变质并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业、对农民征购太重，都是影响全国稳定的大问题，都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解决了。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群众来信揭发他们那里有什么干部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压群众，还有群众来信反映说，有干部让群众给他盖房子却不给工钱，还有的干部强占群众的土地。此外，还有军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来信甚至来访，反映她们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串联到一起的，要求见主席，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变成“陈世美”、“牛金星” 、“刘宗敏”了；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部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诸如此类。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情况的。总之，很多党和军队的高级首长，早已忘掉了主席的“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不当李自成”、“不做刘宗敏”的警告了。

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我叫她们老大姐，其实她们当时的年龄也就四、五十岁，不是真的老了。她们都告到主席这里来了，说明各家情况是相当的厉害了。她们事先拟好了一份名单，我请她们交给我，她们不同意，非要亲自见毛主席！我向杨尚昆报告，请他见见这些老大姐。杨尚昆圆滑老练，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个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于得罪她们的丈夫了。出来就要听，听了就要回报，不汇报就是欺骗主席。汇报了，主席批评了那些将军、首长，就等于还是得罪了那些将军、首长，也还是得罪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见。老大姐们原以为我是收发室传达，我细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们讲清楚，我就是专门负责接访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是可以的，我去汇报。我进进出出好多次，不断进去报告，她们却还是不断见不到中办领导，更不用说指望毛主席知道她们来了。终于她们明白过来了，说我们来了见不到主席，也不能白来一趟，总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也不想为难你，见不到毛主席的话，你拿笔来，好好帮我们记下来。我说，好，好！她们原本不想跟我说的事，这时也都慢慢跟我说了。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完了，她们千叮咛万嘱咐：“小同志，这事不能给别人说，信也不能给别人看，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啊！我们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我说：“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时跟主席汇报。”我真是认真去整理了。我给主席的报告不能写得太具体，都是概括性的东西，但是人名都写上了。主席很认真地看了我的报告，一个名字划一杠，一个名字划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说请刘、周几个人阅，请罗荣恒同志处理，处理完了将结果报告给他。罗荣桓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处理不经过我们秘书室，是罗荣桓直接跟主席报告的。但因为是我写的报告，我很关心这事，我注意到，从报纸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国庆招待会时，也看不到这些人了。估计罗荣桓处理得很严肃，罗荣桓是个很正派的人【注2】（这是进城后不久的事。1954年高岗事发，后来说高岗怎样腐败，我就联想到这些老大姐告状的事。党内不只一个高岗啊，“高岗”太多了，情况都跟高岗差不多）。

这类问题即使有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这类问题，凡涉及到高级干部的，我们都不写进综合报告里，要作专题报告。主席则对这类报告特别重视，有的批示叫大区的书记去查，有的就让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查，像老大姐们反映的军队高级干部的问题，就是叫罗荣桓开专门会议解决的。还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亲自过问。我从主席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从那时开始就非常防范干部特殊化问题了。由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出得很多了，1951年底，毛主席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主席想要杀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很多人当时是意见很大的，我记得华北局里面就有人说，这两个干部功劳很大，不要杀吧，要杀也顶多杀一个；有的说，他们的钱也都没用，还在那儿，拿回来就算了；还有的说，革命革了一辈子，翻雪山过草地，长征都没死，革命成功了，倒让自己人给枪毙了，杀了他们会让老干部心寒；连黄敬【注3】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给这两人说好话了，说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风时说过一个都不杀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好像只有刘澜涛、薄一波等少数人是主杀派，支持主席。我听李银桥说，毛主席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翻来覆去想，杀还是不杀，最后下决心要杀，毛主席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唉！他们也算是为革命最后做个贡献吧！”主席这样做，有点像三国时曹操向监粮官王垕借其项上人头一样，迫不得已。当然，曹操是杀了无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贪污腐化证据确凿。二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注4】

凡是当时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专题报告文件，现在也应该都没有丢，它们是主席批过的，谁敢丢？除非故意销毁！如果能把这些报告和主席的批语都公开，那是能让人民更多了解建国以后党内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对后来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现在出版的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完全没有主席的有关批示，更不用说原始报告附件。

4.4 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有一类知名民主人士的来信，从广义上讲，也属于群众来信，但又不是一般群众来信，那些来信远不如一般群众来信多，但是处理的难度很大。我刚一开始办信就遇到了这类信件。哲学家、佛学家熊十力，给毛主席送来一封信和一本他自己写的《新唯识论》。田家英交代我，把信和书的要点摘出来呈送给主席。《新唯识论》是讲佛学的。可1950年才19岁，马列看了不少，佛学不知其所云，也不懂佛教，更不知道佛学和佛教是不同的，只知道阿弥陀佛，到庙里逛逛，看看四大天王、如来佛的像，别的都不懂，佛经也没念过。佛经有很多术语、专有名词，比如，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心经》我背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说啥，想找个出家和尚问问，附近也没什么庙。《新唯识论》，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摘要。由于有保密条例的限制，我还不能叫别人去弄，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弄、去钻研。我一头扎进中南海机关图书室，找词典，但查了半天，不解决问题，因为词典主要是解决一个个词，要想看懂，就得系统研究；找哲学书籍参考，但忙来忙去好一阵子，还是许多问题一头雾水。在中南海机关图书室里，没有找到可参考的佛学书籍，我就跑到中南海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去找，终于找到一套普及佛教知识的书，跟白话文一样。《心经》的白话浅释，《大悲经》的白话浅释，《华严经》的白话浅释，我就从这个入手。后来还查到了熊十力自己关于“唯识论”的通俗讲演稿，又反复苦读。前前后后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总算勉强对老先生的信和书的要点知之一二了，远不是完全领会，就是知道哪句话、哪些字是他的中心意思、扼要意思就是了【佛学与佛教不同。孟繁华等的整理没有加区分，我这里做了一点处理，未必完全妥当。孟繁华稿子中的“白话浅识”，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说法，我改为了“白话浅释”，如不妥就改回。此外，“通俗演讲稿”原来材料好像说是熊十力自己的。孟繁华稿子没这样交代。我把前后材料融合在一起，且彼此不冲突。这些内容请戚老留意核准】。

随后我写了一份几百字的摘要交给田家英，他再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后，在上面划了一些道，又翻了翻熊十力的书，在重要的地方做了些记号，然后给熊十力复了信。为完成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 我整整两个星期加班加点，主席靠我搞出的摘要，给老学究回了信。知道这些之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心里很滋润。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像章士钊、柳亚子、符定一、黄炎培、陈叔通、黎锦熙、金息侯等人的来信，古雅的文字里常夹着生僻的典故，我都要弄懂了才能摘要。主席诗词文章、历史、哲学功力都是莫测高深。所以，这些民主人士虽然一个个满腹经纶，但给主席写信，都不敢信手写来，多是苦心孤诣，尽显文章风骚。这好是好，却为难了我们这些个晚生之辈。不过，对我而言，是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慢慢我就形成夜读的习惯，常去中南海机关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夜读。北京图书馆的书多，环境好，晚饭后没事，我先去那里，那里闭馆后，再回中南海，到机关图书馆继续夜读。黄炎培这个人我在上海读书时就知道，他办了许多学校，还常免除穷孩子学费。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一看到他给主席的信，就马上送上去。可是，在处理章士钊的来信时，我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

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看过很多鲁迅的文章和书，《鲁迅全集》也看过几集，知道鲁迅和章士钊“打过官司”，把章士钊骂得很厉害。例如，在《从胡须说都牙齿》中，鲁迅就写道：“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注5】，那时章士钊是教育总长。开枪的事他决定不了，但学生请愿好几天了，他怎么不管？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鲁迅的名望、革命性、战斗性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对于鲁迅的赞扬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知道毛主席是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欢章士钊，对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了解，鲁迅又骂他那么厉害。我相信鲁迅，相信他不会瞎说。想当然认为章士钊是个反动派，没资格给毛主席写信。而且他不过是对时局发表一点看法，对什么改造发表一点看法，却用古文写，字句拗口，那些问候的客气话，用词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让人烦，就把他的信扣压下来了。这一扣压不要紧，章士钊见给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总理那里要说道。总理追就问田家英。本来，所有的来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为北京地区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们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选我来管，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读了不少书，不会出错。哪知道，我要不读书就往上送了，偏偏读了一点书，又偏偏读过鲁迅，看到鲁迅和这个写信的章士钊还有那个过节儿，反而把他的信给扣了。田家英来问我，是不是有章士钊的来信？我理直气壮告诉他：“是有，我压下了。他是个反动派。”田家英一听，说：“好家伙，章士钊的信你怎么能压呢？”田家英严肃地批评了我，还和彭达彰一起，召集几个人开会，说章士钊不是像你一个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个长辈、长者，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理睬人家，这牵涉到毛主席的威信问题。田家英还说要给我处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后第一次挨批评。过了一段时间，处分没有下来，我就去问田家英。他笑了笑说，批评是批评，你这个事儿，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后悄悄告诉我，他也犯过这个错误，也扣押过，挨主席批评了。不知者不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么不懂的，先问我们，不要自作主张。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钊的公交、私交都很笃实，非同一般，其渊源落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那时毛主席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还亲自接见了毛主席和蔡和森——这是周总理告诉我的。章士钊是个民主派，是坚决反对封建帝制的，他这话不是说毛主席要做皇帝，不过是个借喻而已，用以赞叹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国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里出个非凡的新气象。后来，章士钊给毛主席好几万块钱，毛主席把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毛主席赞扬章士钊真心为民主是很坚决的。由于两个人有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来往。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压下来，自然是“惹下大祸”了。

说到他们两人的交情，有件关于主席给章士钊送鸡的事就不得不说。那是1955年的一天，晚饭后毛主席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有人问田家英，他也搞不懂，仅说主席给老人送点礼是常有的事。1967年，我向康生问及此事，他给了我一个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叫我去翻翻《三国志》，看曹操和乔玄的故事。我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典故。原来，曹操二十多岁时尚不得志，默默无闻，一次去拜见乔玄，乔玄却很赏识他，说：“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在乔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从此，曹操引乔玄为知己，与他成了忘年交。乔玄临死时请曹操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求曹操以后路过他家乡的时候，要拿一只鸡来坟前祭奠他，否则“车过三步”就会肚子痛的。操果然照办。毛主席初识章士钊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钊的欣赏，大概是有曹操遇乔玄的感怀吧。他给章士钊送鸡，我推测似乎是在表明他们之间有类似曹操与乔玄之间那样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负。两只鸡就把相隔近两千年的两段佳话传之于后人了，毛主席的玩笑与幽默，也是大风大雅。

主席不光对章士钊另眼相看，对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宾的。毛主席过生日是不让人祝寿的，有些名人像齐白石、叶公绰、张伯驹、陈半丁这些人，就会作一幅画，例如画个长寿鹿什么的，赠送毛主席。毛主席知道：画是要钱的，他们给我画画，虽然不是为了要钱，但我也得给人家一点东西。那时，主席还没有稿费，他就想拿他的津贴买些礼品。杨尚昆知道了，就说人家给主席画画，实际是给共产党画的，这个钱由办公厅从办公费里报销，不要用主席的津贴，主席的津贴也不够。买什么礼品呢？主席很讲实惠，说不要买什么花花草草的，就买火腿，一个人送一条火腿，另买些糖果，糖果要买软糖，他们年纪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动，再买些买好的糕点【材料用了“后来杨尚昆知道了”这个说法，那么到底主席是先用了自己的津贴，“后来杨尚昆知道了”再改用办公费用呢？还是一开始杨尚昆就知道了，根本没有用主席的津贴？】东西买好了谁去送呢？田家英说，大学生都还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礼不大合适。当时，来信组年纪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岁，胖胖的，长得比较老成一点，可他脖子上长癣，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我给田家英提建议，让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领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蛮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还是决定让我去。因为我当时虽然年纪也才刚20出头，但脸比较黑，看上去快三十岁的样子，算是比较老成了。后来，彭达彰给我们要了两部车（那时只有主任、副主任才有资格要车）。我就照着名单，挨家挨户代主席把礼物都送到了。时至今日，还总有那么多人，说什么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受了胡适的冷遇，就开始仇恨知识分子，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主席建国后从来就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么，主席与这些大知识分子和名流们之间如此笃实的交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4.5 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上面列举的都是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行中所直接经历的部分重要事情，实际上其他同志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经历，要都汇总起来，说不定就是一本专著。即使我自己经历的，以上也只是便于归类的一些事情而已，还有很多是没归入的。比如，庆贺电报宽泛地说，也算是一种群众来信。建国初，群众热情高涨，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节日，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发来祝贺与致敬的电报，热情洋溢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电报数量巨大，有时堆满整个房间，让秘书室领导们不胜烦扰。刚开国，中央机关的纸张很紧张，我们办公都要利用用过的废纸甚至旧报纸的空白处，这些电报纸纸质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疼。而且那时拍电报的费用很昂贵，这么多电报需要多少钱啊！秘书室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毛主席之后，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是当地的领导让群众或者以群众的名义发来的。然后，他就让中央办公厅发文，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地制宜，体谅群众，爱护群众，也是关心我们秘书室同志的工作，不要我们耗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

还有一种来信也比较特别，看似很普通，却不是通过秘书室，而是通过机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当时，有些主席批下来的信到了我这里，我一看这信不是由我们秘书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还有通讯渠道。后来我知道，主席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到各地视察，常会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给他写信。他们中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人士，各行各业都有。反映的情况也十分广泛，都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有个红线女，是个越剧演员，她就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里的物价高，烟酒都跟着涨价了，就把情况写信告诉了主席。主席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问，为什么烟酒涨价？参会的人都被主席的问话搞得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信是寄到北京××信箱，写上“××收”。毛主席后来有交代，我们一见到这样的信，谁也不能拆，必须交给徐业夫，由徐业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叶子龙管机要室，经过机要室给主席的信，密级就是最高的了。这样的信密级却还要高。写这样信的人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书”，李锐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锐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有些好的意见，才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的。主席用了一批这样的通信秘书，但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

1950、1951、1953 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了××××年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秘书室这个时期为毛主席处理来信来访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毛主席对于群众来信来访的重视和相关批示，成为了后来党和国家规范化的信访制度的基础。在为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期间，我读到了一些列宁关于重视群众来信来访的教导。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关，要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就要搞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把群众的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当作“劳动者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来对待。列宁自己还曾亲自接待过很多来访者，他的接待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毛主席和列宁一样地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要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注意工作方法。我有了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的许多经历之后，对列宁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事迹就更加体会深刻了，为了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材料原来说的是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是1924年4月21日逝世的，不是“逝世二十五周年”】，我在 1955年4月写了《列宁怎样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署名文章，向《人民日报》投稿，《人民日报》居然在4月22日（列宁的诞生日）的第3版登出了。这在当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大家知道后都比较惊讶。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终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预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晚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

1986年我出狱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我无语了。我一个17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主席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18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领导的秘书，尤其党和国家领袖的秘书，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领袖或领导的私仆，而是领袖或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主席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一件件详细阅读群众来信。惟其如此，秘书室的作用和价值才显得重要，呈送到主席那里的材料，才要格外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疾苦和表达出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

注释：

注1：黄炎培简介及其给主席的谈解决农民困难的信。

注2：罗荣桓简介

注3：黄敬简介

注4：曹操借王垕人头

注5：三一八惨案

（本章出现的人名很多，事件也很多，以上提出加注的只是其中几个）

第 5 章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如果再长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中央，几个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据我观察，毛主席对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 1952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主席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主席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

那时主席对于刘少奇搞专权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听江青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刘少奇坚守陕北的，可刘少奇不会打仗，主席就自己坚守陕北，让刘少奇代表中央，让朱德指挥军队，率领中央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话说，毛主席这是“有刘邦的苦衷”【注1】。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20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刘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刘少奇离开主席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少奇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

当时，连康老都受到影响，听刘少奇的，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年主席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不请示主席、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主席回来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这样主席和刘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经出现了路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路线性质的。在这类路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

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评过总理，但主席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主席，是请示主席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公司，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主席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搞财金减税，资本家减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减半。主席批评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外交部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薄一波，就发生了薄一波错误【注2】。

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中南海的时候，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经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摆样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中央批评，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这两个会议主席都没有参加）。

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

高岗对于主席调他进京的用意有明显的判断错误。他当东北王当惯了，到中央以为是主席喜欢他，其实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欢林彪、粟裕那样的喜欢他【注3】。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主席对腐败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会一点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喜欢他。刘少奇不愿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注4】还有乱发文件，这些主席的确也是不满意的。1953年年底，主席带人到南方搞宪法，让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议，看中央日常工作怎么安排。这个时候，高岗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陈云、邓小平他们私下商量，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值班，你一个，我一个。这就等于真理过一步就是谬误。拉帮结伙，搞宗派在当时是比刘少奇反对搞合作化还要严重的错误，主席当然也不能放任自流。无论谁，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击起来都是毫不手软的。这就难免给一些人以利用的机会。刘少奇搞掉高岗，明显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软打击宗派主义。陈云、邓小平到主席那里告状，刘少奇就有了机会，就借机搞名堂，说高岗是分裂党，还里通外国。这样，主席也只好把高岗拿下【注5】。高岗当时自杀了，如果不自杀，也许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个，我一个”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要弄清楚了，也许就没多大个事了。

刘少奇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散布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魔鬼一样。高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刘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夸张过分的。我们秘书室是何载去参加中央会议旁听的，何载回来后就跟我们大讲特讲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刘少奇叫何载写关于高岗问题的社论，何载肚子里东西不多，写不来社论，就叫我帮他弄，我那时也不知道高层斗争那么复杂，就帮他弄，我弄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弄出个题目来叫“保持党的团结”。我念初中时就看过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据上面的语言稍作改变就写到社论里去了。何载为了动员我帮他写社论，又跟我讲了很多高岗的事。

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出卖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主席。这好像是给主席送礼。高岗说要建立联邦共和国，美国要打过来，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实是底下说说。有人说他给苏联提了，跟苏联提了那就问题大了。我觉得，说高岗“里通外国”，从党的原则上来说，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他是通了外国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又还要作历史分析。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而且高岗较长时间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与苏联的关系，获取支援，向苏联通报一些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高岗卖国就不能成立，他卖国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评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继续向苏联通报情况了。

刘少奇、王明那时都是亲苏联的。苏联踩高岗一脚是不是刘少奇一派搞的阴谋，让苏联支持刘少奇？这就不好说了。但“莫斯科派”（“国际派”）发挥了作用是无疑问的。战争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领袖，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其实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倾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张闻天就是王明的坚决支持者。虽然延安整风后，王明路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刘少奇成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来遭受了批评，关向应、任弼时这些人已经转向了毛主席。但周恩来与王明有那么深的历史渊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后他们实际上还是关系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党内还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个半”中的人，还在党内的，好些都还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时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跟王明。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结起来了，只是当年的王明为核心变成了现在的刘少奇为核心了。高岗如果真像事发后传出的那样和总理过不去，要打倒总理，而苏联又出卖高岗，狠踩他一脚，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职使用，让他去当个地委书记，恐怕就是主席当时最大的能力了。高岗要是不自杀，就是去当个地委书记，也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他自杀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所以，主席对他的自杀是很惋惜、很气愤的。但主席对他的遗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关照不错。相反，周总理对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点刻薄的。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总理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方面还是很不同的。

饶漱石的问题和高岗还不一样，饶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连高岗都说，把饶漱石搞进去，是大冤案。饶漱石调来中央是当组织部长。组织部原来的部长是李富春，李富春调到政务院后，主持组织部工作的是副部长安子文。主席为什么不让安子文直接接任组织部长呢？刚才说过，刘少奇、杨尚昆他们以中央名义发文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委婉批评而收敛，违反组织原则一直违反到解放后。后来因为一个重要文件主席发火了，说以后重要文件不经过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我是党的主席，你们却发文不经过我的同意。话说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主席是忍无可忍了。这个事情华国锋1977年把它公布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说的就是这个事，全文如下：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二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6：该文件具体来源和原注释】。

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杨尚昆如出一辙，在刘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主席。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其他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党员雇工，说党员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党……。所以组织部长的位置，主席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

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莫斯科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刘少奇授意的，没有刘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刘少奇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党内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主席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是在彭真，财权是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刘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党内的小组织（宗派）活动。饶漱石就追查这个事件，追查下去当然要追到刘少奇那里，但是刘少奇不承认，安子文就待他受过，一个人挨批了。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就有矛盾，这个事情一出来，两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饶漱石和高岗解放前就没有工作关系，解放后即使都进京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交叉。刘少奇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实际上不过是因为饶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单，让安子文替刘少奇受过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刘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于是反刘少奇了。高岗反刘少奇是分裂党，那饶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党。就是这么个逻辑，它暴露了刘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刘少奇对高岗、对饶漱石，都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

饶漱石没有倒，批判安子文还好，等到饶漱石倒了，说批安子文批错了，安子文就稳坐了组织部，从副部长变成部长了，权威更高了。换句话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力量因为饶漱石的倒台又加强了。高、绕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刘少奇搞的名堂。高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刘少奇先就反对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认为搞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在这些问题上，高岗和刘少奇有明显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主席在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但不点名批评过刘少奇，说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妥， “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没有达到，或者不想达到（这些批评在1977年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有，见“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但后来出的毛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删除了）。在这种一种情况下，毛主席又是那么支持高岗，刘少奇不把高岗搞掉，是坐不稳权力的。（毛主席对刘少奇右倾思想的批评还进一步反映在高岗事情之后毛主席亲自主编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之中。该书实际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还在一次中央的会上说，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这其实也是针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的一批人的。而且1955年主席说的“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实际是批评刘少奇）。

主席信了刘少奇他们的，以为高岗、饶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党的钟馗”，让刘少奇借了去打高岗、饶漱石。党内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信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1955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在报告里亲自出面说服党代表接受饶漱石是和高岗一起反党的说法。高岗、饶漱石都是刘少奇搞掉的，他很善于搞这些，不要以为他是傻瓜。主席调邓小平进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刘少奇的权，但邓小平和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头看历史，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5.2 关于彭德怀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的办公室离西楼会场的距离是两部汽车并行的路宽加上人行道，合起来是十几米，声音斜传过来还要再加几十米，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彭德怀骂的下流话，我都可以听到。我打听了一下，知道是军委在开会【西楼和居仁堂是一个楼吗？】，就在休息的时候有意路过那里看了看，发现主席不在，几个老帅在，邓小平也参加了。老帅资格老，坐在前面靠着桌子，彭德怀在那里拍桌子。后来知道，那次是批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刘伯承是军事学院的院长,粟裕在这个学院有兼职，受到牵连。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也不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夺权。

粟裕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后来“七战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国民党五大主力有三个都在那里对付粟裕，粟裕照样打胜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聂荣臻丢了张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围，林彪在东北四平打败仗。唯独就是粟裕打胜仗，还是在人家国民党家门口打胜仗。陈毅也指挥过一个战役，涟水战役，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陈毅就不指挥了。那个张灵甫可是国民党的第一英雄啊，那时我在上海，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宣传他。他打败陈毅后，向蒋介石吹牛，说共产党算啥，我这个部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了。这“第一英雄”也还不是让粟裕给收拾了！他那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部队训练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军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后来说过，那个仗他不敢打。建国后，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从不争功。江青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江青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主席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主席高兴得流泪！

毛主席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没有这个经验，他那是小米加步枪，刘伯承也没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美式现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们用于作战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们两人懂得怎么运用那些远程武器来打仗，而且两人都组织过几十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兵团作战。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尽管如此，粟裕还是愿意去朝鲜，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说他犯病时经常是不省人事的，无法指挥这么重要的战争。最后主席亲自给粟裕写信，让他安心养病。林彪不愿去朝鲜跟美国打仗，就推称有病，因为那是个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没有了。这方面彭德怀是够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来以后就骄傲了。

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帅，那半个是叶剑英。粟裕是只听毛主席的，其他人怎么说，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怀骂他，说他什么他都承认，还自我检讨，这样他们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怀他们怎么整他，主席还是信任他。毛主席说过：“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来我还是用粟裕”。彭德怀整刘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错。刘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事实上当时不但是这些人对彭德怀不满，而且是党内普遍对彭德怀有怨气。1957年，彭德怀又批判粟裕，说粟裕私自发布命令，调志愿军回国。当时，调志愿军回国是军委决定了的，但总参不能发布命令，只有军委才能发布命令。粟裕是总参谋长，总参发布命令，涉嫌越权。彭德怀是常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抓住粟裕这个事情不放，小题大做。粟裕承认越权。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如果不是军委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实质问题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战功，又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毛主席都说粟裕是“大树将军”【注7】，对这样一个人搞残酷斗争，彭德怀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众怒。这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一个伏笔。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

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是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

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而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受过。

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

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等做李自成”、“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1955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杨尚昆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书记。凡控告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告状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杨尚昆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杨尚昆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上报，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主席。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主席汇报。这位姑娘告状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见不到中央领导，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中南海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杨尚昆到了也没跟主席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领导人，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叮嘱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自杀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书记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找个人结婚，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恶梦。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不愿嫁人。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

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蒙难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行径，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造反派们说：“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永远记住……”我1968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邓小平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点王震的名如何？】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腐败变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难免遭受党内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颠覆。

注释：

注1：刘邦的苦衷：汉高祖11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正在生病，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平叛，吕后一听啼哭不止，因为刘盈根本不会打仗。无奈之下，刘邦只好带病出征。刘少奇不会打仗，所以康老说毛主席自己留在陕北，让刘少奇过黄河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2：薄一波错误（后补）。

注3：我自己把主席对身边和党内、军内高层的人的态度分成三类：敬重的，喜欢的和倚重的。主席敬重的人可以列出很多，如宋庆龄（主席叫她大姐，庆龄先生），如董比武（主席叫董老），像章士钊、杨度、周谷城，都是主席的旧友，也都可以说是主席敬重的人，但程度有所不同。主席喜欢的人不多，在高层是林彪、邓小平和粟裕，还有一个罗荣桓。主席喜欢的人一定都倚重，但反过来，倚重的人不一定就喜欢，像周总理、高岗、叶剑英，还有那个许世友，都是主席倚重却并不喜欢的。

注4：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后补）。

注5：“你一个我一个”，现在都说是陈云自己说的，推给了高岗。这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陈云说这是高岗拉他下水的时候说的。主席当时也只能根据党内大多数人揭发的材料来确定高岗案的性质。如果要追究事后的责任，也该是追究陈云和那些不让高岗申辩的人的责任，不能只简单追究主席的判断错误。主席要是党内正式工作会议上的集体意见都不接受，那他还怎么工作？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也没有像后来其他人污蔑的那样，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任何重大的决定都是经过中央会议通过的，如“516通知”，“文革16条”等都是这样的。

注6：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一”下的“否则无效”四字加了着重号。编者在这份文件下加了一个注释：“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这份文件在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没有了。这是在消灭历史，同时也是在伪造历史。

注7：“大树将军”典出东汉冯异。东汉刘秀得了江山，论功劳，冯异功劳最大，但他“谦让不伐”，从不争功，诸将争功，剑拔弩张，冯异不参与，总是“独屛树下”，军士们佩服他，都愿归属他，称他“大树将军”。毛主席1966年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一个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1967年春，毛主席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粟裕，说“粟裕是我们的大树将军”。这无疑是肯定了粟裕的历史功劳和他对于新中国的无人可以替代的贡献。

    第6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

新中国开头几年，因为毛主席没有离开第一线，走得是很踏实的：土改、合作化、三大改造，一步一个脚印，到 1956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大业初见曙光。

不料，1956年初国际风云突变，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闭幕之前，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错误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向苏共全党传达，但仅过了半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就全文刊出。随后国际上就掀起一个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暴。1956年秋季，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中“匈牙利事件”是比较严重的社会动荡。

新中国不是世外桃源，国际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很快在国内引起反响。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基础还很不牢固。所以，波匈事件一发生，国内一些地方就有跟风的。1957年初，我国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小匈牙利事件”，即一些学生上街游行、夺取电台、高喊“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口号……。这些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解放才刚几年，一些党的干部就开始腐化变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不例外，高岗和更早的张子善、刘青山是暴露出来并遭受处理的，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遭受处理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而且一些党的干部身上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也已经相当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由此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为一些人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

毛主席从来不怕问题、不回避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局面，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瞻远瞩，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开明的内部讲话，就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精辟的论断。这个讲话本意就是给群众民主权，让群众讲话，支持群众给党和党员干部提意见，也鼓励民主党派站出来，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避免在我国也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态。讲话出来后，社会反响很好，群众和民主党派中的友好人士，都积极响应号召，以各种形式，包括写大字报，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较为完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平时开会我都是用正常文字记录，但这次不同，一开始我就被主席的讲话吸引，觉得不能漏得太多，就破例启用了自己的速记法。我是很赞成这个讲话的，我自己的记录又不是文件，我就没有交出这个记录。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

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的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行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

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毛主席的这个开明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就通彻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逄先知、金冲及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第641页还引用了傅雷这封家书的部分内容。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了。

附文：毛主席 1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始内容节选

（根据个人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