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为《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3.1 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我丢掉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不久，田家英就叫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 ，具体是做校对和收发。

毛主席在 1949 年 12 月底到 1950 年 2 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的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主席无暇顾及，这项工作就暂时搁浅了，因为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本人不参加编辑是不行的。

抗美援朝进行到第三次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志愿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战局对我们比较有利了，毛主席也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1951 年 2 月底、3 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

我当时弄不懂，编辑《毛泽东选集》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么，为什么还要斯大林同意？田家英告诉我说： “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编辑《毛泽东选集》这个事，不仅牵涉到我们一个中国，还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选集的，只有导师级的人物才能出选集。谁出选集，要是没有斯大林的同意，那会有很多问题的。 ” 他跟我大致讲了一下中国和苏联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实际存在过的矛盾和分歧。他还说，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不但是斯大林同意的，而且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当时毛主席说： “我们因为长期处在战争中，对理论缺少研究，特别是我的几篇哲学著作，当时是写了提纲，作为讲义和大家讲的，没有在理论上严格推敲，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的帮助。我们缺少理论干部，你们是不是派个理论干部来帮助我们？”斯大林欣然同意了，还派了尤金来北京帮助出版《毛泽东选集》。

尤金是个理论家，主编过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他曾专门把《实践论》翻译成俄文送呈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毛主席的这篇哲学论文，指示在 1950 年 12 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真理报》同月发表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自那时起，一般的苏联人民都知道了毛主席是一个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理论家。在实际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一般文章尤金不看，但像《实践论》、《矛盾论》这些哲学著作，牵扯到整个马列主义的哲学体系，就都要经过尤金审查。他来后我听过一次他的报告，感到这个人的确水平很高。他说，他原以为中国没有马列主义，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就大吃一惊，毛主席的哲学水平那么高，能把马列主义的哲学问题讲得那么清楚，是他没有想到的。他认为，毛主席的思想都符合马列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但他不认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有创造性发展，他强调毛主席只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3.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但中央并没有设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专门机构，当时的“编辑委员会”既没有中央正式任命的委员，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兼职的，凡是给“编辑委员会”的有关文件、信函，都是送到田家英的住所。它在颐年堂和静谷连接处的转角上，十几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外间的桌子就是“毛选出版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陈伯达、胡乔木、江青、田家英、叶子龙合称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虽说是主席的秘书，但都担任着中宣部的副部长职务，陈伯达还是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胡乔木还是新闻总署署长。所以这两个人平时一般是不来秘书室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启动后，这五大秘书中，叶子龙因为是负责机要工作的，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行政秘书江青，因为解放战争中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后又在西柏坡照顾毛主席生活、协助毛主席工作，非常劳累，身体一直很差，虽然 1949 年第一次去苏联疗养 7个月，但并未完全恢复健康，1952 年经中央批准再度去苏联疗养了，所以也没有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剩下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都参加了。

田家英负责具体事物工作最多，整天趴在里面孜孜不倦的是田家英，他所付出的劳动远大于陈伯达、胡乔木。排名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其实贡献是倒过来的：田家英贡献最大，陈伯达贡献最小。一般的政治性的文章、抗战的口号等等，是叫田家英看。胡乔木改的东西要重要一些，改的也比陈伯达改的多。不过，陈伯达在《矛盾论》、 《实践论》这两篇文章上面花的功夫是胡乔木、田家英所不能及的。陈伯达修改的地方、提出疑问的地方，比胡乔木和田家英都要多。我记得，《实践论》上有一行字，主席原来引证的马列著作是旧的译文，陈伯达把旧的去掉了，换上了新版的译文。毛主席自己改过的稿子，别的先送给胡乔木、田家英去印，而《实践论》是专送陈伯达看，陈伯达看了再交给田家英印。所以陈伯达在理论上算是毛主席的一个助手。

我现在还保留下来一个《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的最初编目，它与后来的实际编目差别很大。当时各解放区都分别编印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讲话和文章的小册子。 “编辑委员会”经过比较,发现东北局编印的最为完整，就采用了东北局的版本为基础。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排版的方法和东北版本都差不多，连字体大小都差不多。这说明《毛泽东选集》没有完全摆脱东北版本的影响。邓拓主编过一个晋冀鲁豫版的《毛泽东集选》（张春桥当年参加过这个版本的编辑）。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很多是采用了晋冀鲁豫版的。所以，邓拓对《毛泽东选集》是有大贡献的。

编排目录出来后，就送给主席和其他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看，也送给几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看，其中包括任弼时，让大家提出增加和删减意见。任弼时开始还看送过去的编目，后来因为病得很重，对送过去的文件，就基本不给回应了，所以任弼时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编目上画圈的重点文章都还要送尤金看。

根据目录入选的每篇文章都先由人民出版社作校对后出清样。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是印出来了，但它不是原件，我们还要去档案馆，和保存在那里的原件作校对。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都是发表在 20 年代的《向导》杂志上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向导》，就要到那里去校对。田家英还特别交代，这些东西年代久了，纸张都很脆了，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弄破了。我按照田家英的指示，到中央档案馆去找到相关文章对照原始文件校对。我发现，东北局的版本和《向导》上的基本一致，有些改动的字和标点还是东北局的改得对，原稿上是错的。可见当年编辑东北局版本的同志还是用了大功夫的。主席的手稿很少了，像《井冈山的斗争》，原件就是手刻油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上海的中央印的；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手稿，只是当时的记录，主席在记录稿上作了修改。有很多军事电报是主席亲自写的，我去找文件的时候，看到过一些这类手稿。

清样出来后，一份给主席，其它分送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校阅。胡乔木、田家英对清样看得非常认真，他们两人负责了对清样文字的技术性处理。从技术处理的结果来看，胡乔木的知识结构和文字能力，比田家英要高出许多。一般情况下，胡乔木、田家英校阅好的清样，送毛主席审改后即为定稿。但有时主席改后仍要再排、再看、再改。最后入选文章的题解和注释，胡乔木、田家英写了一些。但是，凡专业性的注释则由党史工作者缪楚黄和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专家撰写。有些题解，主席看了不满意，就会自己重写，对注释部分，主席也改动得很多。

陈伯达对清样并不都看，看也看得不认真，他好像只对某些特别的东西有兴趣。例如毛主席改过的清样，他看得很仔细，甚至在主席改过的清样上，再做些技术性的修改，或写上几个可有可无的字。毛主席改过的清样，是文档的珍品，陈伯达改上几个字就弄得很不协调，大家对他的这一做法都看不惯。此外，第一卷有个《本书的出版说明》，原是田家英起草好了的，陈伯达改了一些字，让人重新打印，再送主席，给主席的印象好像全是他写的。这类小动作胡乔木、田家英他们就不搞。田家英以前叫陈伯达老师，后来就有点看不起陈伯达了，背地里叫他“老夫子” ，带有讽刺的意味。

那个时期，我每天进到办公室，先分发清样给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他们【当时他们也在秘书室，还是在中宣部？】，然后就和田家英一起坐到小屋子开始校对。小屋子大小跟过去那个太监用的小屋子差不多，只有现在一般办公室的 1/4 大，里面放一张小桌子，就没有多少空间了。一般情况是我念，他对，有时反过来，他念，我对。田家英抽烟，气味就在狭小的屋子里飘荡，我不抽烟但必须接受他的烟熏。所以，单是一个上午下来，我就觉得很疲劳，脑子也变得很迟钝，有时明明错的地方也看不出来了。我出错后，田家英就对我进行教育，说这个校对，古代人就叫它是校雠，就是要把错的地方当作仇敌一样，把它逮出来。《毛选》是我们领袖的选集，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

为了标点符号不出错误，田家英叫我看朱自清的文章和由胡乔木编写的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标点符号的规定”的文件，熟悉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一熟悉就不得了了，我成了“戚标点” 。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进他们的写作班子，去跟他们搞“九评” ，他们在校对文章，念到标点符号时，我甚至一听就能指出哪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为此他们封我一个“标点符号专家”称号，叫我“戚标点” 。

清样送给主席，主席有任何改动那就要整篇再校，不像现在这样，只校改了的部分。这个再校很重要，第一次，第二次念校没有发现的问题，再校往往会发现。主席改了的文章要全篇再校，直到回来的东西，没有改动了，才给大家传阅。所以，一篇主席的文章，就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念了校，校了念，校念一次十几遍，少的七、八遍，五、六遍，一校、二校、三校，合起来，往往就是三十几遍。这样下来，最后定稿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没有什么错别字，没有什么错误标点符号，不像现在的书，随便都可以见到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

既然如此精益求精，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自然要产生大量的作废的清样。这些废稿怎么处理？除了有毛主席亲笔改过的清样必须要封存外，其他人改动过的一般都不保存。那时，纸张很紧张，往往一张稿纸我们要翻来覆去地用；《毛泽东选集》清样的纸张好，所以，里面只要没有毛主席的亲笔字，无论谁（包括陈伯达、康生、田家英）改过的，一旦不要了，都分给大家当草稿纸用。

《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 年 2、3 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 10 月第一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 年 4 月第二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1953 年 4 月第三卷也与读者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第四卷是 1960 年 10 月出版发行的，我没有参加这一卷的具体编辑工作） 。

3.3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 1937 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论》，由师哲他们翻译成俄文后交苏联人尤金去看。我对照过《矛盾论》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论》，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删减，里面引述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话，是陈伯达整理的。陈伯达对《毛泽东选集》的主要贡献就是在这个哲学思想方面。

在《矛盾论》的“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论述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句“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毛主席原稿写的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 ，是陈伯达把它改成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当时，政治气氛是强调斗争，他们三人在讨论的时候，陈伯达怀疑主席是笔误，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话下面划了一道，并将其倒过来了，胡乔木也同意倒过来。这样，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我当时水平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讨论，陈伯达这个修改对不对，我也说不上。现在如能查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划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一分为二”这个哲学问题。在文革进行到 1967 年时，一些群众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讨论到“一分为二”的问题，进而讨论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给抓起来了，说他们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理论依据就是《矛盾论》中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后来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理论问题说不清，这个也不好问主席。我觉得，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大一批人，说人家是反毛泽东思想，不解决也不行，要是成为一个错误潮流也不好，我就去问了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我向主席请教说，外面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个普遍性的东西，绝对性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那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评。主席听了说： “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当然可以一分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谢富治知道这个情况和毛主席的态度后，就展开调查，责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类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准确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乱来，结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错误领会和错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扰文革。文革后，有人就把所有这些偏差都算账到主席的头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说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谦，而是反映了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和“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两个命题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或者说，主席原稿到底有没有笔误？陈伯达的修改到底正确不正确？关于这些问题，仁者还可以见仁，智者还可以见智。

3.4 《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江青说： “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主席在文章里预测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了”。从江青那里，我还知道，主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谁要影响到他，他就把谁骂出去。

那时，主席吃饭也是食不知味，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先去写。所以，主席一餐饭常常是冷了再热，热了又冷。江青还把小米粥熬得很薄可以喝，还把一些菜和豆子都捣碎，弄得很细很细，送给主席吃，但主席看也不看就囫囵吞下去了。那个时候，一有人来找主席，江青就挡在门口，一些很大的人物来了她也不让见主席；人家还以为主席生病了，她就告诉他们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主席可能是写的过程中碰到特别解不开的困难了，会显得很烦躁，那时天气本来就闷热，主席一烦躁全身更热得不行，江青就拿冷毛巾给他擦头；主席手上也热得不行，江青就找来些凉的石头，让他握着用来降温。江青在边上也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誊抄好，因为只有江青能认出主席的字来，别人都抄写不下来。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对我、王力、关锋、文元和穆欣几个人，谈过她的早年历史，穆欣当时作过笔记的。她说，她从小就受到压迫和侮辱，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岁去学京戏，那些名角，那些教戏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进行了反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她那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有着非分之想，却没有一个人去捧红她，就是因为她用毫不犹豫的反抗，摧毁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黄敬（俞启威）是她在青岛时候认识的，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她对他的感情很深。1933 年黄敬被捕后，她只身逃到上海找党组织。可是，周扬有个弟弟见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发生关系，还跟她说，我哥哥就是周扬【注 1】。她把周扬弟弟怒骂了一顿。没想到，周扬因此就不给她接组织关系，还挑她毛病说她怎么怎么不好。那个廖沫沙【注 2】，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那时她不到二十岁，他们原都以为只要稍微一逼，她就会就范的，没想到她是在不断的反抗中长大起来的，性格倔强，根本不就范。只有唐纳，性格比较软弱，她觉得还合得来，就和他好了。后来她发现和唐纳还是合不来，就在抗战爆发后自己一个人离开了上海，投奔延安，几经周折终于在 1938 年到了延安。

她刚到延安时，有人赞她是“延安十大美女之首” ，立即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高级干部都想追求她。可是，她除了毛主席谁也看不上，她就崇拜毛主席。那些大人物借口找她谈话，谈到很晚还不让她回去，她就直接提出了责问。那时，毛主席在党内有一定地位，但不是最高的。王明到延安后，王明才是延安妇女界的偶像人物，她们一哄而起，对王明的崇拜远超过了对毛主席的崇拜。第二次王明路线连总理也是跟王明走的，可见王明当时在党内、在整个延安地位和人望之高。即使这样，江青还是看不上王明，还是心里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为人宽容、大度。她说她是有幸嫁给了毛主席，换成别的人，恐怕都搞不好。

她和主席的婚姻，本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却也招来很多大姐们的不满。叶子龙跟我说过，在延安时，党内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欢江青，都孤立江青，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是永新一枝花，再加上都是一起打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叶子龙说，贺子珍和主席吵架，举起板凳就往主席头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不知道会出什么后果。其实江青没有抢贺子珍的丈夫，她是在主席和贺子珍离婚以后，才和主席结婚的，可那些大姐们都认为，主席离婚，那只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更恶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内的不少人还骂她是婊子（宋庆龄后来也这么骂过）。文革中更有人不断拿这些人的恶语和谩骂做文章，当做证据来抬高别人，贬低和污损江青。

江青还说，在延安康生对她这样一个小辈是很尊重的，所以她后来一直是叫康生“康老”。总理当年对她也很照顾，不反对她和主席结婚。此外，当时贺龙也是支持江青和主席结婚的。还有一个李富春，他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他也是保护江青的，他把江青入党的事都给搞清楚了，支持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江青有什么困难，都找李富春。当时有人造谣说江青和党校一个什么人好，江青听到后就到李富春那儿去哭诉说根本没有那回事。李富春听江青诉苦后，马上找人了解情况。实际情况是党校一个人暗恋江青，江青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和人家来往过。李富春又找到那个人，把他训斥了一顿，叫他“不要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就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的话，要负担党的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讲了。

一个从小就遭受压迫和欺辱的女子，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主席身边照顾主席，而且照顾得那么好，这里面反映出的她和主席的深厚感情和革命者的志同道合，后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正如江青所说，毛主席《论持久战》所预测的东西都发生了，八年抗战，日本人被赶回去了。可是不久内战又爆发了。1947 年 3 月胡宗南领 20 万国民党精锐大军进军延安，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江青毅然留在中央机关 3 支队与毛主席同生共死。当时，任弼时是 3 支队司令，陆定一是政委，江青是政治指导员。江青要负责主席的生活，管理主席的警卫、机要。可是，那些主席身边的人，像叶子龙、李银桥等等，都不把江青当回事，不听她的话。据江青说，她批评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向主席告状，主席只能是调和一下，要李银桥尊重江青，因为她是领导。那时，汪东兴有支小分队，是专门在军事上保护主席的安全的。只有汪东兴对江青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但后来她为这样的唯命是从复出了惨重的代价：1976 年就是汪东兴参与华国锋、叶剑英他们的政变，抓捕了江青等人。

在文革中，江青把我抓起来了，我是很气愤。如果从个人恩怨来说，我完全可以像金敬迈【注 3】一样把江青大骂一通。但我不能这样做，不说其他，就凭她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投身革命，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把主席照顾得那样好，我也不能埋怨她什么。

3.5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为《毛泽东选集》做校对我后来的成长和全部人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从工作关系上来讲，我和田家英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与陈伯达也建立起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但这些还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和关键的是，这个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文化、学习写作的时期，甚至比上几年大学还有用。人是学而知之。毛主席写的那些个句子，不用懂句法，就会喜欢，喜欢就容易学会。谁要把那时的《毛泽东选集》三卷都念个三遍，五遍，十遍，看他会不会写文章，保证他会写文章。所以，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

更重要的和更关键的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对什么事情是什么观点，对工农什么看法、什么态度，对知识分子什么看法、什么态度。一个人，要是老念杜甫的诗，他就可能变成杜甫的思想了，老念李白的诗，就可能变成李白的浪漫主义了。毛主席对杜甫评价很高，我也喜欢杜甫的诗，我又是老念毛主席的东西，而且用心到位了，所以就对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我的血液了。毛主席喜欢田家英，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田家英对主席的东西用过心，整理出来的主席文稿有主席自己的风格。例如，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不是主席的原话，是田家英根据主席讲出的意思，模仿主席的语言整理出来的，是炉火纯青的主席风格。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 至 3 卷三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者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我以前就是爱看主席的书，还没有加入地下党，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就服膺了毛主席，决心跟着他干革命，历史垂青于我，几年之后就让我做了《毛泽东选集》的校对。是田家英让我参加到这个工作中来的，所以，我一直视田家英为我的恩师。

注 1：周扬简介

注 2：廖沫沙简介

注 3：金敬迈简介及其骂江青的代表言论

第 4 章：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群众来信也是主席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于是，田家英、彭达彰他们就开始把来信按性质分出反映类、求助类、控诉类、建议类、外事类、文化类、旧谊类等几个类别，让大家处理。就在《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来信组当组长，你把手上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来代替。我服从组织安排，没得条件可讲。

4.1 毛主席解决建国初的失业问题——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老解放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那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前线了，劳力还不够用。北京也还好，和平解放比较早，工业不多、工人数量也不大。

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卖淫”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农民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征粮问题。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我国南方历来是主产粮区，单产也高，一亩地多征收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部队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没有这一问题。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他自己没吃的了。我把信转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说，这样做是不行的，责立即查证是否属实。我办的信，我就要去查证，我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他接电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给我说情况属实，他们正在解决。主席听了秘书室的汇报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指示华东局斟办解决。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黄炎培给主席写信还说了这事。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是在农村的，问题解决前后的情形他们都知道。【注 1：黄炎培及有关信内容】 。

有一天，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当时，按照机要室和秘书室的分工，像胡志明这样的兄弟党领袖给主席的来信，凡不是密码电报的，都是由秘书室而不是由机要室转呈主席。

我当时对群众来信反映的失业、生活疾苦等问题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的报关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报关行关闭了，他也失业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三天只吃两顿饭，妹妹饿得哇哇叫。那时，组织规定我们的任何来信，包括家书，都要先经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给我的来信，知道我家的困难后，就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大约是我那时三个月的津贴。当时我们是供给制），让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坚持要给。他怕我忘了，还要我把寄出的时间都要告诉他。家里收到钱非常高兴，我也一直都对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斥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这是后话）。

那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我们越是加班加点，处理的信件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群众来信就越多，我们处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来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样堆起来了。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越来越信任了——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来了多少信？都反映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反映某一个问题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没解决的办法！这些都要让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大致时间？】。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报告送上去以后，我就分分秒秒期望着主席能看到这个报告，晚上做梦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

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在小组里，我听到的会上反映的情况，比群众来信上写的还严重。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

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疑问，说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工资怎么开？毛主席说，工人该拿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给他工资，不能把现有工人的工资拿出来分给失业工人，而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

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持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亲也在一家药厂找到工作了（当然，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这是另一个问题，要根据新的形势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

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还果然就解决了？！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当时好多地方的群众就拿这个口号当武器，来和当地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反对浮夸后不知改错的干部）。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也是通过减少在职人口的工作时间，通过“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办法，最早在西方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德国人是不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发明学去了呢？

4.2 毛主席关心群众疾苦反对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来信

1951 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们呈送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后，马上把当地的情况汇报上来，那些材料比群众来信反映的要具体和全面，那时地方政府不隐瞒这事，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希望中央帮助解决。主席看了汇报就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

血吸虫危害农民健康尽人皆知，可从来没有人重视并解决过，毛主席调动人民群众和卫生专家，群策群力，苦战几年，终于把它解决了。我听林克说，1958 年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时，他就在主席身边。主席就是那天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加的附注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和林克跟我说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后来还听总理说过，主席让给下乡的医生专家都发了奖金，感谢他们为农村人民群众做的好事。

1951 年 4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这个批示现在在党史新闻网和毛主席文稿中都能查到，兹录全文如下【这个是我查来的，这个报告不是年度报告，而是一个综合专题报告，也是以“中办秘书室”名义打上去的，但不是失业专题报告，批语也不同。不知道与戚老那个报告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其他联系？】：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封批示是 1951 年 5 月 16 日作出的，15 年后的 5 月 16 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即著名的《516 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份批示和《516 通知》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它与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腐败变质问题有关。这是后话。

毛主席对党的干部，无论级别如何，无论远近如何，都总是严格要求的，对他最信任的人也不例外。就在以上批示作出后仅三个多月，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 年 8 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林伯渠？】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还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孟繁华整理稿中的说法是：这个工厂的书记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把工人生活困难、给主席写信的事儿，口头反映到主席那儿去了，可能中南海的有些人在石景山军管会待过，通过战友把话传过去了。特注，请戚老留意校核】，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住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田家英后来喝闷酒发牢骚，抱怨说，我事情这么多，这么忙，主席也不体谅我，这么一件小事，就这么批评我？！那时候，田家英对我很信任，他在酒中不知道自己发过什么牢骚，酒醒后就问我。我安慰他说，干嘛发牢骚呢？主席批评你，那是爱护你，这件事我们也都有责任，你把主席的批评赶紧跟大家传达一下，让大家也警惕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说，对，对，对！田家英才气过人，酒醒后说出的大道理，比我们都好。后来他也向主席写了检讨，说了“主席的批评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推动”之类的一番话。后来毛主席给那个支部书记写了信，表扬他关心工人，告诉他中央马上想办法解题，而且是整个北京市的工人，全国的工人问题，都要解决。后来彭真他们一起，把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我们再下去听反映，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工人，都非常满意。

4.3 毛主席从群众来信洞悉干部腐化变质并保持高度警惕

城市工人失业、对农民征购太重，都是影响全国稳定的大问题，都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解决了。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群众来信揭发他们那里有什么干部贪污腐化、大吃大喝、欺压群众，还有群众来信反映说，有干部让群众给他盖房子却不给工钱，还有的干部强占群众的土地。此外，还有军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来信甚至来访，反映她们的遭遇。

有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串联到一起的，要求见主席，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变成“陈世美”、 “牛金星” 、 “刘宗敏”了；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部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诸如此类。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情况的。总之，很多党和军队的高级首长，早已忘掉了主席的“两个务必” 、 “进城赶考” 、 “不当李自成” 、 “不做刘宗敏”的警告了。

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我叫她们老大姐，其实她们当时的年龄也就四、五十岁，不是真的老了。她们都告到主席这里来了，说明各家情况是相当的厉害了。她们事先拟好了一份名单，我请她们交给我，她们不同意，非要亲自见毛主席！我向杨尚昆报告，请他见见这些老大姐。杨尚昆圆滑老练，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个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于得罪她们的丈夫了。出来就要听，听了就要回报，不汇报就是欺骗主席。汇报了，主席批评了那些将军、首长，就等于还是得罪了那些将军、首长，也还是得罪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见。老大姐们原以为我是收发室传达，我细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们讲清楚，我就是专门负责接访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是可以的，我去汇报。我进进出出好多次，不断进去报告，她们却还是不断见不到中办领导，更不用说指望毛主席知道她们来了。终于她们明白过来了，说我们来了见不到主席，也不能白来一趟，总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也不想为难你，见不到毛主席的话，你拿笔来，好好帮我们记下来。我说，好，好！她们原本不想跟我说的事，这时也都慢慢跟我说了。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完了，她们千叮咛万嘱咐： “小同志，这事不能给别人说，信也不能给别人看，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啊！我们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 ”我说： “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时跟主席汇报。 ”我真是认

真去整理了。我给主席的报告不能写得太具体，都是概括性的东西，但是人名都写上了。主席很认真地看了我的报告，一个名字划一杠，一个名字划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说请刘、周几个人阅，请罗荣恒同志处理，处理完了将结果报告给他。罗荣桓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处理不经过我们秘书室，是罗荣桓直接跟主席报告的。但因为是我写的报告，我很关心这事，我注意到，从报纸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国庆招待会时，也看不到这些人了。估计罗荣桓处理得很严肃，罗荣桓是个很正派的人【注 2：罗荣桓】 （这是进城后不久的事。1954 年高岗事发，后来说高岗怎样腐败，我就联想到这些老大姐告状的事。党内不只一个高岗啊， “高岗”太多了，情况都跟高岗差不多） 。

这类问题即使有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这类问题，凡涉及到高级干部的，我们都不写进综合报告里，要作专题报告。主席则对这类报告特别重视，有的批示叫大区的书记去查，有的就让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查，像老大姐们反映的军队高级干部的问题，就是叫罗荣桓开专门会议解决的。还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亲自过问。我从主席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从那时开始就非常防范干部特殊化问题了。由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出得很多了，1951 年底，毛主席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主席想要杀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很多人当时是意见很大的，我记得华北局里面就有人说，这两个干部功劳很大，不要杀吧，要杀也顶多杀一个；有的说，他们的钱也都没用，还在那儿，拿回来就算了；还有的说，革命革了一辈子，翻雪山过草地，长征都没死，革命成功了，倒让自己人给枪毙了，杀了他们会让老干部心寒；连黄敬【注 3】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给这两人说好话了，说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风时说过一个都不杀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好像只有刘澜涛、薄一波等少数人是主杀派，支持主席。我听李银桥说，毛主席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翻来覆去想，杀还是不杀，最后下决心要杀，毛主席还说过这么一句话： “唉！他们也算是为革命最后做个贡献吧！ ” 主席这样做，有点像三国时曹操向监粮官王垕借其项上人头一样，迫不得已。当然，曹操是杀了无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贪污腐化证据确凿。二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注4：曹操借王垕人头的典故】 。

凡是当时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专题报告文件，现在也应该都没有丢，它们是主席批过的，谁敢丢？除非故意销毁！如果能把这些报告和主席的批语都公开，那是能让人民更多了解建国以后党内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对后来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现在出版的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完全没有主席的有关批示，更不用说原始报告附件。

4.4 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有一类知名民主人士的来信，从广义上讲，也属于群众来信，但又不是一般群众来信，那些来信远不如一般群众来信多，但是处理的难度很大。我刚一开始办信就遇到了这类信件。哲学家、佛学家熊十力，给毛主席送来一封信和一本他自己写的《新唯识论》。田家英交代我，把信和书的要点摘出来呈送给主席。 《新唯识论》是讲佛学的。可我 1950 年才 19岁，马列看了不少，佛学不知其所云，也不懂佛教，更不知道佛学和佛教是不同的，只知道阿弥陀佛，到庙里逛逛，看看四大天王、如来佛的像，别的都不懂，佛经也没念过。佛经有很多术语、专有名词，比如，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心经》我背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说啥，想找个出家和尚问问，附近也没什么庙。 《新唯识论》，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摘要。由于有保密条例的限制，我还不能叫别人去弄，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弄、去钻研。我一头扎进中南海机关图书室，找词典，但查了半天，不解决问题，因为词典主要是解决一个个词，要想看懂，就得系统研究；找哲学书籍参考，但忙来忙去好一阵子，还是许多问题一头雾水。在中南海机关图书室里，没有找到可参考的佛学书籍，我就跑到中南海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去找，终于找到一套普及佛教知识的书，跟白话文一样。《心经》的白话浅释， 《大悲经》的白话浅释，《华严经》的白话浅释，我就从这个入手。后来还查到了熊十力自己关于“唯识论”的通俗讲演稿，又反复苦读。前前后后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总算勉强对老先生的信和书的要点知之一二了，远不是完全领会，就是知道哪句话、哪些字是他的中心意思、扼要意思就是了【佛学与佛教不同。孟繁华等的整理没有加区分，我这里做了一点处理，未必完全妥当。孟繁华稿子中的“白话浅识” ，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说法，我改为了“白话浅释” ，如不妥就改回。此外， “通俗演讲稿”原来材料好像说是熊十力自己的。孟繁华稿子没这样交代。我把前后材料融合在一起，且彼此不冲突。这些内容请戚老留意核准】。

随后我写了一份几百字的摘要交给田家英，他再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后，在上面划了一些道，又翻了翻熊十力的书，在重要的地方做了些记号，然后给熊十力复了信。为完成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 我整整两个星期加班加点，主席靠我搞出的摘要，给老学究回了信。知道这些之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心里很滋润。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像章士钊、柳亚子、符定一、黄炎培、陈叔通、黎锦熙、金息侯等人的来信，古雅的文字里常夹着生僻的典故，我都要弄懂了才能摘要。主席诗词文章、历史、哲学功力都是莫测高深。所以，这些民主人士虽然一个个满腹经纶，但给主席写信，都不敢信手写来，多是苦心孤诣，尽显文章风骚。这好是好，却为难了我们这些个晚生之辈。不过，对我而言，是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慢慢我就形成夜读的习惯，常去中南海机关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夜读。北京图书馆的书多，环境好，晚饭后没事，我先去那里，那里闭馆后，再回中南海，到机关图书馆继续夜读。黄炎培这个人我在上海读书时就知道，他办了许多学校，还常免除穷孩子学费。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一看到他给主席的信，就马上送上去。可是，在处理章士钊的来信时，我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

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看过很多鲁迅的文章和书， 《鲁迅全集》也看过几集，知道鲁迅和章士钊“打过官司” ，把章士钊骂得很厉害。例如，在《从胡须说都牙齿》中，鲁迅就写道： “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注 5】，那时章士钊是教育总长。开枪的事他决定不了，但学生请愿好几天了，他怎么不管？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鲁迅的名望、革命性、战斗性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对于鲁迅的赞扬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知道毛主席是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欢章士钊，对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了解，鲁迅又骂他那么厉害。我相信鲁迅，相信他不会瞎说。想当然认为章士钊是个反动派，没资格给毛主席写信。而且他不过是对时局发表一点看法，对什么改造发表一点看法，却用古文写，字句拗口，那些问候的客气话，用词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让人烦，就把他的信扣压下来了。这一扣压不要紧，章士钊见给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总理那里要说道。总理追就问田家英。本来，所有的来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为北京地区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们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选我来管，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读了不少书，不会出错。哪知道，我要不读书就往上送了，偏偏读了一点书，又偏偏读过鲁迅，看到鲁迅和这个写信的章士钊还有那个过节儿，反而把他的信给扣了。田家英来问我，是不是有章士钊的来信？我理直气壮告诉他： “是有，我压下了。他是个反动派。 ”田家英一听，说： “好家伙，章士钊的信你怎么能压呢？”田家英严肃地批评了我，还和彭达彰一起，召集几个人开会，说章士钊不是像你一个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个长辈、长者，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理睬人家，这牵涉到毛主席的威信问题。田家英还说要给我处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后第一次挨批评。过了一段时间，处分没有下来，我就去问田家英。他笑了笑说，批评是批评，你这个事儿，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后悄悄告诉我，他也犯过这个错误，也扣押过，挨主席批评了。不知者不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么不懂的，先问我们，不要自作主张。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钊的公交、私交都很笃实，非同一般，其渊源落在上世纪 20 年代前后。那时毛主席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 ，还亲自接见了毛主席和蔡和森——这是周总理告诉我的。章士钊是个民主派，是坚决反对封建帝制的，他这话不是说毛主席要做皇帝，不过是个借喻而已，用以赞叹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国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里出个非凡的新气象。后来，章士钊给毛主席好几万块钱，毛主席把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毛主席赞扬章士钊真心为民主是很坚决的。由于两个人有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来往。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压下来，自然是“惹下大祸”了。

说到他们两人的交情，有件关于主席给章士钊送鸡的事就不得不说。那是 1955 年的一天，晚饭后毛主席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有人问田家英，他也搞不懂，仅说主席给老人送点礼是常有的事。1967 年，我向康生问及此事，他给了我一个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叫我去翻翻《三国志》，看曹操和乔玄的故事。我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典故。原来，曹操二十多岁时尚不得志，默默无闻，一次去拜见乔玄，乔玄却很赏识他，说： “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在乔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从此，曹操引乔玄为知己，与他成了忘年交。乔玄临死时请曹操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求曹操以后路过他家乡的时候，要拿一只鸡来坟前祭奠他，否则“车过三步”就会肚子痛的。操果然照办。毛主席初识章士钊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钊的欣赏，大概是有曹操遇乔玄的感怀吧。他给章士钊送鸡，我推测似乎是在表明他们之间有类似曹操与乔玄之间那样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负。两只鸡就把相隔近两千年的两段佳话传之于后人了，毛主席的玩笑与幽默，也是大风大雅。

主席不光对章士钊另眼相看，对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宾的。毛主席过生日是不让人祝寿的，有些名人像齐白石、叶公绰、张伯驹、陈半丁这些人，就会作一幅画，例如画个长寿鹿什么的，赠送毛主席。毛主席知道：画是要钱的，他们给我画画，虽然不是为了要钱，但我也得给人家一点东西。那时，主席还没有稿费，他就想拿他的津贴买些礼品。杨尚昆知道了，就说人家给主席画画，实际是给共产党画的，这个钱由办公厅从办公费里报销，不要用主席的津贴，主席的津贴也不够。买什么礼品呢？主席很讲实惠，说不要买什么花花草草的，就买火腿，一个人送一条火腿，另买些糖果，糖果要买软糖，他们年纪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动，再买些买好的糕点【材料用了“后来杨尚昆知道了”这个说法，那么到底主席是先用了自己的津贴， “后来杨尚昆知道了”再改用办公费用呢？还是一开始杨尚昆就知道了，根本没有用主席的津贴？】东西买好了谁去送呢？田家英说，大学生都还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礼不大合适。当时，来信组年纪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岁，胖胖的，长得比较老成一点，可他脖子上长癣，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我给田家英提建议，让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领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蛮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还是决定让我去。因为我当时虽然年纪也才刚 20 出头，但脸比较黑，看上去快三十岁的样子，算是比较老成了。后来，彭达彰给我们要了两部车（那时只有主任、副主任才有资格要车）。我就照着名单，挨家挨户代主席把礼物都送到了。时至今日，还总有那么多人，说什么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受了胡适的冷遇，就开始仇恨知识分子，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主席建国后从来就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么，主席与这些大知识分子和名流们之间如此笃实的交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4.5 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上面列举的都是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行中所直接经历的部分重要事情，实际上其他同志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经历，要都汇总起来，说不定就是一本专着。即使我自己经历的，以上也只是便于归类的一些事情而已，还有很多是没归入的。比如，庆贺电报宽泛地说，也算是一种群众来信。建国初，群众热情高涨，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节日，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发来祝贺与致敬的电报，热情洋溢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电报数量巨大，有时堆满整个房间，让秘书室领导们不胜烦扰。刚开国，中央机关的纸张很紧张，我们办公都要利用用过的废纸甚至旧报纸的空白处，这些电报纸纸质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疼。而且那时拍电报的费用很昂贵，这么多电报需要多少钱啊！秘书室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毛主席之后，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是当地的领导让群众或者以群众的名义发来的。然后，他就让中央办公厅发文，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地制宜，体谅群众，爱护群众，也是关心我们秘书室同志的工作，不要我们耗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

还有一种来信也比较特别，看似很普通，却不是通过秘书室，而是通过机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当时，有些主席批下来的信到了我这里，我一看这信不是由我们秘书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还有通讯渠道。后来我知道，主席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到各地视察，常会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给他写信。他们中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人士，各行各业都有。反映的情况也十分广泛，都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有个红线女，是个越剧(粤剧)演员，她就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里的物价高，烟酒都跟着涨价了，就把情况写信告诉了主席。主席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问，为什么烟酒涨价？参会的人都被主席的问话搞得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信是寄到北京 XX 信箱，写上“XX 收”。毛主席后来有交代，我们一见到这样的信，谁也不能拆，必须交给徐业夫，由徐业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叶子龙管机要室，经过机要室给主席的信，密级就是最高的了。这样的信密级却还要高。写这样信的人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书”，李锐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锐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有些好的意见，才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的。主席用了一批这样的通信秘书，但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

1950、1951、1953 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了 XXXX 年中直机关劳动模范） 。但到了 1954 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秘书室这个时期为毛主席处理来信来访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毛主席对于群众来信来访的重视和相关批示，成为了后来党和国家规范化的信访制度的基础。在为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期间，我读到了一些列宁关于重视群众来信来访的教导。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关，要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就要搞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把群众的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当作“劳动者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来对待。列宁自己还曾亲自接待过很多来访者，他的接待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毛主席和列宁一样地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要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注意工作方法。我有了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的许多经历之后，对列宁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事迹就更加体会深刻了，为了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材料原来说的是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是 1924 年 4 月 21 日逝世的，不是“逝世二十五周年” 】 ，我在 1955 年 4 月写了《列宁怎样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署名文章，向《人民日报》投稿， 《人民日报》居然在 4 月 22 日（列宁的诞生日）的第 3 版注销了。这在当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大家知道后都比较惊讶。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终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预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晚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

1986 年我出狱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我无语了。我一个 17 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泽东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 18 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领导的秘书，尤其党和国家领袖的秘书，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领袖或领导的私仆，而是领袖或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主席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一件件详细阅读群众来信。惟其如此，秘书室的作用和价值才显得重要，呈送到主席那里的材料，才要格外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疾苦和表达出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

注 1：黄炎培简介及其给主席的谈解决农民困难的信。

注 2：罗荣桓简介

注 3：黄敬简介

注 4：曹操借王垕人头

注 5：三一八

（本章出现的人名很多，事件也很多，以上提出加注的只是其中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