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章：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

7.1 反右派运动的起因

1956 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对我们这边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党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这个讲话的精神一出来，群众就动起来了，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而且畅所欲言，社会上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字报。这个局面实际上是主席期望的，给了毛主席本人和党内部分干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内部讲话之后约两个月，即1957 年 4 月 27日，中央就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群众动作更大了，抓住机会给官僚作风严重的领导贴大字报，把心里的不满都爆发出来了。很多民主党派友好人士也动起来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大字报不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真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个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有人甚至说，主席刚刚讲完“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自己就不谦虚了。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前，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报纸上也说，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事情是被夸张得不得了。葛佩琦是个老共产党人，据他讲，他只是向党委提了批评意见，说党委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绝没有说要杀共产党人之类的话。这种意见有什么不对呢？那时，邓小平主持党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很快就从党内渠道报送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一时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变化，主席也不愿意右派翻天，就在 5 月 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过党内渠道表明态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谨慎从事。可是事与愿违，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认为春天来了，都惊蛰了，都出来了，都打着响应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号召的名义，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有很多言论，还有很多行动，发动对党的进攻，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当然，这个要共产党下台，不是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抓起来，而是说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

罗隆基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搞过了，要搞“平反委员会”给被镇压的人平反；储安平则在光明日报开会骂共产党搞“党天下”。当时就有人说，大部分民主党派的人都听他们的，民主党派里的左派是少数。史良和雷洁琼还不错，史良把他们的一些内部活动告诉了主席和总理。与此同时，在北大出现了“5•19民主运动” ，林希翎 5 月 23号又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类似的大小事情全国还有很多。党内一致意见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以上这种党内外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党外有股很大的势力认为主席的讲话还不够开明，要求轮流执政；党内则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在批评毛主席乱讲话。毛主席受到党内外夹击。

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

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1957 年 6 月 8 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 1957 年 6月中旬发动起来了。

7.2 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这个改了的东西就是6 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个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来的那个好。我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正式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原始的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也是主席原始讲话里没有的（详见上一章）。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他的真实思想，而发表出来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最正规的说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冲及他们搞的《毛泽东传1949-1976》就在第 702页承认发表出来的文章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依据就是这个。这种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对上面说的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观看法。毛主席并不是有意先不设立标准，有意诱使人家胡乱鸣放，等人家鸣放之后再故意找托词设立标准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诚心诚意希望大家提意见，发现有的意见走得太远之后，就希望吸收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设立几个标准来规范鸣放行为，并纠正先前的鸣放方向，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击报复我们“八司马”那样（参见后一章）。这就把扩大化的问题搞得更加严重了。刚才提到的老共产党人葛佩琦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该被打成右派【注释葛佩琦】。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李慎之、【王芳？】（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4、5 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批判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这也是他要群众讲话，要实行民主的一个证明。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20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7.3 关于反右扩大化后的平反问题

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这里我先说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件是关于我们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的。一次中南海举办周末舞会，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崔英。 ”主席说： “那你是崔莺莺了，你的张生在哪里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个“英”字听误了或者是故意说成“莺”字，就说：“我的张生，响应号召下乡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主席听了安慰她说，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还说，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主席就这样记住了崔英，后来在舞会上再见到崔英就会说：“你过来，咱们一起跳个舞。 ”主席这其实是在表示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 61、62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 “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 ”崔英说。

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那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 “从宣传部调来的。 ”杨尚昆说： “赶紧把他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 。

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三天内调走” ，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崔英觉得，工作交代了，调新单位总得给个鉴定吧。于是科里匆忙开会，讲了几条意见，算是做了鉴定。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 ”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这个人是当时华东《新闻报》的，我估计现在还活着，可以查到的。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1962 年 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当时中央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还是“一条路线”的的分歧问题。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1962 年 9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主席批语）的错误作法【注释批语引述来源】。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 ， “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

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总起来看，在反右派及其扩大化问题上，主席缺点错误是有，但不能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比。他们的错误多了。而且主席并没有品质性的错误，他们是品质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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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旧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历史担当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留下的是是非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烂帐，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头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屎盆子是说毛主席一贯仇恨知识分子，发起反右派运动就是要打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让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来，事实恰恰相反，是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姑且称呼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反右派运动前后根本没有一致的独立人格，也没有什么脊梁骨来承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重担。所以，扣在毛主席头上的屎盆子应该而且必须端掉。

实际上毛主席是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说过，共产党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文化的军队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可见毛主席把知识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于武装力量的。毛主席还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不但重视文化的军队，还特别重视对拿枪的军队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也确实言行一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他1957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讲话，是有同样的用意的；在嗣后的党内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主席与某些旧知识分子是有分歧甚至冲突，之后毛主席对待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责任到底在谁？毛主席思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为什么不再整体性信任旧知识分子这个集体，而要对这个集体进行改造，并要发起教育革命乃至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去培养新知识分子，即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就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维护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去审察。这里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来做个管中窥豹。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年轻，漂亮，很活跃，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这样偶然地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的一个局外角色（参见下一章）。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讲，王文是参加了的。所以，对她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

主席在最高国国务会议上的内部讲话是很开明的，紧接着的整风运动也是要和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确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功绩是第一的，主要的，错误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错误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

但是，林希翎 5 月 23 日在北大的演讲，目标就是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她说：“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 “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林希翎这样讲，就是没有通过提意见表达民主的诚意了。不管她怎么样打着人民的旗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 “要搞真正社会主义”，还要“让人民过上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不能掩盖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意思的。她说“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就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当时二战结束后不久，个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大家都希望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社会正常生活，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时都有个人崇拜的现象。

至于她说的“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符合实际的。中国是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会，直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当然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新制度总是带着旧制度的脐带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发展总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到足够了，就会发生飞跃，完成事物的彻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要遵循这个历史观。搞社会主义，不是心脏移植外科手术，把旧的封建基础的心脏，一刀切除，再换上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心脏，就万事大吉了。即使是这样的移植手术，整个躯体也还是要借助原来的那个躯体，使其慢慢适应新的心脏。这一点共产党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整风，打掉党内的封建官僚主义作风，开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林希翎却在当时搞社会主义是大方向的时候，把攻击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动不动就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当然就与毛主席的内部讲话精神、与中央精神、与整风运动的本来精神都是相违背的。

林希翎当时不过就是一个冲在前头的爱出风头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尚且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态度，那么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他们对毛主席搞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态度，就不难知道了。

毛主席对秦始皇有过很多与众不同的评论，在反右派运动后他就多次谈到过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 1958 年 5月的八届二次会议上，结合知识分子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评，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就写了一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有人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 ”）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对，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几个能与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伟大和历史进步作用到底在哪里呢？结合毛主席后来进一步评价秦始皇就知道了。他1973年针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否定秦始皇的观点，写了七律诗，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关键的历史进步作用就在于制度建设上：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身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里“祖龙身死秦犹在”里的“秦犹在” ，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在秦始皇死后历经二千多年而不死；“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是秦始皇之后，各个王朝不过是这样那样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权制的根本的东西没有丢，也丢不掉，丢不起。所以，陈寅恪不是也有“两千年来皆行秦政”一说吗？秦之后，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就以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错了，所以汉代刘邦迫于功臣和封建文人谋臣们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就恢复分封制，分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若干个，结果是连年战乱，汉王朝也最终灭亡了。西晋又一次恢复诸侯分封，结果也搞出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照样灭亡了。可见问题不在于中央集权制本身。顾炎武就说过：“汉以后之人，莫不认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封建亡，不封建亦亡” 。柳宗元则说：“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反对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当时主要都是旧知识分子）和党内同志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以为秦始皇的错是在中央集权制。毛主席这是从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出发，看待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问题。毛主席对于一个根本制度的创立和维护是特别在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样，像章伯钧等人那样，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主席正在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隶制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进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必然、是进步；中央集权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进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是进步。不管多么艰难，历史多么长久，这个进步一定要发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发生。所以，离开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设和巩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也是不愿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张反右派进攻的；就不能理解为何后来他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还要那样直率地讲上面的一番话。秦始皇的“坑”是肉体消灭，毛主席的“坑”是思想改造。这是有天壤之别的，体现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领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样看到了“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要“失”的话，也会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他就想坚持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并把重点放在“政”上，不失于政。所以，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采取了在“政”上主动出击，用整风运动来克服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改进共产党的行政能力，不失于政。

恰恰是在这个政和制的关系问题上，许多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打着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求“人的生活”的旗号，实际上以个人的私心和小集团的利益为重，名义上谈“政”，实际上把鸣放炮火冲着“制”。在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主义思想的产物之后，还是借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目标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样毛主席就不能不怀疑旧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搞社会主义了。

在这里，旧知识分子自己需要检讨，不要太过自我膨胀，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也不要把什么责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从后来旧知识分子（这时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称呼会更合适一些）一个个都崇拜资本主义，倡导资本主义，就可以肯定，旧知识分子当时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但他们不仅不敢承认这一点，还要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还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吗？我看不冤枉。说毛主席不是完人，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连前后一致的人格都没有，更毫无脊梁骨来担当历史责任。老是责怪、指责、污蔑和诋毁毛主席，那就是连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旧道德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有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身上，看看毛主席对于旧知识分子是怎么的恨铁不成钢却又不得不爱护有加。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一码是一码，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打折旧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旧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头上的屎盆子难道不该端掉吗？必须将知识分子做新与旧的划分，否则就是混淆视听。旧知识分子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总有一天会多起来的。

毛主席本来是连旧知识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旧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多的佳话流传，例如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文革中列出受保护的大知识分子名单叫周总理执行保护，还有本书谈到的给熊十力回信，给章士钊夜半送鸡等等。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主要是重视和爱护旧知识分子的证据呢？

总之，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之前和整风运动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知识分子”的，并在整风运动中寄托很大希望于“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是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经过这一轮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再经过其后的许多事情上反反复复对“知识分子”的观察，毛主席最终发现，从旧制度下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总体而言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们了。整风运动中旧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是导致毛主席改变对旧知识分子态度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也导致毛主席后来发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来培养无产阶级新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事件。

第 8章：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序言

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始发于 1957 年春的整风运动期间，延续到嗣后的反右派运动中，直到 1958 年 5月才告结束。这个发生在毛主席身边，而毛泽东直到最后阶段才知情并加以解决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义。它决不只是“八司马”遭受何载他们的打击报复这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了当年党内整风运动的艰难曲折和反右派运动被一些人人为扭曲的复杂历史过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枢机构搞小动作，在毛主席身边搞小动作，企图渗透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秘书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边。

秘书室在田家英主要负责群众来信来访的时候，设有三个科处理主席的信件并接待群众来访：一科管东北、西北、华北（三北地区）外加北京；二科负责中南、西南；三科分管华东各省加上海。何载当权后，成立了接见科，增设了内勤与总务科【原材料没有这一点，只提到五个科的设立，而又说是六个科，且列出了六个科。故增加这一句以便衔接】，并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拿出来单独成立一个五科。这样总共就有六个科，各科具体负责分别是：

一科：分管东北、西北、华北；科长戚本禹。

二科：分管中南、西南；科长朱固，副科长沈栋年。

三科：分管华东（这个科的信最多） ；科长马芷荪。

四科：负责总务、内勤、收发信件；科长王象干。

五科：分管京、津、沪；科长李公绰。

接见科：专管群众来访；科长吕澄。

所谓“八司马”是指八个科级干部，即以上七人另加毛主席的英文秘林克，以林克为首，林克是牵头人。

林克，江苏常州人，1946 年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地下党，1949 年北京解放后进入新华社工作，1954年秋开始担任毛主席英文秘书。李公绰，辽宁沈阳人，比我早八九个月进秘书室，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精通日、英两种外语，建国初为主席翻译过大量的日文信件。这个人很聪明，字写得很清秀。当时毛岸青每星期来两次教我们俄文，要求很严格，我是学不进，但他学得很认真，不久就能借助字典翻译俄文了。那个懂六国语言的韩瑞定调到中联部去之后，他接替韩瑞定的工作。原是三科科长，后调五科科长，监管国外来信。

朱固，江苏沛县人，也是地下党。他原在俄文专修学校帮师哲管干部组织工作，因对俄文没有兴趣，而古文功底很好，处理主席信件摘要精确、复信得当，就调来出任二科科长（我1966 年代田家英职务后，曾调他到我的办公室帮助工作） 。

马芷荪，上海人，到秘书室也比我早，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46年在上海即参加了地下党，后来转到北京，领导是后来的北京市共青团书记汪家镠【注 1】 。

吕澄，山东泰安人，长的高大，北师大学教育的，文字水平好，口才也好。所以，接见科成立时，调他任科长。在“八司马事件”中立场坚定，不与何载、王刚妥协，被王刚称为顽固的反党分子。

王象干，山东青岛人，解放后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原材料此处不清，写的是：解放后参加华北革命大学习】 ，1950年初调入秘书室。工作认真、细致，收发信件工作做的很好，曾当选中直机关模范工作者。

沈栋年，上海人，上海育才中学的地下党，和我一起从中央团校分配进秘书室。这个人党性强，工作积极，字也写得好，特别是小楷写得工整。所以田家英喜欢他，把主席的故旧、亲友等的私人来往信件都交给他管。这些信统称旧谊，与各界名人来信一样的重要【注2】 。

在“八司马事件”中，杨尚昆、刘华峰主要是想把林克拿掉。主席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主席以外的领导人交往，连总理他都不交往，也不给杨尚昆汇报工作。江青对他很满意，说他在中南海不结交大人物，很懂规矩。毛主席也称赞他“不结交诸侯”。他的组织关系在秘书室里，常来参加支部生活会，对人坦诚。引发“八司马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何载。何载是 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高中文化。高中毕业生在他当时工作的西北局已经很难得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一直是给领导当秘书，提升很快。他跟刘少奇常有来往，很受刘少奇欣赏，1949年就曾作为西北局的代表，陪同刘少奇率领的中央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过苏联。他是 1950年下半年调来秘书室工作的。一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专门去看望过他。他初来时也是一般秘书，归彭达彰领导，协助彭达彰工作。由于他是老干部，在他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彭达彰就分了一部分领导工作给他。后来，就也当了副主任，还取代彭达彰当了秘书室的支部书记。

何载掌权后不久，就调来了很多老干部。为首的叫闫草，是个地委级的干部，到秘书室管党支部。其余是：张殿科、程芝到一科；刘运到二科；袁林、马之江到三科；丛滋荣到四科；武允胜、方世郁、张一平到五科；王明宽、张道静到接见科。何载实际是要用这批人来取代原来的科长、副科长。这些人后来确实都是何载的依靠力量，在整风、反右派中，也都是批判斗争我们“八司马”的骨干分子。

何载从西北局调来秘书室之前，就是大官了，他在西北局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不了解。但他来秘书室，尤其当了秘书室的副主任之后，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很了解。这个人很骄傲，很自以为是，待人态度非常傲慢，动辄训下级、骂群众，会上会下，不分场合，谁要有一点小错，他开口就骂。他不是骂脏话，而是专门挑字眼骂，侮辱人家人格。秘书室有位女同志被他骂得差点自杀。我也领教过一次。我把一个报告送给田家英（那类报告以前一直是给田家英的），何载觉得该先给他，就对我骂开了：“你长着脑袋干什么吃的？不会干就别干。你的报告不经过我，就给田家英，你是不是看人家大腿粗想抱粗腿啊？”老实说，我自参加地下党干革命，还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还从没被人这么骂过。我也没有遇到过他这样揽权，还蛮横无理的领导。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他的确有意见，这决不仅仅是他侮辱了我，而是因为他整个的工作作风、他对待下属和群众的根本态度。实际上，秘书室对他有意见的是一批人，不是我一个。所以，1957年 3 月在毛主席发表了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号召群众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之后，我们就酝酿给他提意见，由此爆发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第一阶段：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内部讲话后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众响应主席内部讲话精神，贴出大字报，给所在单位的党的领导提意见。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党校接受轮训，由于我是中办秘书室的，秘书室我经手的事情，别人搞不清楚，无法代我处理，我就要随时请假回秘书室处理事情。因此，秘书室同志们对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什么态度，我就很清楚。我们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讲话鼓舞，也受到社会上大字报的启发，就在一起议论给领导提意见的事，主要针对的是何载。议论的结果，就是给何载写小字报，后来写出的小字报（不是大字报）就贴在秘书室的会议室。

第二阶段：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1957 年 4 月 27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之后刚好两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大字报不再只是像三月份那样是局部现象了，而是一些工厂、机关、学校，都纷纷贴出了大字报，对各自单位或者机关的部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中南海内也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展整风运动。我们秘书室进行一人一票的群众选举，选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我得票最高，但因为不是领导，只担任了副组长。得票比我低的何载担任了组长。

秘书室当时有田家英、彭达彰、何载三个领导，大家对何载的意见最多。3月份，我们是在小会议室给何载贴小字报，这时我就带头给他贴出了大字报。由于秘书室很多人被何载骂过和粗暴对待过，都对他很不满，我的大字报一贴，跟着贴的人就多得很。越贴越多，就把秘书室的小会议室贴满了；继续贴，就贴到走廊上和大门外的墙上去了，还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人来看。那时，秘书室在中南海丙楼的一楼办公，同一院区的甲楼住着刘少奇，乙楼住着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载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平等对人；另一个就是对群众没有一点热情，对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和提出的问题不认真处理，能推就推，甚至干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报说，何载到处吹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说赫鲁晓夫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等等。诸如此类。我反映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他动不动就训人、骂人都是事实，尽人皆知；我批评他那是欺负群众，是不平等对人，也没给他扣帽子，是让他自己去思考（“八司马事件”之后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他也承认我说的是事实，只坚持认为其他几个人的大字报是造谣） 。

大字报开始都只批评何载，后来就不点名提到“办公厅领导”。主要原因是，有些办公厅领导，如杨尚昆，的确是和何载一样脱离群众，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例如，刚解放不久，有个陕北的劳动模范老杨来访，办公厅就没有领导出来接待。这个老杨，在党中央还在陕北的时候，住得离毛主席、杨尚昆都不远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杨尚昆还常去他家里吃饭。可是这个老杨来了，杨尚昆都不出面接待一下。我把老杨来的事反映给主席，主席很快就出来见了他，还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见了，杨尚昆或者其他办公厅领导还是不见；再如，有不少高级干部的家属来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进城后的变质行为，说一些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惯原来的老婆了，要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欢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从艰苦的革命年代过来的，资格都很老，级别也很高，还都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反映的问题又是很严重的，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但办公厅没有一个领导出来接待她们。后来我写了报告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这么多问题，很生气，叫罗荣桓去调查、召开会议拿出处理意见。主席有了指示，杨尚昆他们就起劲了，说：“下次再来，你报告上来。”可这也是说说而已的，下次来了，他们还是一个都不出来。所以，在给何载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情况也有分寸地带出来了，而且没有点杨尚昆的名。

第三阶段：在 6 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那些我们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人，实际就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贴大字报的事情，矛头对准的就是八个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干和我，认为我们写大字报给何载和中央办公厅个别领导提意见，是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是反党，要把我们打成右派。秘书室主任田家英（主任还是代主任？戚老说过田家英一直是一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和副主任彭达彰，在观点上是支持我们的，因而遭受牵连，而且彭达彰已被决定调离秘书室。具体布置追查的是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何载则让他亲自调入秘书室的那批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反办公厅的领导，是想把中南海搞乱。杨尚昆、何载他们这个搞法和当时社会上搞扩大化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社会各界许多单位、机关和学校，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侯，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风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向本单位的党组织和个别领导提出意见的人（有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当作是资产阶级右派来进行打击。

我们当然不服，因为我们大字报提的都是一些具体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就反抗，坚持认为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向领导提意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是反党呢？这样，就开始了双方的大字报辩论。我们抓住他们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来进行反击，坚持说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他们。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党演讲，何载还专门派人参加。何载自己支持林希翎的一些观点，倒可能是反党的。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满口新名词，还懂法国文学，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之后，就听她的了。王文把谈的情况报告给何载，何载就说她“大胆、勇敢、有才华”【之前说过，王文1955 年的时候是戚老手下的，为什么他敢越级直接给何载汇报？是不是1955 年-1957年期间他的工作和职务变动了？】 。王文后来就根据这个精神，去北京大学参加林希翎演讲会，林希翎还在会上指着王文说：“今天，中央办公厅特派了王文同志来参加我的演讲会”，让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

到底谁是右派？我们下面大字报这么争论也不能解决，直到 1957年秋季，全国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中南海这个事情却还是悬而未决。这就要提交给上级党委，即中直机关党委来解决了。

第四阶段：工作组进入阶段

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来秘书室接替何载的工作。同时，经由杨尚昆同意，以中直机关党委的名义，向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 、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孟繁华材料说王刚是组长？】正是这个工作组，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据何载后来讲，上面的领导在派晓岚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意见，是何载自己提出的：何载是老干部，只是有些错误，但不是反党。我们八个是反党。这个工作组在中直机关党委的支持下，从1958 年 3 月到 4月的两个月的时间，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在大会、小会上斗争我们（是言论的，不是肉体的。我们后来批判他们，也是言论的，没有肉体的。双方都是文明的）。我这个名义上的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没有了发言权。

他们说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还从个人历史上做文章，说李公绰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1948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 ，把我们八个人打成以林、李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其实，我当时贴的大字报是最多的，但因为我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大家认为我这个人说话实在，不说假话，历史又过硬（何载也承认我的大字报说的是事实，只是不承认别的几个人写的，说那是造谣）。所以，他们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们批判何载支持林希翎的大字报贴出期间，刘少奇还来看过大字报，我已经听说了刘少奇表态说这样搞不好。刘少奇妻子兼秘书王光美退送相关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给我的，现在都不退送给我了。我的预感在何载自己后来的说法里得到证实，他说中南海的高级领导提出，在中南海写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这里面有问题，为什么要在中南海这么搞？这高级领导人何载没说是谁。但是从他的前言后语来看，是比办公厅的领导杨尚昆还要高的，那不是刘少奇，就是邓小平了。

关于李公绰参加国民党，那是他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在抗战胜利的时候集体加入的，后来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就加入了共产党。他这个历史是清白的，在当时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1953年审干的时候，我是审干委员会的委员，了解他的情况（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他这个问题，害得他想自杀，是我出来为他讲了话，他才没有出事）。林克则是地下党的老党员，燕京大学毕业，英语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书和正正规规的英文老师。他是专门搞“参考消息”的，经常和主席一起讨论国外的事情，知道许多核心东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组把林克找回来斗不说，还把他隔离起来。

工作组甚至布置人跟踪、盯梢我们。有一天，我去彭达彰的家，出来时一个人从暗处跳出来，把我一把揪住，带到工作组。这个人叫方世郁，原来是青岛公安局的。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监视我们，甚至从外地的公安部门调来了人手【前文说过，方世郁是何载来后不久调入的，似乎并非是专门从青岛调来搞监控八司马的人手，而只是现在充当了监视的人手。这里的说法是保留戚老给孙言诚的回忆。是否需要作出适当的用语调整？】我当时就提出了抗议，说这是搞非法监视，但晓岚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们宣布我们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都已经写好了，还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经说好了，叫王震准备接受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我们心里也都很清楚这些，都做好了离开中南海去新疆劳改的准备。

第五阶段：毛主席知情并亲自解决问题

就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新疆劳改的时候，整个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折。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八个科级干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 。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

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的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起来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毛主席 5 月 3日回到北京。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八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 。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 “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二月讲话（指毛主席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 “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 “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

主席接着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主席又问： “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 ，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地道地道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八司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 ”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哦，各打五十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以上主席现场调查从开始一直到这个邓力群发言，我对照了孙言诚文章，国治多次来的材料。孟繁华的材料没有相关内容。我这里是反复校对孙言诚和国治的材料，综合取舍后确定的内容和顺序。请戚老把关。】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尾声

因为毛主席的及时介入，我们“八司马”获得平反，最终没有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小集团” 。 “八司马事件”就此告终。在 5 月 3号晚上的会议之后，中南海又召开了有中央办公厅各部门的干部参加旁听的揭批大会，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这些会议是在春藕斋开的，虽是由“八司马事件”引出，但从性质上讲是肃清“八司马事件”的不良影响，已经不属于“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了。当然，我们八个人都参加了这些会议，而且我们得到平反后，是处在批判者的位置了，原来整我们的人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批判、斗争，都不是肉体的，而是辩论观点，跟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是一样性质的。他们当时批判我们很文明，我们这时候批判他们也很文明。

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误的人是包括杨尚昆在内的一批人。在这一系列会议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何载、王文等四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四人中有一个是支持“八司马”的，叫XXX，他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是在那里因为其他事情被定为右派的——这是最早材料，我一直保留着。这个人是谁？），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王刚、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等八人也受到了党纪处分。

在“八司马事件”之后，他们大部分人都一度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们都对毛主席都有些不满，都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上来，又把他们调回来整风，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1960年北京市把关于他们的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田家英传达了主席这个指示之后，我就主动报名去长辛店二七机车厂，从徒工做起，一边劳动，一边了解工业，并带上他们十来个犯了错误的人一起去（闫草请病假没去）(详见第12章)。我们在一起劳动了一年多，回来后我就向毛主席打报告撤销对他们的处分，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就在北京，留在北京的还有继续留在秘书室的。何载是老革命，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确实的。但把他打成右派也是不对的，因为打成右派就是敌我矛盾了，那时候也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杨尚昆将何载的问题定性为“内部矛盾”后，何载也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劳动。

王文原来是北京地下党搞学生运动的一个支部领导，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是从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任上，调来中南海的，起初是在我的科里当我的副手。这个人工作很勤恳，就是在整风运动时有点迷里迷糊，大概是受了林希翎的影响，被她说服了，又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认为斯大林搞法西斯专政，杀了那么多人。在当时来讲，王文这个错误就很大了。

王刚只是秉承了上面的意见，执行的是杨尚昆路线。毛主席说了那是”拔红旗插黑旗”，那总要找几个责任人，既然王刚是接替何载的，那就要找王刚了，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样，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不错的。跟我一起到二七机车厂的人就包括王刚。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我给主席打报告，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晓岚其实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她是纺织厂出身的党员，对党有深厚感情，后来当了纺织厂厂长，再后来调到中直机关当人事处处长。在“八司马事件”中，她是中直党委派来的工作组的副组长，可以说是奉命来整我们的。她坚决站在杨尚昆那边，她的概念很朴素，就是谁反对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谁就是反党。所以，她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5月 3号她“顶撞”了毛主席，中直机关党委就准备拿她当替罪羊，说她犯了大错误，准备把她划成犯了右倾路线错误的人。我不同意这样处理她，站出来为她说话。我说：“晓岚处长只是执行了中直党委的意见，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她就跟主席讲了那么一句话，不能算反毛主席。她的这种认识，一般人都能理解。她只是工作方法上有错误，不是一个拔红旗插黑旗的人”。晓岚和王刚一样是执行杨尚昆路线的，杨尚昆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没事，倒要搞底下的人，这个理不顺啊。还有其他同志和我一样，也认为晓岚只是在毛主席调查的时候讲了自己的观点，算不得顶撞主席。主席不同意她的观点，也没有批评她。所以，我们不建议给晓岚处分。但中直党委最后还是把她处分了。1960年我带他们犯错误的人去二七机车厂，考虑到晓岚对党有感情，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而且对待错误的态度也好，又是一个女同志，与我们十几个男的一起劳动不方便，我就去跟她的领导邓典桃讲了我的意见，希望她就不要再去劳动了。晓岚原来是邓典桃的秘书，邓典桃当时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长征干部，他听了我的意见很高兴，就把她继续留在人事处工作。文革中，晓岚变成造反派了，因为她对在“八司马事件”中的经历有深刻的教训和体会，就告诉其他人，说毛主席对待给领导提意见是有区别的，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是可以的，只要提得对，还是好同志，就是提错了，也不能划成右派。这样群众就很拥护她，她在单位就成了造反派的领袖了。后来我听说，1968年我被打成反党进了秦城之后，在江青、总理批判我的时候，晓岚站出来说： “据我了解，戚本禹是个好同志，不是反党，可能这里有误会。”这事我是很佩服她的。又听说因为这个事有人要整她，但没有整倒。晓岚年纪比我大好多，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活着。

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后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那是困难时期，他虽然没有怎么劳动，但也没有饿饭。1961年我给主席打报告，请求给和我一起下放二七厂的人取消处分、分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包括刘国峰、李东冶的处分，也都取消了处分，还给李东冶恢复了部级，让他当了辽宁省委书记，再后来当了冶金部长。毛主席记忆好，一次在一个报告上看到他的名字，说这不是那个搞黑旗事件的人吗？怎么升这么大官了？我说不给处分不是要升官啊，犯了错误怎么还升官呢？主席这么一说，杨尚昆又把李东冶撸下去了。其实说他升官也谈不上，他原来就是省部级的。他的那些人也跟着下去了，他们就埋怨我，说你这个戚本禹报复起来也太厉害了。跟你劳动的人，都取消处分，分配工作了。我们也下放好几年了，我们也不归你管，你怎么跟主席报告，又把我们的职务撤销了呢？我跟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挺好，我跟他说，我真冤枉，那哪是我报告给主席的呀！【之前来的材料说法是：王刚他们见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就有意见了。他说是他们派我去秘书室的，我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的，结果犯了错误，下来劳动，可他们倒反而升官了。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不能这样不平等吧！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我把王刚的意见报给了田家英，田家英就送给了主席。主席就批了，犯了错误反而升官，是怎么回事？要邓小平去查。后来就把他们降了级。所以他们对田家英和我的意见都很大】刘华峰原是中直党委书记，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调到陕西省当了书记【此一说法也是国治材料提供的，是否确切？是之后立即调去的，还是跟李东冶一样是1961年杨尚昆借机恢复他们的级别后调过去的？】那个跟踪监视过我的方世郁，是被划了右派的。他当时态度很不好，乱讲话，群众意见很大，划他右派时，全室的群众百分之百的赞成。但现在看，他也只是乱讲话，并不是右派。

我们“八司马”在这个事件之后的人生际遇和沉浮也是不一样的。1966年田家英出事后，我们“八司马”因为与田家英关系较好，有人就借机整肃我们，说我们是田家英的余党，但没有成功。再后来【具体或大致时间？】汪东兴插手秘书室（当时秘书室已改组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秘书处了），也把“八司马”中的六个人（其中有朱固）打成田家英的“余党”，送进了学习班。林克担任毛主席的英文秘书一直到 1966 年夏，1970 年后在新华社和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做研究工作，1996年去世【汪东兴送进学习班里的人有林克吗？戚老自己该是没有进学习班，应该还有一个没有进，是不是林克。若不是他为什么 66年就不在担任主席英文秘书了？】毛主席生前曾多次拿这个“八司马事件”来教育党内干部，不要压制群众意见，要让群众说话。事件刚一结束，毛主席就把它作为一个冤案批给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各部委的领导人，但未得到响应。在1958 年5月中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夕，毛主席还让林克和我准备个发言稿，就这个“八司马事件”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做个发言。可后来邓小平以会议议程安排太紧为由，取消了这个发言。如果我们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或可能对当时阻止反右派进一步扩大化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是有好处，或者对错划右派的甄别摘帽会有很多帮助。可是邓小平耍了手腕，把这事给压下去了。此后，毛主席又在其他多种场合提到了“八司马事件”，在一次给华东局的批示中，提到“八司马事件”时，还用了“看了催人泪下”的词句。1976 年，毛主席逝世。又过了三年，即 1979 年，“八司马事件”就被翻了过来，说“八司马”是在毛主席支持下制造了何载、王文、晓岚等人的冤案，中央对于当年“强加”在这些人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撤销，恢复他们的名誉。

注 1：马芷荪是田家英的相好，后来跟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结婚。田家英出事后逄先知遭到隔离，他写了一大摞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还说：“我和田家英是有夺妻之恨的。 ”可文革后，他又肉麻地说田家英是最有才华的人，是他的良师益友。

注2：有一次，我和沈栋年一起去主席家乡韶山，幸有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同路。她是个画家，是去韶山画画的。张伯驹是个大收藏家，知道主席喜欢李白，就把他收藏的李白的一件手书真迹送给了主席。后来主席把这帧李白真迹送给故宫博物馆收藏了。大家都只知道李白是个大诗人，可李白还是个大书法家。我们都很尊敬张伯驹先生，对潘素也很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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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容全堂的“历史真相”在哪里？

何载的儿子容全堂 2007 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一文。该文是根据 1979年“平反”“八司马事件”的调子写出的，人场很好，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转载或者部分内容的引用。

容全堂为自己的父亲树碑立传，可以理解，但是用最近 30多年来一贯流行的“稀释事实，扭曲事实，改装事实，倾泻个人主观观点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挪动骨干事情的实际发生时间以建立某些事实之间本不存在的逻辑关联或者颠倒它们的逻辑关联”等手法，将猜测、臆想、以讹传讹、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完全的现实政治观念杂糅起来，就把一个真相本来清清楚楚的事件，写得毫无真相可言。

例如，容全堂在文章里说：“何载以负责人的身份对好的给予表扬，对不合时宜的提出批评，难免有时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有时显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对几位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了点，个别同志由此结下了思想疙瘩”，“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向组织的思想汇报……采取无中生有、断章义，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实之词张贴大字报”，“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 “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 “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最高领导人一边倒的态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有 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 4 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 18 位同志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预演所取得的经验，8 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容全堂写出的“历史真相”里，何载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尊重下属、不平等待人，变成了既表扬人，也批评人，只是批评人“显得急躁一些”， “多了一些” ；我们给何载提出的“三条意见”，都变成了“子虚乌有”的诬陷；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借故对我们搞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上罪名，变成了我们对他们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他们帽子；1957年我们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变成了何载被我们打成右派，而我们在继 1957年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之后，又在 1958年，被何载的支持者杨尚昆操纵的工作组打成“反党小集团” ，变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事； “最高领导人”派人把争论双方的大字报都抄去看、抄去分析，并和争论双方和相关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做现场调查，自由听取双方的陈述，最后根据双方实际所为做判定、做结论，变成了最高领导人“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也是我们这些小科长们就可以“加以利用”的么？实际上，毛主席总是把水端平的，他在现场调查中得知有人对我们搞跟踪、盯梢，就批评“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革命群众”。

在八年后发生的文革中，毛主席同样坚持这个原则，知道早先遭到王光美迫害打击的清华学生“智擒”王光美之后，也严厉批评学生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地下工作的手段对待党内同志，而且在周恩来、林彪签字的王光美专案文件上，毛主席批示了“保留活证据”，使得王光美免遭了更大的打击。这都说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样一个革命领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受（几个小科长）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对党内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容全堂还完全不负责任地说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对何载“推搡、打人” ，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事实是，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上午，下午，有时晚上，都是文明的，没有推搡、打人的事。后来事件翻过来，大家发言，指出他们的错误，也是很和平的，根本没有什么“推搡、打人”，更没有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就是说，在整个事件前后，无论哪一方占了主动权，都没有向对方搞肉体批判。在春藕斋开会辩论，他们都是坐着的，从来没叫他们站起来过。当时是曾三作的记录，记到后来，他就写条子给我，那条子现在都还在。上面写：“主席（当时我是会议主席），现在我头痛的厉害，支持不住了，是不是可以让我出去休息一下”。我同意了，他就出去了。不管是容全堂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人也好，凡是说有“推搡、打人”，或者说“抓脸、揪头发”之类，都是瞎说。那个时候，就是社会上的辩论也没有推搡、打人的，遑论中南海里面？说“推搡、打人、查抄”的人，是在利用很多后来人对当时历史不了解，移花接木，捏造证据，搞有罪推定。容全堂还暗示“戚本禹进入中央文革，就是因为在这起事件中获得了污蔑陷害别人的经验，被毛泽东看中了，8年后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戚本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即使是“带着这个事件的经验”，也和这个事件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是有的话，那其他也有这个“经验”的人怎么就没有“荣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呢？我进中央文革是因为我此后八年的综合政治表现和学术成就，而不是什么在“黑旗事件”中所取得的经验，具体说是我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毫不动摇的坚持和我继1963年写出《评李秀成》一文之后，又写出了多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设想和建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现实要求。

引用到这里的这些一目了然的不尊重历史事实，还只是容全堂“历史真相”里的部分内容。他的整篇文字表达的东西，简直就是在讲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不是在写历史。

例如，容全堂不但说“毛泽东主席余怒未消，1958 年 5 月 8 日—23 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3次以秘书室整风为话题，引申出要‘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而且还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把 60年代的文化界、史学界的争鸣与这次的“黑旗事件”直接挂起钩来，以便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旗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完成他的“黑旗事件”就是“文革预演和试验”的立论。“八司马事件” ，表现形式上的确就像是一场“小文革” ，但它不是“文革预演和试验”。因为当时毛主席和党内其他同志，都没有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八司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不可能在那时搞“文革预演和试验”。若硬要把它看做“文革预演和试验”，那么，不同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的人，就会像看待和理解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和阶级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这场“预演和试验”，得到的政治和阶级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在容全堂那里，林希翎来秘书室不是在整风运动之中，而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而且是来请求平反的；王文似乎也没有在整风运动中接待过她，更没有到北大去听去支持她那些导致她被打成右派的演讲——林希翎是因为她在整风运动时期在北大发表讲话，散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公开的直接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而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被刘少奇亲自确定为右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容全堂不是不知道事实，而是故意错置时间顺序，罔顾事实。

再再例如，容全堂的父亲何载在“八司马事件”中，就没有被打成“右派”，容全堂说他被打成了右派，还说他是第一个被加上“党内”二字的“右派”。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何载、王文等四人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因为在“八司马事件”中的表现和做法违背了党内民主原则，混淆了敌我矛盾等错误，有的是其他原因，都不是“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我们“八司马”是何载的下级，都是没有权力给他们带上“右派”的帽子的，甚至“二王”（田家英、彭达彰），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可是，容全堂为了掩盖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击迫害我们的历史真相，同时制造一个何载他们被我们打击迫害的“历史真相”，就说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比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慢了半拍”——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结束了，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才开始。可是，无论容全堂怎么制造“真相”，中南海的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都是和当时全社会的运动完全合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正是在这个基本事实下，是何载作为秘书室的领导，要把我们这些给他提意见的下级打成右派，而不是我们这些下级要把他这个上级打成右派。请问容全堂，党内生活中，下级可以给上级做组织处理的结论吗？容全堂连这样的常识都不能面对，就只好制造一个毛主席被我们小科长“利用”了的“真相”出来。够了，不必再“例如”了！……

容全堂不但对“八司马”的对立面尽情颂扬，对毛主席和我本人公开地用“春秋笔法”进行“笔则笔，削则削”，而且还对另一位当事人林克坚守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很不尊重，他写道：林克在香港回归前的 1997 年 3 月 1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人间相》一书的说明中提到，当此书成稿时，经再三考虑还是加上了“中办秘书室整风——‘黑旗事件’始末”一个章节，依然坚持用1958 年盛行的极“左”观点写“黑旗事件” 。

为什么林克就不能坚守自己的看法？不能坚持 1958 年的政治定性？就必须按照后来的政治观点来写“黑旗事件” ？后来给出的所谓“极左”，具有特定的含义，与当时的“黑旗事件”根本挂不上钩。在黑旗事件中，如果存在“极左” ，那显然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极左”，是他们把给他们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 ，进而打成“反党小集团” ，这不是“极左”，是什么呢？毛主席是及时制止了他们“极左”行为，把一起何载等“极左”分子对“八司马”制造的冤案平反昭雪了。现在的历史写作，滥用“极左”一词，不但恨不得把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任何事情都说成是“极左”，还恨不得把毛主席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说成是“极左”。所以，“八司马”就成了“极左”分子，毛主席给“八司马”平反也成了“极左”行为。照这个逻辑，1949年前毛主席多次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小日本，打国民党，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也是“极左”了。这真是荒谬之极！

我是“八司马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而且，就给何载写大字报而言，我的确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于何载等人对我们搞打击报复，后来的事情都脱离了我个人和我们八个人的控制。这正是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回路转，我们才获得解放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后，这个事件再次翻转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写在这里了，对历史做了一个完整的交代，算是向历史作一次证。这个作证等于是为那些曾经遭受何载和工作组打击，后被毛泽东主席解救出来，现在又重新遭受污蔑却不能再做申辩的逝者说几句公道话，也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的党内民主作风提供一点证明。容全堂可以继续抹黑我本人，继续不尊重林克，甚至也可以继续抹黑毛主席。但是，处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敬请还是下笔谨慎一些，留给后人一些真正的历史真相，不要为现实政治主导下的主观观念所支配，留给后人一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历史垃圾。毕竟，历史和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终归是自有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