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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9-10）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
戚本禹回忆录（9-10）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第 9章：毛主席不信万斤粮派我们到四川种粮了解实情！
9.1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都并没有错。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合作化之后又一个加强集体道路的创造，是将农村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具集体化，建立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必要途径。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坚强集体道路，人民公社是符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要求的。大跃进本身也没有错，但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是事实。现在关于大跃进的文章是汗牛充栋，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不多。
刘少奇这个人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受到过毛主席多次不同程度的不点名的批评，像1955 年说邓子恢“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的，其实是批评刘少奇的；毛主席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右倾思想，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也是批评刘少奇的【注1】 。可是，到了 58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少奇又是最起劲的，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是刘少奇的原话，还有什么“男女分营，到礼拜六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这都是狂热到极点的话，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念。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他自己都不拥护，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开。刘少奇说，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里，女的住哪里。我们都慌了，整天担心小屋会不会收回去啊，收回去了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现在领导人说了话，下面可能不当回事，那时候刘少奇讲话，我们必须都得听。
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饿死人就和这个浮夸风有密切相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中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都在那里推波助澜。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对于他们的这种浮夸的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人是反对浮夸派，但这些人当时被浮夸派批评是“右倾保守”，有的还受到排斥和打压。
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 “高产田” 、“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注销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小平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注销来的。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亩产几千斤粮食，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 ”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他这个思想还一时影响到主席，毛主席说，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说：“搞酒精燃料。”——那时我们缺石油。毛主席不是没有发热，毛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毛主席说话有个边，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
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相反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的。1958年邓小平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 20%，邓小平就说： “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 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田家英是拥护邓小平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都说邓小平虽然农村出身，却没有搞过农业，不懂农业。田家英都这样说，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也认为邓小平搞得太高了。刘少奇也是一样，吹得神乎其神。58年到处报高产，可一到 59年一月、二月，到处说缺粮，到处高产了却到处缺粮，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觉察到了浮夸风造成的恶果问题。主席是实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跃进，也最早发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并反对浮夸风。在当时的中央最高层领导中，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真在农村生活过，小时候在家干农活还种过地，所以，他是头脑最清醒的。毛主席后来批评“就是有人吹得神乎其神”，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的，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威信不好点他们的名罢了。现在出的《刘少奇文选》、《邓小平文选》都不收录他们这个时期的讲话，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
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怎样反省出现的问题呢？是纠正失误并继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全盘否定然后走分散单干的老路，即搞三自一包？当时，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和很多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彭德怀，是不一致的。毛主席看得非常清楚，好多假话是上面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逼出来的。毛主席反对浮夸，但要把那些搞了浮夸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整下去，他也不同意。因为那就意味着更改党的路线，那可是大事了，是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可是，现在有人却说，主席是支持搞浮夸，支持“放卫星”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毛主席是从干部有错误就改，不能一下子把有错误的干部都打倒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犯有浮夸风错误的干部，而不是支持浮夸风。他说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嘛，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有错误也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还有人抓住一个主席批过的文件不放，这个文件在规划共产主义的远景时提到了要亩产万斤的事【是否需要给出具体文件？】。主席看了那个远景规划后，说它像一首诗，叫陈伯达、张春桥他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主席还问了钱学森，问他粮食亩产能不能达到一万斤。钱学森用光合作用理论推导，太阳光照多少，时间多少，如何如何，还搞了很复杂的微积分公式计算。我也看过钱学森的论证，但啥也看不懂，就记得有个符号“∑”，就好像是把大写的M侧着放的，就因为看不懂，反更崇拜他有学问。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就对数学没有兴趣，高等数学知识不多。他看到钱学森的论证，又是理论，又是计算，复杂公式一堆，又说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产量没上去，是没有弄好，弄好了就可以达到一万斤，一切都讲得有根有据。毛主席也没法驳斥。我估计，主席心理还是有疑问，因为他小时在农村种过地，能打多少他是心里大致有数的。后来钱学森说自弄错了一个小数点。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都成了毛主席不懂科学了，乱来了，蛮干了，愚昧无知了，违反自然规律了。反正罪名一大堆。这都怎么说呢！上上下下干部说假话，搞浮夸，钱学森他是大科学家，是美国回来的，而且是爱国的。毛主席问他也不是错吧？
9.2 毛主席不信万斤粮
主席不信万斤粮，我第一次知道是从林克那里。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对主席的情况熟悉。我对农村也知道一点，也不信万斤粮，觉得700 斤不得了。那次林克和主席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问林克是不是真有万斤粮。林克告诉我，主席在天津就问了：“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主席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才这样说的。林克听了主席的话之后就去把万斤粮弄清楚了（可参见林克回忆录）。原来，那些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几亩田的稻挖出来，挪到一亩田里去，浇好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几千斤，万斤没有看到。他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原来是这样的”——这都是林克亲口给我说的。后来报纸上注销了小孩子站在麦穗上，我看到报纸，就去问林克报纸上的情况他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想象这些麦穗、稻穗挤在一起，很匝实，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几片，小孩子还是可以在上面的。这不是自然长的，是人工堆起来的，现在你找人给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这一讲，我就都清楚了。主席不信万斤粮，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时候有实际依据。所以，1959年初，他命令我们这些他身边的秘书亲自到农村去种粮，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也搞搞整社，把那些浪费粮食的事，整顿一下，共产风整顿一下（共产风陈伯达有很大责任，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到处胡说，陈伯达是跟在他们后面胡说），但不能随便拿农民的东西，注意保护农民的积极性——那时候还没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回来，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也要拜农民为师。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让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最高能打多少斤。打下的粮食，你们要自己去称重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9.3 我在四川种水稻的全过程
毛主席让我们到四川，实际就是想让我们搞个典型调查。解剖了一只麻雀，所有的麻雀是怎么回事就清楚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他报告反映说，四川省粮食最高亩产上万斤，平均亩产两千多斤。
1959年初，田家英、逄先知、我、李学谦和骆文惠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下到了四川的新繁县大风公社，其中骆文惠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来自四川重庆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支部书记。我们下来后，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在公社掌握全面，主要是搞农村调查，又经常回省里开会，没有地时间下地。他以前也没有种过地，就是在延安也是教书，没下过地。这次他也没有实验田。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主要是跟着田家英的，天天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只是偶尔到他自己的一中队去一下，可搞实验田是要天天都盯着的。骆文惠也没有实验田，她是小姑娘，觉得有困难，其实她干农活比我行。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后来也没有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所以，我们五个人，真正实际下去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姥姥是个贫农，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帮姥姥捡麦穗，捡来贴补家用，捡几斤就不得了。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一亩小麦能打一百多斤，顶多两百斤。现在，浮夸风没有停止，毛主席要我们来实地调查，我是很高兴的，也愿意搞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万斤粮到底靠不靠谱。劳动是很辛苦的，在稻田里腿泡得黑乎乎，蚂蝗还要爬到腿上吸血。
我是下到新繁县崇义乡大丰镇第四中队第六小队。我们是中央来的，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做实验，他们就给了一块最好的。说是一亩，我自己丈量，有六百六十平方米多，差一点一亩。我交代说，这是我的田，你们谁也别动，也别施肥。怎么做，我去找几个老农请教后再说。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水稻不懂，虽然小时候在地里帮姥姥捡过麦穗，可真正的农活却一窍不通。我从耕田开始学起，农民教我牵牛、套牛、架犁、扶犁。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比我写文章找材料还容易。田不平，有深有浅，而且田埂边和田中间的泥土硬度还不一样。犁田的时候，犁要把好，碰到高一点的地方，要把犁尾压一压（等于把犁尖翘一翘），或者把整个犁往上抬一下，就能过去，否则拉不动。我开始不知道，一看牛停下来，以为是牛偷懒，就挥动鞭子往它身上甩，吓唬它，让它快走。那牛被吓了之后，一使劲就往前冲，我嘴里刚还哼着小调，很得意的，忽就叭嗒一下摔到田里，弄个嘴啃泥，边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很狼狈。老农看见了就赶紧上来把我拉起来，我全身都是泥，赶紧去附近河里洗一洗。回来一看，犁断了。犁是农民的宝贝，当时一副犁要四十多块钱，我说我赔。当时我16级，工资也就一百来块，还要养家，但挺好的犁，让我弄坏了，还是应该赔。后来公社一个姓罗的领导说，有规定，你们干部下来劳动，损坏了农具由公社来赔。这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内疚，那个时候公社也难哪。犁是公社赔了，可这个牛会认人，我抽它吓唬它了，它就怕我了。有位农民对我说：“你要去弄点嫩草喂它，还要让它看见是你喂的。”我照做了，一连喂了两天，那牛一面吃我喂的嫩草，还一面看我，之后就又听我使唤了。老农说，牛也是通人性的，果然是啊。不过，那之后，我不怎么犁田，他们也不让我犁了，怕万一再弄坏犁，损失就大了。
耕完田还要养几天、晒几天，再用耙来反复耙，把整块田耙平整了，最后泥块在水里变得细腻稀软了，才能插秧。那时李井泉规定，报上要整天宣传密植，什么“蚂蚁出洞”、 “双龙出海”，就是秧苗插得越密越好。我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就说，老戚啊，你要吃了他们的药（‘吃药’是方言，就是上当的意思），你的实验田就打不出多少粮食来了。农民讲，他们是听宣传已经吃了亏的，“蚂蚁出洞” 、 “双龙出海”，秧苗对着秧苗，密得不得了，秧苗长起来了还倒伏。农民讲种地的书本学问，讲不过教授、博导，但是讲实际知识，讲通风，讲稻苗授粉与蜜蜂的关系、与风力的关系，土壤深层与密植的关系，土壤肥力和收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说密植不能硬性规定行距间距，要根据具体情况。这就跟毛主席常讲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一个意思了。田头地老有哲学是一点不假啊。我跟老农说：“听你们的，你们平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关于密植的问题，我后来按农民的方法，把各种情况汇总，给中央写过一个专门报告。
老农还告诉我，想增产，就到城里去拉人粪，人粪是最好的，工作队要到城里去拉，哪里都会给的。人粪不值钱，但拉回来就是粮食。我找了几个年轻人拉板车到成都拉肥，拉了差不多一个月。从新繁县崇义乡到成都市区，大概20多公里路，有时候路上遇到雨，我们就躲在板车底下躺一会，等雨小了再走。有一次，雨太大，回不去了，我想到省里的招待所住一晚上，招待所在老皇城里，过去是个军阀的公馆。招待所守门的警卫看我们是拉粪的，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一起去的农民就指着我跟他们说，他是中央下来的人，但人家还是不相信：哪有中央下来的人拉粪车的。我告诉他们打省委某个处长的一个电话，他们打了知道我确实是“北京来的工作队”，才接待了我们，还嘱咐我们换衣服，把粪车拉到后面去。第二天我们回新繁都早晨8、9点了。这以后就是再遇到大雨回不去了，我们也不去招待所了，怪麻烦人家的。其实，田家英常到省里开会，住在省招待所，招待所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们要住打他的名义找招待所内部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认识田家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的，那就成了用中央的旗号了，影响不好。即使其他场合出现万不得已的事情，我也都自己想办法，顶多说自己是“北京来的”，不用中央名义。
我们老祖宗种地，没有用化肥，都是人工肥料。现在城里的人粪都到水里去了，浪费了，还污染环境，可惜了。那时四川还有种苕子作肥料的。苕子学名紫云英，可打种子，嫩叶和苗尖可以吃，翻倒在田里烂了就是肥料。报上登，施肥越多越好，这样产量才会上去。我想增产，就想把拉来的人粪都用上。老农就叫我不要贪心，说不是肥越多越好，放到一定量就够了。多了，庄稼长不好，弄不好还死庄稼。不信，拿几棵秧苗做实验就知道了。我按照老农教的办法试验，结果第二天，秧苗就萎了，没两天，秧苗就完全枯死了。拔起来一看，底下根都烂了：太肥了，根烧死了。秧苗长起来后，老农告诉我要间苗，把弱苗去掉。我说，去掉不是少苗了吗？老农就说，这个苗不好，长大了要争肥，要影响好苗的收成。老农还教我什么样的苗算弱苗，要去掉。我不懂，就都听他们的，特别是那个教我犁田的老宋，我很相信他。
从耕田、耙田到插秧、除草、施肥、间苗，整个田间管理，我都是跟农民学了自己来做的。农民真好，只要跟他们交朋友，他们什么都跟你讲。那位一直教我的农民叫宋德成，后来当了大书记，现在还健在，前两年我去四川见了他，他居然也还认识我，也不把我当坏人看。我问他：“我当年种的田呢？”他指着一个楼房说：“都盖楼了”。我顺着他指向看过去，那里变成了工业区，耕地已经没有了。
我种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时候，我让民兵日夜四面把守，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者带出去。民兵有枪，围观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许拉在田里，都在现场一个方桶形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来了,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过称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底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 500 多斤，不到 600斤。这是最好的了，超过我们的人不多。老农说我的产量不低，是种子好，实际上，是他们指导有功，没有他们的指导，是打不了500多斤的。现打的粮食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据当时老农告诉我的经验值比例做调整。这是毛主席要的数字，我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收割了实验田我心里有底了：过去下面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
注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77 年版页 82有一篇《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不点名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第 10章：《四川粮食调查报告》的诞生和对庐山会议的影响
10.1 获得四川粮食产量真相
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指令到四川种粮，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处都有标语牌，还有万斤粮、放卫星的照片。我在崇义乡大丰公社种水稻，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间苗、其他田间管理，一直到收割、脱粒、过磅，全程都是在最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教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500 多斤。
老农还说我的产量是不低的，超过我的农民不多。我就问他们了：“你们不是报告平均二千斤吗？”农民回答我： “那都是干部报的，你不多报，他怎么升官呢？”我又问：“那万斤粮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告诉我：“万斤粮就是把快熟的稻谷挖出来，十几亩集中到一亩上，卫星试验田都是人造的。那么多稻子塞得满满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这与当初林克跟我说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况几乎一样。
当时，劳动模范罗世发给主席报告的也是二千斤。据农民讲，人家要他报一万斤，他不，他就坚持只报二千斤。从这些情况来看，很明显过去四川，甚至全国的农村，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但是，这只是我的感觉和判断，因为我得到的实际产量只代表我这个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农民七嘴八舌的说法也不能全信，还必须亲自听听罗世发自己怎么说，才能下结论。我决定去拜访罗世发。
罗世发当时有一大堆头衔：四川省劳模、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等。上面去找他的人多，他都照顾不过来，他不是我这个公社的，我要自己去，恐怕也见不到他。所以，我就先要做点准备工作。
我先联系了县里的曹书记，他是个地道的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对知识分子很尊重。田家英是大知识分子，他很尊重，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从中央来的，他也很尊重。我和他谈得来，我们都希望国家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实际。我跟他说，我这次下来就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实情况。他则嘱咐我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委托。我下来后跟他接触了多次，觉得他是个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来，他是愿意让我调查到真实情况的。他往上报的也是亩产两千斤，但他实际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说过：“我要不这么报告，书记就当不了。就这样报，我还挨批评了。因为我报的在各县的报告中是最低的。”
我把想和罗世发见面谈谈的想法说了，曹书记一听，就要陪我去。我说，你是父母官，也是大官，人家见了你就不敢说话了，还是我自己去谈谈吧。你给他打个招呼就行。就说我是个不懂农业的知识分子，想跟他请教点有关农业的知识。曹书记爽快答应了，马上通过电话打好招呼，还让一个崇义的周书记同去，给我领路。
当时陈伯达的秘书史敬棠来四川办事，顺便看看田家英，田家英不在，就来看我，也顺便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已经约好要去看罗世发，就让他跟我一起去，直接向罗世发调查情况。李学谦是我科里的科员，是我们五人工作组成员之一，我把她也带上了。去找罗世发谈，我有信心。我觉得，他只要是党员，是人民代表，而人民还拥护他，就有党员的纯朴之心。只要我能讲清利害，他就会说真话的。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想知道真实产量，我的实验田只代表我这一个地方，全省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虚报？知道这个就够了。
我们几个人见到罗世发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劳动模范没有脱离农民本色，和现在那些吃吃喝喝的书记们是不一样。我先和他拉了一些家常，赞扬他这个农业专家对四川、对国家做出的贡献，然后我就介绍了我自己种实验田的详细经过，还说自己没有按照报上说的做密植。他听了说：“老戚啊，你种的试验田，我看了。 ”听他这样说我惊讶得很，问： “你这个劳模，真去看了我的实验田？啥时候去的呀？我一点不知道。”他说：“你插秧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上面来种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说田家英带了个工作队种庄稼，我就去看看是不是也来瞎胡闹干啥的（他说的是土话，是瞎胡闹的意思，我自己说不上）。我还带了几个公社的人去。我跟他们说，这个工作队看来真是毛主席派来的，这个种实验田的是个内行啊。我一看就晓得，你那个插秧不是根据上面规定的‘双龙出海’，是按我们农民的意见插的。”他又说： “我们也没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报告还是写按照要求做的。真要那个密植，就要死苗了。我们都是 7、8寸的距离，都不是双龙出海，双龙出海太密了，苗长不大就倒了。你们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毛主席派来的人就该这个搞法。”
听他这样一说，我就问： “那你怎么那么多？我却这么一点儿？才500多斤？”他好像有点为难了，瞪大眼睛看着我，不说话。不过我看得出，那也不是反感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说，老罗啊，你别看毛主席地位那么高，他的计划，他的指示，都要根据下面真实情况来定的。下面的情况不真实，他的指示就脱离实际了。毛主席好比一个加工厂，材料不好，出来的产品就不好。这个责任就不在毛主席。你可要说真话啊。要都是假材料，毛主席怎么领导啊？你看，我来半年多了，种的实验田，密植跟你的一样，产量也就几百斤，哪有几千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罗世发知道我了解实际情况，我不是瞎说产量，而且他也该看出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知道个真相，就放下了包袱，说：“老戚啊，你不要问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哪有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哪来一万斤？我这个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最好的种子，就打了八百斤。他们整天都在这里，都知道的，就是这么说就是了。我去做报告，全国都是几千，几万，我这个劳动模范只打了几百斤，那不是给会议抹黑吗？不能给会议抹黑，不能给中央抹黑，我就说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就是八百斤。”
“那别的劳动模范也瞎说的？”我又问。别人我不敢说，江苏的陈永康，他报了四千斤。我问他，你怎么打的？我们都是种地的，都知道的，谁也不能骗谁的。陈永康就跟我说，老罗啊，不问了，你都知道，你还问我，哪里有四千斤。我问他，那你今年打多少？也就八百斤，他说。”这就是当时四川粮食单产的真相，也是全国粮食单产的真相。我们是几个人去的，听罗世发说出这些真相的不是我一个人。当然，这里记录的是谈话要点，不是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年代久远，做到一字不差是不可能了。跟罗世发谈完回来，我把谈的情况告诉了曹书记。曹书记说：“罗世发报的这个产量，下来的干部都不敢去翻这个案，也翻不动的。你用了什么法子？”我说：“也没有什么法子，就是实话实说，告诉他，你这个劳动模范的粮食产量，牵涉到这个国家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抉择。我是用诚恳打动他了。”我又问曹书记： “将来，你要是为这事挨了批评怎么办？”他说：“你调查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承认。你别提我就可以了”。一个多好的干部啊，那时也不得不说点瞎话。
10.2 起草《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急送庐山会议
我亲自种粮，我和老农交谈，我走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这三者相互印证当时四川粮食单产就是亩产最高八百斤。知道真相后，我马上把我获得真相的过程和具体结论写成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关于我自己得到的产量，我特别强调了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关于和罗世发的谈话，我把我怎么讲的，罗世发怎么说的，罗世发什么表情，都详细写进去了。因为史敬棠全部听了罗世发说的话，而且做了笔记，我把报告写好后，就跟他说，你也听了罗世发说的，这是给主席的报告，你也看看。他看了很高兴，也同意报告内容。我说，那你也签个名吧。他是赞成对毛主席讲实话的，所以就签了名。由于他的级别比我高，又是陈伯达的秘书，还是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影响力比我大，我就让他把名字签在前面。李学谦也参加了谈话，我让她也签了字。这也算是求一种人多势众的效果吧。所以，这个报告是我一个人起草，但有三个人署名：史敬棠、戚本禹和李学谦。
【以前的材料说当时还有一个河南来的同志也在，就让他也签字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和现在的两个人的某一个是重叠的，是不是史敬棠当时是从河南过来的？或者另有其人？这里是根据10 月戚老给的孟繁华的文字材料整理的】 。
我们起初是五个人下去的，分散在不同的中队，田家英开会多，没有时间下地，就没有实验田。逄先知因为是田家英的秘书，老要跟着田家英东跑西跑，说开会就走了，也实际没有搞实验田。骆文惠是个小姑娘，觉得自己一个人搞实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倒是搞了实验田，但规模不大，也没法像我那样打出报告来。我是实打实想搞一个报告的。一个人成心想搞个事儿，只要基本条件具备（有些条件要去创造），就一定能搞成。所以，我们五个人到四川，实际种田的就是我一个人了，最后唯一的关于粮食单产的报告就是我这一份，叫做《四川粮食调查报告》。
报告写完请几个人签字后，我就立即派人送给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田家英。一般送主席的报告我们是一起搞的，我先送他。这次调查，就我这一个报告能让田家英拿到庐山会议上交差，所以田家英看到后就在报告上加了一句：“这是史敬棠、戚本禹他们亲自调查的。”他把史敬棠也算在工作组了。由于史敬棠毛主席也认识，田家英这样做实际效果还是好的。在“八司马事件”中，主席就知道我了，还和我谈过话，对我也信任了，见这个报告上有我的名字，就对这个报告看得很细致。主席想象的产量就是那么个数，我的报告一来，印证了他的想象，他就知道我的报告是可靠的，他想象的产量也是对的。
据田家英、林克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把这个报告看了好几遍，一边批示立即印发会议，一边把李井泉找来，问他四川粮食亩产量究竟多少。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有些地方一千多，有些地方二千多，平均二千斤。 ”主席追问：“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的报告给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报告上的产量就抗争说：“这不可能。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调查得不对。我的确下去看了，的确是二千多斤” 。主席指着报告问李井泉：“你看这两条，一条是罗世发说的话，一条是戚本禹他们实验田的产量，对不对呀？”李井泉说： “不可能。我是亲自下去的。 ”李井泉坚持认为这个报告里面有保守思想、右倾思想；还觉得我们是中央去的人，底下人就顺着说，不敢多说产量。他就在主席那儿、当着主席的面跟田家英吵，说田家英是否定大跃进，是带着框框下去的。还说田家英是拆他的台。他没有说我什么，因为我只是个小科长，虽然报告是我写的，但不是我递上去的，我也直接递不上去。主席说：“你看他们的报告，他们是亲自去种的。亲自打的，亲自秤的，你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那主席就说：“没有你怎么否定人家呢？”李井泉争辩说是他派人亲自去调查的，主席就要他还是好好看看那个报告再说。
李井泉当时是地方上最突出的人，省市里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的报告牵涉他的政绩，要是报告属实，那就是他欺骗毛主席了，这牵扯到他的政治生死问题。他要保护他的地位，不服气是当然的。主席对他说的话看上去就几句话，可那其实是很厉害的几句话。这些也都是庐山会议结束后田家英他们回来后讲给我听的。
真正给李井泉打击的还不是我的产量，而是他树立的劳动模范罗世发。他立即派人去向罗世发核实是不是我打着罗世发旗号说话。罗世发当时归统战部管，统战部长是罗世发的顶头上司，平时中央要罗世发开会，一般都是统战部长通知的。李井泉就专派四川的统战部长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人去找他核实。这个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就先去大丰公社查看，问农民戚本禹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500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随后统战部长就去找罗世发核对，还把我的报告念给他听，告诉他李井泉说了是戚本禹欺骗主席。戚本禹说八百斤的产量是你说的，你真这么说的？你是不是记错了？罗世发说：“他没有欺骗主席，我是这么讲的，八百斤是我说的。”罗世发这个人真了不起，他顶住了，说了真话。这是后来崇义乡的周书记和罗书记来北京看我，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转告我的情况。那个统战部长应该说也是有正义感的，心里可能有些怕李井泉，但还是愿意讲真话，就实事求是根据他核实的结果，跟李井泉报告了我那个报告的真实性。李井泉这才向毛主席认了错。
10.3 田家英从庐山紧急下令我们从四川撤回北京
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我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印发给了大会，是最重要的反左材料之一，说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都可以。我的报告态度旗帜鲜明，说他们报的高产都是假的，李井泉最典型。当时李井泉是对万斤粮吹得最厉害的人之一。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慰的曾希圣，他们有的甚至比李井泉吹得还厉害。我把陈永康对罗世发说的那些话都写在报告里，等于是把江苏省委也扯进去了。这在庐山会议上就是个很大的事，各省市都震动。看到李井泉挨批评了，好多省的领导都心虚了，因为他们也都虚报过产量的。
主席本来也是准备按照《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写反左的文件，但彭德怀搞了个万言意见书，把反左的事情搅黄了，庐山会议风向也180度大变了。那些在会议前半截因为搞浮夸遭到批评的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们，纷纷起来积极批判彭德怀右倾，反对彭德怀，借以掩盖他们自己的那些东西。田家英之前因为我的报告成为反左的一面旗帜，出了风头；之后就因为搞到彭德怀的“俱乐部”里去了，也成了很多人攻击的对象。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陈秉忱的电话，他说：国庆节到了，你们赶紧回来参加筹备，而且还有别的任务，一天也不要耽误，接完电话马上启程。我说，火车票买不到怎么办？他说，你们是中央的还买不到火车票？我告诉他，火车站人挤人，真的票难买。他说，难买就坐软卧回来，软卧费从我的工资里出。赶紧回来是第一，马上启程（我当时是科长，按规定不能坐软卧）。
我当时不知道庐山会议上出了事，不知道我的报告起了那么大作用，不知道李井泉和田家英吵架。我以为是正常的工作回调，所以不想走那么急。工作要交代一下吧？那些帮我的老乡，怎么也得通知一下，握个手，话个别吧？但陈秉忱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都说到用自己的工资为我买软卧票这个份上，我不立即走是不行了，何况我一向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讲价钱的。我放下电话连忙收拾行李，到公社要了台破车帮我运行李到火车站。李学谦得到撤回的消息最晚，最快也只能第二天走，我不能等她，又怕她车资不够，就留了点钱让人转交她。我赶上了当晚那班火车，要再晚半个小时，就错过了。普通车票真是没有了，我买了软卧上车，进包厢后几分种车就开了。真是紧张得不行。那时不是所有车厢都有啤酒供应的，但软席车厢有，我买了两罐喝下去就睡觉了。
回到北京才知道庐山出事了。陈秉忱告诉我，田家英挨了批评，为了保护你们叫你们赶紧回来。这一点田家英是真不错。要是把我们扔在四川不管，那我们最好的结局恐怕也得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回来。如果李井泉他们向中央建议，让我们就在底下继续劳动改造，那就不知道什么结局了。后来崇义乡的周书记到北京来看我也对我说过，幸好你们走得快，否则，庐山会议的精神一下来你也是右倾。李井泉回来了，你恐怕走不了。他整了好多人，包括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都挨整了。
当然，这都只是一种推测。1962年在开七千人大会之前中央有个会议，李井泉正式向田家英道歉，说是自己搞错了。这说明李井泉这个人还是有点气度的。七千人大会我也参加了，李井泉还特地到我们秘书办公的地方来向我认错，承认我的调查是对的。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因为另一个报告《关于“调查研究”的报告》在党内有名气了。那个报告是我在二七机车厂的时候写的，主席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让大家讨论。所以，大家都对我很客气，李井泉也是这样。
10.4 建议后人给罗世发立铜像
有文章说【注释来源】是田家英调查得到 800斤的产量，是罗世发顶下来的，如何如何。这是把我当做田家英了。我曾经去见过文章作者【大致那一年？】 ，让他去问问“老宋”，就是宋德成，把情况落实清楚。宋德成跟他说了，他是和我一起干的，田家英当时不在。文章作者说改过来。可是，我已经倒霉了，文章作者只能那么写。其实这无所谓，田家英实际上也是队长，只要讲的是基本事实，让后人知道当时的实际产量，知道主席是怎么样不相信万斤粮，怎么知道的实情，就可以了。主席确实是没有几千斤、万斤这个想法的，搞浮夸并相信万斤粮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这样，才有我们到四川去种粮。田家英在庐山开会前的确带给了主席一个报告，但那是其他报告，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现在去查档案，可能还有相关文件在。有人说，田家英在报告里大骂公共食堂。这也不对，田家英对食堂的态度是维持。我跟他争论过，我说食堂不能维持，维持是浪费，大家吃大锅饭，有就猛吃，还是农民回家自己开小灶好，吃多少农民自己有个打算，不浪费。食堂是好，将来物质丰富了，就跟饭店一样，会受到欢迎，但现在我看农民不欢迎。我不反对食堂，但你也不用说维持食堂，就把实际情况跟主席报告就行了。田家英听了我的意见，却没有改。他说毛主席对食堂很重视，他要不说维持，毛主席看了报告就会反感。我说那这个报告就不送。他说，已经送了。现在大概有人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和他那个关于维持食堂的报告搞混了，或者当成一个报告了。
由于田家英在庐山会议后半截是和彭德怀搞在一起的，在庐山会议之后批判和反对右倾的时候，四川省就斗争了罗书记和周书记，说他们是跟着田家英右倾的。据罗书记说，最后也斗不下去了，因为我种实验田，周书记、罗书记都是没有参与的，都交代不出什么。我去找罗世发谈话，周书记也就是带个路，没说什么，审不出名堂来。最后是让周书记为给我带路写了检查。
我是很感激罗世发的。他要不实话实说，那我在主席那里的信誉就破产了。我坐牢出来后想去看罗世发，他却已经去世。要我说，后人该给罗世发树铜像。不是因为他救了我一个人，而是因为他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谎言给揭穿了，救了多少人啊？并且改变了历史啊！还有那个曹书记，历史也不该忘记的，要不是他，我也没有可能和罗世发见面。另外，罗书记和周书记也吃了苦，也不该被人遗忘。在这里我也一并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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