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索罗斯已经很少作为一个金融投资家或国际名人而受到媒体报道了，他的名字更多地作为专栏作家出现在媒体上。

索罗斯在《纽约书评》的专栏

在金融界，索罗斯可能是第一个准确预言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性质的先知。

早在2006年1月初，他就警告说，美国经济即将出现衰退。他认为，由于当时美联储开始收紧利率，导致住房价格下降；而住房价格和美元下跌，则有可能对经济构成威胁。如果“住房继续降温”，那么“就有可能变成硬着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索罗斯进一步确信，多年来自己一直预言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到2008年1月，在雷曼事件爆发之前半年，索罗斯便公开宣告：金融危机不可避免。而且这一次的危机与二战以后每隔4年到10年就会发生一次的局部和边缘性危机存在着本质不同，由于发生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核心地带，它将是60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去屡试不爽的药方也将不再奏效。而在当时，就连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都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的副手和继任者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或许已经意识到了。

到2009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第一和第二经济体的政府分别向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和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全球经济似乎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迹象。但索罗斯在当时却预告：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严重且持久”，复苏势头可能随时都会戛然而止，出现“二次探底”(double dip，汉语也有译为“双底衰退”)的概率非常大。

今天的事实证明，索罗斯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他深入金融市场的核心实务领域，对华尔街的信贷杠杆问题看得一清二楚。事实上，它深度和广度要比30年代的“大萧条”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是GDP的160%，到1932年增长到250%，而2008年初是360%——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无处不在的衍生产品。他在一篇长篇演讲中指出，随着美中两国的刺激措施逐渐发挥作用，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正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遗憾的是，这是对形势的严重误判，因为“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

为了挽救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索罗斯一方面支持政府注资救助大型金融企业，另一方面呼吁奥巴马政府必须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正视衍生品风险，推动强制性资本结构调整，并彻底检修抵押贷款系统。在索罗斯看来，本轮危机主要是私人部门的失败，公共部门的确应当受到指责，但应当受到的是监管不力的指责，而非长期以来主流舆论一直主张的“无为而治”的错误要求。为此，索罗斯反对欧美保守派坚持的紧缩政策，支持“高瞻远瞩的财政刺激计划”，并认为这将比货币当局的“量化宽松”措施更有效，因为财政政策不会产生“印钞”的副作用。

我在本文的上篇中已经说过，在索罗斯的社会活动中，让他倾注最大心血的毫无疑问是欧洲，尤其是它的一体化进程。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逐渐蔓延开来以后，作为东欧移民的索罗斯立刻投入其全部热情，参与到拯救欧盟和欧元的事业中去。

在索罗斯看来，眼下发生在欧洲的这场危机实际上包含了三重危机，相对于前两重——财政危机和货币危机，最让他忧心忡忡的是第三重，即政治危机。索罗斯从一开始就认为，自2010年起开始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比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更严重，它不仅有可能导致全球金融系统崩溃，甚至将带来灾难性的长期政治后果——欧盟的解体。索罗斯为此专门撰写了《欧盟的悲剧》一书，他将欧盟和欧元视为一体之物，自称“欧元信徒”，称欧债危机是“一场史上罕见的悲剧”。

索罗斯经常引用两个比喻来形容这场危机：其一，就像已经做成的鸡蛋饼不可能再重新变回到一个个尚未打碎和混在一起的生鸡蛋一样，如果欧元不存在了，欧盟也不会继续存在下去；其二，不管欧元的诞生是一个重大成就还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就像未婚先孕的女子必须赶紧结婚一样，要接受木已成舟、覆水难收的现实，尽一切努力挽救欧元。

索罗斯非常有洞见地指出，欧盟无法在长期经济停滞中生存。目前的危机，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失去的十年”；而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日本经济25年停滞不前。虽然艰难，这些国家都挺过来了。但欧盟捱不过那么长的痛苦期，原因在于它不是一个国家。欧盟至今仍只是一个不健全的政治联盟，就像历史上所有在内外压力之下最终瓦解了的联盟一样，它极有可能被长期的经济衰退所摧毁。

索罗斯还很有先见之明地预见到，债务危机将引发欧盟内部原本就存在的不满与社会不安定，激发民众的仇外心理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这又将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布鲁塞尔的政治意愿、束缚欧盟层面的整体行动能力。

欧盟曾经是、并且能够继续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但眼下却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困境。要想转变这种看似不可更改的宿命，惟一的办法就是再造欧盟，重新将其打造成值得为之努力奋斗的完美理想。欧盟作为一种理念，应该是人们向往的目标，而不是令人不满的负担。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拾“开放社会”的原则，让欧洲政治家认识并改正错误。

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索罗斯的家族基金曾经从因持有太多问题主权债券而破产的全球曼氏金融(MF Global Holdings Ltd. 它于2011年10月31日申请破产保护)手中一举买入20亿美元欧洲主权债券；而就在一年前的2015年 1月初，索罗斯又买入了西班牙国际银行集团(Santander)的部分股权，押注西班牙银行业将因经济复苏而受益。在这些投资行为中，索罗斯已经将基金经理人与政治活动家的两种身份合二为一了。因为他深信，欧洲的前景并非命定，而是取决于人的明智努力。

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索罗斯对欧元危机的剖析出发点便迥异于欧洲主流舆论认为的根源在南欧国家财政纪律松懈，他的观察视角依然立足于自己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立场上。索罗斯指出，欧元危机被政界人士当作单纯的财政危机来处理。换言之，人们相信失衡是在公共部门产生的，但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了解市场本身会创造失衡。事实上，“欧元危机”不仅是一场债务危机，也是一场货币危机，甚至还是一场银行业危机……它是由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引发的，而欧洲各国竞争力的差异使问题更加恶化和复杂。

但不幸的是，欧元危机比华尔街金融危机更难处理。因为美国是一个单一国家，拥有应对危机所需要的完整的金融和财政监管当局，而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这种结构的缺陷与生俱来且显而易见，欧元的设计宗旨是成为一个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欧元区各成员国将货币政策交给了欧洲央行，但拒绝将对本国公民的征税权交予一个共同机构。然而，完善的货币体系要求央行和财政部两者兼备，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在当下危机中，各成员国不得不凭借一己之力拯救本国的银行体系，使得这种结构缺陷暴露无遗。

索罗斯因此断言，直到现在为止，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就是一个“欧洲领导人永远慢市场一拍”的故事。而当局应对上一个危机的方式，总是为下一个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在压力之下，当局会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维持体系继续运转，但他们只做到最低程度，而金融市场很快就发现这些总是不够的……这就是危机接踵而至的原因，因此欧洲仿佛注定要陷入永无止尽的一连串危机之中。有些措施如果更早采行，原本应会发挥作用，但是拖延到政治层面允许时，已经变得成效不彰。索罗斯认为，这是理解这场似乎永无尽头的欧元危机的关键所在——当局一直都只是在竭力拖延时间而已。

但时间因素恰恰站在了欧洲的对立面：由于缺乏政治意愿，问题不断扩大，反过来导致政治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危机的解决。索罗斯强烈警告，事态发展的严峻已经达到足以摧毁这个货币联盟、甚至它背后的“不健全的政治联盟”（即欧盟）本身的程度——自欧元问世以来，欧盟的政治凝聚力已大大涣散。而如果欧元崩溃、欧盟解体，那么势将对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索罗斯一直希望，一场重大危机的压力能够迫使政治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最终得以实现（即欧洲一体化再向前迈出一大步，从而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治联盟，直至联邦）。他认为，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欧元结构性缺陷的机会，但是欧洲实力最强的德国却充当了阻力。

为此，在2011年10月，也就是欧债危机蔓延至岌岌可危的顶峰之时，索罗斯联名95位欧洲政经界知名人士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向欧元区国家领导人和欧盟当局发出公开信，建议欧元区政府应通过一份具有法律效应的协定，建立欧元区统一财政部。这个欧洲财政部应有权统筹所有17个欧元区国家的资金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即建立欧元区统一预算，同时还应赋予它对所有欧元区国家实施统一财政政策的权力。

考虑到这封公开信中提出的部分举措与许多欧盟国家的宪法相抵触，索罗斯后来还建议，改变业已存在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简称ESM)及其所掌握的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简称EFSF)基金的用途，以绕开现有的法律障碍。这一基金的设计宗旨原本是用来对政府债券提供担保，但它对这个使命力有未逮，因为其规模远不足以帮助体量庞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稳定债务危局。但索罗斯认为，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解救欧洲，纾困基金便绰绰有余。“它需要用来担保银行体系（这是后者进行资本重组的前提），这意味着建立一家最后贷款人机构，而这是目前所欠缺的。”

索罗斯一直认为，欧元区的最大制度缺陷是有一种单一货币却没有一个最终贷款人（这一角色在一国内是有财政部门承担的），他的意图是将EFSF改造成为设想中“欧元区财政部”的雏形。

索罗斯曾经写到，欧盟乃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又一位来自中东欧的犹太裔思想家，索罗斯毕生推崇的“开放社会”观念即来自波普尔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称之为“零打碎敲的社会工程”的产物。一批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心怀建立一个欧罗巴合众国的憧憬，同时认识到这一理想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为此要设定有限的目标，调动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政治意愿，并达成协议，各国只需让出在政治上承受范围之内的部分主权。政治家们明白，每一步都是不完善的，需要适时采取进一步措施。而每一步所取得的成功，都进一步推动了下一步的进程。

德国曾处于欧洲一体化的中心。它的政治家过去常常声称，德国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只有一套代表欧洲的政策。柏林墙倒塌后，德国领导层意识到，德国的重新统一只有在欧洲统一的大环境中才有可能，他们愿意做出一些牺牲，以争取欧洲的认同。德国总是比别人贡献得多，索取得少，以帮助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推动达成共识。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签订和欧元的问世，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达到了巅峰。

1992年2月7日，与会代表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德国统一后，一体化进程便丧失了最重要的动力。德国人不再觉得自己应当继续充当其他欧洲国家的钱袋，这种态度转变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使欧洲一体化进程陷入了停滞乃至逆转。而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业已成型的欧盟政治当局的态度也从大力推进统一转变成了维持现状。但一体化进程就像一辆骑行中的自行车，是一项不进则退的事业。近年来，欧洲内部心怀不满的“反欧派”政治势力不断增强。

索罗斯相信，如果他所担心的历史性灾难真的发生了，德国将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虽然他承认，不能因为德国想要一个坚挺的货币与平衡的预算而指责它，但作为最强大与信誉度最高的国家，德国正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具有通缩效应的政策强加于欧元区其他国家。德国的政策正对欧洲其他国家造成伤害，因为按照欧元的运行方式，通缩将会增强德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同时也会推动较弱的国家陷入更严重的衰退，加重他们的债务负担。“默克尔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但遗憾的是她正在引导欧洲向错误的方向走。”索罗斯希望德国能改变政策，意识到它所倡导的“紧缩政策”只会适得其反。

实际上，没有德国的主权信贷就不会有解决方案。德国将危机归咎于那些失去竞争力、负债累累的南欧国家，因此也将调整的负担都压到了债务国身上。这使得欧元区分裂为债权国与债务国两大阵营。曾经是一体化主要推动者的德国，已变成“转移联盟”的主要反对者。这就造成了一个“双速欧洲”：债务国日渐衰落，而盈余国则稳步前行。作为最大的债权国，德国能够在援助中附加惩罚性条款，从而将债务国推向了破产境地。同时，欧元危机也让德国从中受益，因为危机压低了欧元汇率，进一步增强了德国的出口竞争力。

索罗斯将1982年的拉美金融危机与欧洲当前的情形进行了比较。当时国际贷款方只向负债国提供刚够用于偿债的资金，借以保护国际金融体系，结果负债国只能实施严厉的撙节措施，最后导致经济陷入萧条。这对拉美来说是“失去的十年”，现在欧元区的情况与之有几分相似，德国实际上就是在欧元区扮演当年IMF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角色。这样的政策正把欧洲推向一场可能持续五年或十年的大萧条。另一方面，对德国适用的政策未必适用于欧洲其他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德国也就不可能享有长期的贸易顺差。

“德国纳税人不想为法国银行的重组掏腰包”，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这种坚持合情合理，但这正把整个欧洲推上歧途，因为如果不把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开对待，而是坚持逐个国家内部解决问题的思路，危机是无法克服的。按照目前的紧缩模式，欧元区内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分化也将进一步加深。即使一场致命的灾难能够幸免，“外围”成员国也根本没机会重振本国竞争力，因为整体竞争环境对其不利。这也许符合德国自身的狭隘利益，德国将成为“欧元帝国”的核心，“外围”成员国将陷入永久性的从属地位。

更重要的依然是其政治后果：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怨怼情绪可能加剧，欧元这种原本旨在促进欧洲进一步融合的单一货币现在变成了破坏欧盟政治与社会凝聚力的主要风险。欧洲会因此变得与一个能够激发民众创造力的开放社会相去甚远，索罗斯坚信，这一结果并不符合默克尔和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意愿。

基于这种基本思路，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强烈支持者，索罗斯自2010年以来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德国政府施压。他甚至呼吁，如果德国不愿意拿出欧盟领导者的风范——就像美国在二战时所充当的“自由世界”领导者的角色那样，那么它不如索性退出欧元区。

索罗斯断言，退出欧元后重新恢复的德国马克将会一路飙升，而以法国为首的“拉丁”欧元则将会直线下跌。德国将会发现，拥有一个币值过高的货币是多么地痛苦：它的贸易收支将会变成负数，失业率将会高企，国内银行将会因汇率发生严重亏损……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将会因货币贬值而变得具有竞争力，从而依靠增长摆脱困境。此外，德国的养老金领取者还可能会搬去西班牙过上国王般的生活，推动西班牙房经济复苏……

当然，这纯粹只可能是假设，因为德国退出欧元的政治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但索罗斯希望自己的这种假设有助于改变德国政府的念头，因为相比于上述这幅悲惨图景，他可能会认为，掏钱帮助拯救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更容易一些。

索罗斯一再提醒欧洲领导人，与其窝窝囊囊地承认无计可施并得过且过，不如索性采取全然不同的做法。这场危机让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而要解决危机，就有必要开始思考那些原本无法想象的事。

这就是他设计的所谓“B计划”，其基本立足点是回归那些曾引导欧盟创立的原则上来，即欧元区必须建立全面的政治联盟，而货币、财政与银行业三大联盟应当同时推进。全面的解决方案包括以下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银行体系的改革与资本重组、欧元债券框架和退出机制。

客观上，德国并不反对欧洲朝更广和更深的融合迈进，默克尔本人也是“欧罗巴合众国”的支持者和倡导者。不过她坚持，政治联盟应先于财政与银行业联盟而建立，这或许是说服德国民众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埋单的政治需要。但索罗斯一再敦促默克尔放弃这一在他看来“不合逻辑”也“不切实际”的观点，他认为，上述三大联盟应该同步逐渐建立起来。

具体来说，首先，如前所述，现有的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应当被置于欧洲当局的统一控制之下。它在救助成员国的同时，也必须救助欧洲的银行体系。相应地，银行业也应置于欧盟、而非各成员国政府的统一监管之下，这将有助于恢复对银行体系的信心，有助于在不触发信贷危机的前提下重组主权债务。其实，欧洲有必要成立有权征税和举债的共同财政部。作为它的第一步，可以首先发行统一的“欧洲债券”，用以为购买成员国国债融资，藉此使有关国家享受到廉价融资的好处。最后，为了严守财政纪律，欧元区要建立退出机制，这需要有一个强大的防火墙，然后为无力偿付债务的国家——例如希腊、葡萄牙、甚至爱尔兰——可能违约和脱离欧元区做好准备。但这将是一种有序违约，不至于对整个欧元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基于相同理念下的分析视野，索罗斯认为，必须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革。这位被认为曾经伤害过许多弱小的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大鳄”多次指出，当前的危机起源于美国，对外围国家的损害却更大，这表明了国际金融体系是如此不公平。

在索罗斯看来，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旧的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体系有待重建。60年前，在美国的领导下，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横空出世。但这一国际金融体系并不是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上，而且这种不公平是有意设计出来的。它从创立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美国也一直是该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给其他国家设定了严格的市场纪律，而美国却不用遵守。尽管所谓的原则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其他国家享有更多特权。这是因为，用索罗斯的话来说，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根据“华盛顿共识”，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通常是紧缩性的。理论上，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一视同仁。但实际上，如果核心国家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系就自然会成为第一位的考虑。

近年来，美国开始滥用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这种特权。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他地区的储蓄，消费高于自身产出的物品。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如前文所述，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几乎到了完全无监管的地步。于是，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家庭账户赤字急剧膨胀。这种情况本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因为亚洲的“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无节制的过多负债迫使这一过程不得不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布雷顿森林协定》诞生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公园

由此可见，这一体系到今天虽然尚未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本轮金融危机让它的内在弊病暴露无余。而且，它还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现行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索罗斯将中国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他所说的“国际资本主义”（即美国模式或“华盛顿共识”）。因此他宣布，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索罗斯之前曾预计，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长远影响将是不同的。虽然在短期内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看，有输家就会有赢家。简单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会以最大赢家的姿态出现。事实上，迄今为止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自我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对西方来说，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外部输入的，虽然影响了出口，但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遭受根本性的创伤。

但索罗斯认为，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将非常容易造成美中两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未来必须要创立一个立足于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够同时符合美中两国的最大利益，如此则自然也符合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在索罗斯看来，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主权国家的原则，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不仅不能适应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还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时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

但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因此，索罗斯呼吁召开21世纪的新“布雷顿森林会议”，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运作规则和模式，并考虑制定控制资本流动的新规定。他认为，IMF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各危机经济体的救助方法是正确的，但规模过小，现在是时候开始考虑大规模建立特别提款权(SDRs)或其他形式的国际储备了。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篮子”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一些新的货币——例如最重要的人民币——必须加入。未来，SDR将是一种能够逐渐取代美元的新的国际货币，它最大的优越性之一，便是允许国际性的货币创造。而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在世界范围内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无独有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撰文提出过类似主张。

索罗斯认识到这种改革的艰巨性：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则会非常难。但他仍然相当乐观，因为SDR这种机制甚至都不需要富国将它们在IMF中的目前份额转让给新兴国家。

当然，这需要得到美国的许可，但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SDRs。虽然美国曾是现行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但这一体系是注定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的，美国如果不同意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除此之外，对美国来说，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还将促使中国放弃人民币与美元的事实上的联系汇率机制，而这将是缓解国际贸易失衡的最有效途径。

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危机和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么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索罗斯给出的答案是，为了和平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乐于接受自己。中国如果不更多关注贸易伙伴的利益，就不可能继续顺利崛起。中国的汇率体系是“双层”的：经常账户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受到严格控制，大多数其他货币并不区分上述两种外汇账户。这使得人民币过去长期被低估，并确保中国持续获得巨额贸易顺差。更重要的是，这种安排使得中国政府能够轻易攫取出口获得的一大块价值。它与税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效果要好得多。这一直是中国成功的秘诀，它让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使得中国能够大大缓冲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但到了今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因素，都要求中国必须改变这种制度，加快改革步伐，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从国内因素看，这是中国减少消费抑制、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从国际因素看，这将成为旨在减缓全球失衡的国际协作计划的一部分。

在索罗斯眼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袖之一，无论它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如果中国不能适应这一新角色，肩负起领袖责任，当前的汇率体系就可能崩溃，进而拖垮整个世界全球经济。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市场，近来索罗斯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但从宏观上看，他无疑是中国经济的长期看多者。

在结束本文之时，我简单表明一下自己的看法：索罗斯对于美国、欧洲、中国的经济制度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剖析和建议，我并不打算急于作出判断。但当你对索罗斯这个人以及他的思想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后，你还能以一种阴谋论的思维方式简单地将他看成“代表美国和西方利益”做空中国的“境外敌对势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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