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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反右擴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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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反右擴大化》
1957年的反右派，經79年“改正”後發現，全國右派總數竟達55萬，劃錯率高達99%，嚴重的擴大化造成了極不幸的後果。
那麽，57年的反右派又該如何看待?如此嚴重的擴大化究竟是怎麽搞出來的?直接的、主要的責任是否理所當然地應當落到毛澤東身上? 鄧小平主持制定《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定下的調子是這樣：
1980年3月19日，他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産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是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産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于擴大化。”(《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58頁)這裏，鄧小平頂住了“徹底否定”反右派的壓力，正確地肯定反右派是必要的，同時指明反右派的錯誤在于擴大化，那麽，此種擴大化是怎麽“化”出來的?誰應負主要責任呢?
鄧小平的回答是：反右派的擴大化，主要責任是毛澤東，但他坦承自己也有責任。這就是 1980年2月29日，他在11屆5中全會第3次會議上講話中說的：“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爲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1頁。)
自從《決議》發表以來，我國各路精英、主流媒體都是本著這個調子唱的。大家還點贊“小平高風格”。然而，這樣的結論是否客觀、全面，合乎曆史的真實?隨著毛澤東著作、《毛澤東年譜》相繼問世，毛澤東57年的思想、言論和行動，解密較多，白紙黑字，清澈見底;再加上有了《鄧小平年譜》和《劉少奇年譜》，把鄧小平57年“做了些什麽”，也和盤托了出來。這就有可能對共和國前30年這個重大曆史事件，認真回看，重新審視，讓事實說話，請曆史爲證，正確認識反右派曆史本來面目。
(一)
列甯有一段名言：“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列甯選集》第2卷，第512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反映事物，而不附加任何外來成分。這就爲我們重新客觀審視57年的反右派，提供了正確的科學的方法論原則。
研究反右派，“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首先得從中央頂層毛、劉、鄧三人的職責分工這個基本的事實出發，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這就不能不看到和承認，那時毛澤東基本上退居了“第二線”，而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則是劉、鄧。否則，就難以按照曆史的本來面目，如實地反映曆史的真實。
其實，我黨中央自七大以來，在頂層的工作關系中就逐步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這就是毛澤東說的，“我們黨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少奇同志”。
毛澤東是我們共和國的開國元首。但他鑒于斯大林去世後接班人的教訓，早在56年八大前，就慎重地向黨提出，下屆人大要辭去國家主席，甚至提出在將來適當的時機，還不擔黨的主席。這就是他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召開一個幾十人參加的黨內會議上提出來的。當時，劉、鄧及其他與會者都認同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這個想法是可行的。至于將來不擔任黨的主席，大家認爲，這個想法目前暫不可行。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人敢望其項背!
然而，毛澤東的這個建議在黨內頂層如此順利通行，卻在黨外醞釀時，遭到了強烈的反對。1957年4月30日，慶祝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把民主黨派負責人召集一起，開了個小會，主要是請他們幫助共産黨整風。同時向他們公布了自己下屆不當國家主席的想法。末了，還囑咐兩位身份最高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和全國政協副主席黃炎培把這個意思有意識地透露出去。不料，陳、黃兩位卻深感意外，強烈反對。他倆商定，此事事關重大，決定暫不“透露”，還“相約匆遽外傳”。第二天二人聯名給全國人大委員長劉少奇和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特意密陳”了一封信，堅決不同意毛澤東不再連任國家席主席的意見，慎重表示：“我們期期以爲不可”。
劉少奇、周恩來自然把這封關系甚大的信，轉送毛澤東。
5月5日 毛澤東看到陳、黃二位副主席的“特意密陳”，寫了很長的批語，重申下屆不當國家主席的決心，並批示：此事既然民主黨派高層人士都想不通，就“請少奇同志召集有一百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毛澤東年譜》1949_1976第3卷，第147頁頁)。5月8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擴大會，專門討論了陳、黃的信和毛澤東的批語，大家還是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其時，劉少奇說過這麽一段重要的話：
“毛主席還是黨的主席，是國家的領袖。我們希望他健康長壽，但人總歸是不能違背生命規律的，總是要見馬克思的。我們要考慮的，是他在余年做些什麽事情好。主席講得是對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這對中國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劉少奇年譜》下卷，第402頁)
劉少奇代表中央說的這一段總結性的話，完全同意毛澤東退居“第二線”，不僅可以不當國家主席，而且還安排了毛澤東“在余年做些什麽事情好”，就是“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這樣一來，劉少奇和鄧小平則在“第一線”，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這也是七大以來中央領導人職責關系的進一步延續。
事實也是如此。八大以來，蘇聯20大出了“斯大林問題”，接著發生了“波、匈事件”，我國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後，也出現許多新矛盾、新問題。毛澤東自然地“集中精力研究”這些國內、外的“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由此他提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系列新理論、新方針。與此同時，就提出了黨內整風的問題。而在開門整風中，又發生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問題，于是，便有如何看待和反擊右派的進攻?這又成了毛澤東集中研究的重大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57年9月三中全會反右派取得決定性勝利後，毛澤東主要關注點就移到發展農業和發動大躍進上了。
所以，我們應當看到，在整風、反右派中，毛澤東實際上已基本處在“第二線”。中央既然定下其“余生”的主要職責任就是“集中力量研究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那就只能看他研究結果所提出的要堅決回擊整風中出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進攻妥不妥?確定的反右派基本指導思想對不對?制定的反右基本方針政策錯沒錯 ?
而劉少奇、鄧小平則在“第一線”實地領導和指揮的反右派鬥爭。
如果毛澤東反右派的指導思想、大政方針原本就是錯的，由此導致反右擴大化，那麽，他就理所當然地要對擴大化負直接的、主要的責任。而第一線的劉、鄧則僅是執行的問題。
反之，如果毛澤東反右派的指導思想、大政方針原本正確，而在第一線主持反右派鬥爭的劉、鄧執行貫徹不力，甚至另立方針政策，致使反擊右派擴大化，那麽，劉、鄧也理所當然地應負直接的、主要的責任。
這樣想，這樣看，是否比較客觀、比較公道?
當然，中央此種職責分工也是相對的。毛澤東身處第二線，對于反右派的實際鬥爭，也並非完全沒有直接過問過。同樣，在第一線的劉、鄧也並非就沒有制定過重要的方針和政策。諸如《劃分右派的標准》，無疑地是極重要的政策，卻是鄧小平主持制定、經劉少奇10月15日召開的政治局通過後下發全黨的。《毛澤東年譜》表明，他並未與聞，沒有過目。足見劉、鄧在反右派“第一線”的實權的份量。
那麽，毛澤東的反右派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又怎樣呢。
(二)
先看毛澤東反右派的指導思想。
我國的主流媒體、學者精英異口同聲認定，反右派擴大化是毛澤東“左”傾指導思想釀成的惡果。其根據就是，57年年初開始，毛澤東就逐步改變“八大”有關階級鬥爭已經基本消滅、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階級矛盾的提法，“重提階級鬥爭”，並提出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由此導致了反右派嚴重擴大化。否則，還哪能有什麽反右派的擴大化?
這種論斷，看似有理，只不過，實踐標准對此早已反複說“不”。
衆所周知，黨的八大決議關于主要矛盾的論述，毛澤東也是意了的。但他與別人不同，在“舉過手”後就發現了不對頭了。這就是毛澤東八大以來，在“集中精力”觀察和研究重大理論和政治問題時，逐步發現和認識到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後，階級和階級鬥爭並沒有隨之消滅，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著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並在57年的《夏季形勢》中，指明其仍是國內的主要矛盾。無疑，這是毛澤東提出的新觀點、新理論。否則，確是無所謂反擊右派的問題了。
可見，這個問題的症結是在于，是不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並未熄滅，是不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
當然，這個重大的理論問題，至今衆說紛纭，莫衷一是，亟須另行專題研討。
本文只是指出:八大認定隨著所有制改造的完成，階級和階級鬥爭也就隨之消滅的觀點，並非是什麽新思想、新觀點，而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早在1937年，斯大林就宣布，由于生産資料公有化的結果，蘇聯的資産階級沒有了，地主階級也沒有了。這是當時受曆史局限的結果。此其一。
其二、毛澤東 57年認定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是概括蘇共20大赫魯曉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東歐發生了嚴重的波、匈事件，及我國所有制改造後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新經驗，作出新的結論，是源于社會實踐的。
其三、上世紀80年代末，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東歐6個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劇變，一面面紅旗落地，一個個國家資本主義重新複辟，實踐標准不容分辯地證實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真理性。否則，又怎麽解釋蘇、東國家爲何一下複辟了資本主義?能說這麽多社會主義國家資産階級重新上台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天兵天將?
其四、中國自身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裏，社會主義改革與資本主義改革的尖銳鬥爭，“完整的新資産階級”重新出現，兩極分化“化”到了世界“前列”，豈又以新的實踐經驗，進一步證實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確是否定不了的“客觀實在”!
其五、提出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矛盾仍是主要矛盾，並不否定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在毛澤東那裏，二者原是不同範圍、不同層次的問題。
因之，所謂毛澤東57年重提階級鬥爭，“指導的偏轉”必然導致反擊右派的擴大化，顯然是無視了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准。
其次、所謂反右派的擴大化是毛澤東對右派進攻形勢“作出過分嚴重的估計”的結果，這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薄一波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他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是這樣說的：據我所知，爲什麽會發生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我看主要是“對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在整風運動中，確有極少數資産階級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進攻，這是不容否定的。但只是在一定範圍內，並不是普遍的、全國性的。毛主席和我們黨卻把右派的進攻看成‘整個春天，中國天空突然黑雲亂翻’，‘黑雲壓城城欲摧’，‘驚濤駭浪’，‘十級台風’等等。正是由于對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這樣誇大的估計，于是就決定發動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衆性的階級鬥爭，進行反擊。而這樣的群衆性的階鬥爭一起來，簡單、粗暴、過火的現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19頁)》
這裏，薄一波所舉毛澤東對右派進攻的形勢所作的估計，諸如：“整個春天，中國天空突然黑雲亂翻”，“黑雲壓城城欲摧”， “十級台風”等等，無非是形容，就算有點過份，大體上應無可厚非。鄧小平不是到了1980年3月19日，還說那時候右派進攻“確是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産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他這裏講的“殺氣騰騰”，比之毛澤東所論“黑雲亂翻”、“十級台風”，有過之無不及。能說鄧小平講“殺氣騰騰”是客觀的，而毛澤東講“黑雲亂翻”則是“左”傾指導?
至于說什麽，毛澤東對形勢作了誇大的估計，“就決定發動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衆性的階級鬥爭，簡單、粗暴、過火的現象也就不可避免了”，那就更“忘本”了，更離譜了。
殊不知，共産黨正是在群衆運動中誕生、起家和發展的。倘若沒有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相結合，沒有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等等，又哪能有共産黨的誕生和發展?憑什麽說“群衆運動”就必然導致“擴大化”?須知，群衆運動成敗的關鍵，在于領導。建國後，從減租反霸、土地改革，到鎮反粛反、三反五反，乃至社教等等，都是群衆運動，“不可避免”的擴大化不是也避免了嗎?
再有，關于毛澤東反右派指導思想爲人诟病最多的，莫過于所謂“引蛇出洞”的策略。對此，毛澤東已反複作過說明、回答。這裏只是指出：真正的右派，乃客觀的存在。其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他們自身固有的，並頑強地表現自己，並非“請”出來的。不管“引”也罷，不“引”也罷，只要“季節”一到，總是要“出洞”的。拿茅于轼來說，此人骨子裏就反黨反社會主義，整風時“引其出洞”，名副其實。79年將其“改正”，但他並不領情，反倒公然說什麽，57年打他右派，並未打錯，以右派爲榮。這樣的人“引其出洞”，有什麽不好?再說，共産黨開門整風，請別人“幫助”，只是清除黨自身的毛病，更好地堅持黨的領導，這同真正右派借機“推翻”黨的領導，要黨“下轎”，輪流執政，完全是兩碼事。對“幫助”真誠歡迎，要“推翻”就堅決反擊。能說是“陰謀”?
(三)
再看，毛澤東所提出和制定的反右派的方針政策，是縮小打擊面，避免擴大化，還是推行擴大化?爲了請事實說話，以史爲證，下面就不能不較多地引證原文，敬請見諒。
先看反擊右派的前夕。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顯然是他在整風大嗚大放期間，“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重要成果。這裏吹響了反擊右派的號角，但其基本指導方針，則是盡量縮打擊面，防止擴大化，必須“實事求是，不可過分”。
毛澤東說：“在‘三反’中，在肅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錯了的事，都要公開改正，不論對什麽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對右派當別論。但也要扣得對，確是右派才給他扣上右派這頂帽子。除個別例外，不必具體指名，給他們留一個回旋余地，以利于適當條件下妥協下來。所謂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種估計，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單位內情況又互相區別，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72頁)
毛澤東這裏指明：凡屬真右派要扣右派帽子，“但也要扣得對確是右派才給他扣上右派這頂帽子”。他當時設想，對右派 “點名”的，只限于個別右派骨幹分子，“除個別例外，不必具體指名，給他們留一個回旋余地，以利于適當條件下妥協下來”，並尖銳地提醒全黨，反擊右派，“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
所謂“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就是不要“擴大，擴大是錯誤”。這顯然是防止“擴大化”指導方針!
再看反右派第一階段，毛澤東爲黨中央起草了基本的方針和政策。
6月8日，全國開始反擊右派的鬥爭。這一天，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力量准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中指出：右派分子猖狂進攻，人數不過百分之幾，“最積極瘋狂分子不過百分之一，不足爲怕”……。“要注意組織左派和中派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並推動左派，團結中間派，將空氣完全轉變過來。整個過程，做得好，有一個月左右就夠了，然後轉入和風細雨的黨內整風”。“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就建不成，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險。”(《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71-172頁)
只過一天，1957年6月10日，毛澤東又爲中央起草《關于打擊右派分子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這是反右派的基本政策規定。這裏指出：“在此次浪潮中，資産階級大多數人表現很好，沒有起哄”。“無論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動分子，此次運動鬧得最凶的就是他們……但他們人數不多，一時間可以把空氣鬧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但是急風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論，鬧了幾個星期，現在勁頭已不大了，有些動搖恐慌了。各民主黨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進頗好，民盟、工農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民盟中反動分子比例較大，大約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許多領導職位。我們的任務是揭露和孤立他們。但民盟的多數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們也要作具體的人物分析，實事求是，看得淮，打得准。在這次運動中，一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衆面前掃臉出醜。我們一定要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給掃臉的更是極少數。”(《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74-175頁)
在這裏，毛澤東首先肯定：“資産階級大多數人表現很好，沒有起哄”;接著指明，無論在大學教授和學生，民主黨派中，右派分子是極少數;然後提出對民主黨派要作具體分析，不可一律看待，“ 各民主黨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進頗好”，也指出“民盟、工農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 ”，但也肯定明盟的“多數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這樣分析和估量是不是也比較客觀、辯證?能說反右派就是整“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裏還強調反擊右派的基本原則，是“要作具體的人物分析，實事求是，看得淮，打得准。”
這顯然不是“擴大化”的指導方針。
6月29日毛澤東審改《中共中央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改寫和加寫了一條極其重要的政策界限：“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並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極右分子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爲善的態度，不要輕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81頁)》
這裏，毛澤東提出：“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並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極右分子”要區別開來，肯定“前者”是人民內部矛盾，對其“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爲善的態度，不要輕率扣上右派分子帽子”。
這是一條多麽重要的政策界限呀!
7 月9日，毛澤東起草《中央關于增加點名批判右派骨幹分子等問題的通知》提出“反右派鬥爭正在深入，准確的右派骨幹名單擴大了一倍，全國不是四千人，而是八千人”，“凡報上點名的必須證據充分，最好還有曆史劣迹，素來不得人心的人。”(《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89 頁)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裏說“准確的右派骨幹分子”，已不是十天前的四千人，而是八千人。薄一波和各路精英就都以此爲據，說什麽“僅僅過了十天”，“骨幹分子”的數量“翻了一番”，這還不是充分表明毛澤東政策的“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主觀隨意性!”(《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19頁)
這樣的批判也還值得商榷之處。
這是因爲，毛澤東這裏說的“准確的右派骨幹名單”(已不是四千，而是八千人)究竟是從哪裏來的?是毛澤東自己的“主觀臆斷”?還是書記處將“主觀臆斷”送到毛澤東桌上的?從“准確的右派骨幹八千人”後面還列舉了“北京約有800人”、“上海有700人”和清華大學50人的數據來看，難說是出自毛澤東的“主觀隨意性”，更可能是書記處向毛澤東的報告。如系後者，則毛澤東只是錯在輕信。所以，在現今文獻解密不夠的條件下，似不宜輕率地斷言這就是毛澤東的“主觀隨意性”。但不管如何，毛澤東是最後拍板點名人數擴大一倍，顯然是一大錯。
再看，深入反右派階段，毛澤東制定的基本政又怎麽樣?
7 月30日，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勢》重申：“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産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這一次批判資産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生産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毛澤東文稿》第6 冊，第543、548頁)
8月1日，毛澤東爲中央起草《關于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派鬥爭指示》說：(一)在深入揭發右派分子的鬥爭中，右派分子將繼續發現和挖掘出來，人數將會增多。(二)“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勉強去找右派。(三)要准確地鑒定極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這三種人的界限，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 此點必須注意。(四)批右鬥爭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而且事實要是准確的事實，不是虛構的‘事實’，講理要講得多數人心服，切不要強詞奪理。(五)地縣兩級、城市區級及工廠基層領導人經驗較少，有些人鑒別水平不高，你們必須諄諄給以教育，隨時檢查。使他們站得穩、打得准。這是要十分注意的。”(《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556-557頁，《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94-195頁)
毛澤東爲中央起草的這個指示是“深入開展反右派鬥爭”階段的基本的重要的政策規定。他在此一如既往再次指明，“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勉強去找右派。”廣爲流傳的什麽：反右派時，都是從上而下“分配右派名額”，以至于一位老實支書完不成上面規定的打右派任務，只好自己“頂數”。顯然是完全背離了毛澤東的政策規定的。更爲重要的是，他還振聾發聩地指出，“要准確地鑒定極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這三種人的界限，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此點必須注意”。這就預見到深入反右，能否真正做到“站得穩、打得准”，實事求是，關鍵在于劃清“中右”與右派的界限，決不可把“中右”錯打成“右派”。
毛澤東鑒于“准確地鑒定”此種界限有相當難度，還特意立了一個“中右”標兵。這就是北大化學系教授、院士、愛國的科學家傅鷹。他在1957年4月北大化學系召開的兩次座談會上的發言，的確“驚世駭俗”。諸如：“黨對知識分子的脾氣還沒摸對”;“黨和知識分子關系緊張是黨員瞎彙報的”;“(‘三反’等)運動中偏差的大小與離北京的距離成正比”，等等。當時有人認爲，傅鷹若不是右派，北大或者全國也就沒有右派了。然而，傅鷹的這些言論卻幸運地被毛澤東看到了。他認爲，傅鷹的這些尖銳批評意見，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同右派的進攻是兩回事。毛澤東先後作過的兩次表態，一是1957年5月15日所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是5月16日爲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其中就說：“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56頁)于是，“最應該劃爲右派”的傅鷹，被毛澤東立爲“中右”標兵，奇迹般地與右派擦肩而過。時爲中宣部文藝處幹部的黎之後來回憶說：我當時想，如果能把毛澤東的“這個發言公開印發，會少劃好多右派。”
這裏所謂“避免泛濫無歸”，就是防止擴大化。這是嚴肅地對第一線主持反右的劉、鄧敲響了警鍾!
不幸的是，劉、鄧對“此點”毫不在意，以至反右派的結果，被毛澤東言中了!
這裏，毛澤東還預計到反右派向地、縣及城市展開，由于下面領導水平有限，各級領導“必須諄諄給以教育，隨時檢查。使他們站得穩、打得准”，並強調“這是要十分注意的。” 只是，劉、鄧不僅未能“十分注意”，甚至連“一分注意”也沒有!
8月18日，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在工商界全面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說：“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知識分子居多，有些是有用之才，應當大力爭取過來。”毛澤東加寫了一條重要的政策界限：“鑒定工商界的右派，除了根據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劃分左、中、右標准的建議以外，在時間界限上，應以今年鳴放以來的反動言行爲主。”(《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563頁，《毛澤東年譜》1949_1976第3卷，第198頁) 在這裏，毛澤東從統戰部的報告看到“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是對全國終將打出的右派總數的估量，卻未能覺察到已存在“擴大化”問題。當然，應負直接的責任。
可見，毛澤東對反右派第二階段的這些基本的政策規定，是在“避免泛濫無歸”，防止擴大化，並強調“此點要十分注意”。
至于反右派的處理階段，毛澤東按照中央職責分工，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農業和發動大躍進上面了。但仍然關注反右派這場“大仗”。
9月22日，毛澤東在同出席八屆三中全會若幹大區負責人談話中，頭一條就尖銳地提出：“(一)反右派今後會不會糾偏、翻案?審批時要注意”(《毛澤東年譜》1949_1976第3卷，第209頁)。應當說，這是向“第一線”鄧小平再次敲響了警鍾：反右派是不是出現了擴大化?“今後會不會糾偏、翻案”?
其次，毛澤東對右派的處理作了原則的規定。這就是12月8日，毛澤東在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談話所指出的：“對右派分子的處理，現在就要准備，希望各民主黨派研究。第一，要處理，要處分，否則會脫離群衆;第二，處分過嚴不利。要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除個別很壞的外，選舉權不取消，有一些還給他一些地位……希望三七開，十個人大概有七個人可以爭取。給他們五年、七年的時間，那時思想有覺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同上書，第261-、262頁)
總上可知，毛澤東反右派的指導思想、大政方針，是堅持實事求是，站得穩，看得准，打得准，要縮小打擊面，“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反右派的擴大化，並不是源于毛澤東所定大政方針政策，因而基本上不應當負直接的、主要的責任。這是曆史的真實。
當然，這不是說1957年反右的擴大化，毛澤東就沒有錯誤和責任。第一、毛澤東雖然退居第二線，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沒有直接領導和指揮反右派鬥爭，但他畢竟是黨的主席，對全國打出55萬右派，包括79年改正時新發現的10萬“黑右派”，造成如此大的不幸，不管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是要負領導之責。
第二、毛澤東主要是“研究重大政治理論問題”，確定的反右派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並希望盡量縮小打擊面，“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但在“第一線”的鄧小平執行、落實不力，卻未曾過問，疏于檢查、督促，也是有重大責任的。
第三、全國“點名”過多，是一大錯誤。本來，毛澤東在反右前夕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中，正確地規定，右派分子“除個別例外，不必具體指名”，把公開“點名”限制于“個別”人的範圍。可是，到了6月29日，他在審改《中共中央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原稿提出需要點名批判的，北京“大約四百人左右，全國大約有四千人左右”，不該一改初衷，加以認同。更有甚者，僅過十天，又把報紙上“點名”翻了一番，猛增到8000人。這無疑地促進了反右擴大化。
第四、鄧小平在第一線打出的右派，古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毛澤東57年8月18日審改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在工商界全面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預計“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是過目、認可了的，這裏頭的擴大化，毛澤東應負主要的責任。
路線、政策決定以後，幹部是決定一切的。反右派鬥爭是第一線劉、鄧直接領導和指揮的。他們把反右派鬥爭沒搞好，搞砸了，擴大化，應負更直接的、主要的責任。
(四)
鄧小平是八大後的新任總書記。如果按毛澤東的說法，反擊
右派是一場“大戰”，那麽，鄧小平則是這場“大戰”的前線“總司令”。從《中國搜索》得知，他還是黨中央反右派領導小組的組長，彭真爲副組長。
從《鄧小平年譜》披露的事實來看，說他是反右派的前線“總司令”，並非虛言。
7月4日，在書記處召開的在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解放軍各大單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學校負責人會議上作《整風反右派報告》的是鄧小平;7月8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電話會議上作《整風反右派報告》的，也是鄧小平;7月12日，書記處召開的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副部長以上幹部、在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會上作《關于當前整風情況和今後工作意見》報告的，還是鄧小平。
黨中央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著重討論整風運動和和反右派鬥爭的方針和具體部署”。而在此次重要會議上，從開頭的《整風反右派報告》，到閉幕會上《總結發言》，鄧小平一人獨攬。
《鄧小平年譜》清楚表明，鄧小平新任總書記後，1957年這一年4月開始，全力以赴地抓的工作，就是整風反右派。真是不唱天，不唱地，單唱一本反右“香山記”。
據統計：從1957年6月到12月，鄧小平主持召開書記處會，共計43次。而研究反右派問題多達37次，月均5次還多。其中：專題研究整風反右派共20次;專門聽取中央、國務院各部委關于整風反右彙報有9次;主要研究反右派，也涉及其他的有8次。而專門研究其他工作的僅僅只6次。這就說明，鄧小平及書記處57年主要是集中精力主持、領導和指揮反右派鬥爭。其他工作管得較少。
不無遺憾的是，鄧小平所主持書記處“研究”或“聽取彙報”反右派37次有關反右派會議，《鄧小平年譜》只有二次解密過鄧小平的幾句話，其余的35次會議，對鄧小平的思想、指示連半個字也沒披露，把鄧小平“編輯”成只主持，不說話的“啞巴”!
鄧小平還分管中央宣傳口。諸如，5月21日下午，就主持書記處會議，討論報刊的宣傳方針。他在發言中指出，“要組織力量搞幾十篇東西，由《人民日報》放出去。”(《鄧小平年譜》，第1366頁)
此外，鄧小平還先後出京到東北三省、陝西、四川、山東等省市，在黨員負責人會上作《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只不過，鄧小平反右派這“三把火”太大太猛太烈，“燒”出右派多達55萬，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反右派的擴大化，主要是他沒能搞好，搞砸了，應負直接的、主要的責任。
至于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其《年譜》對反右記載極少，無法置評。
(五)
憑什麽說反右派的擴大化是鄧小平搞砸的呢?事實依據如下：
事實依據一：鄧小平在第一線領導和指揮反右派鬥爭，理應堅決貫徹、落實毛澤東制定的基本方針政策，保證運動的健康發展，但他主持的書記處，無論是專題研究“整風反右問題”，還是專門“聽取反右派彙報”，實際上卻是把毛澤東的重大方針、政策，置于不顧。
《鄧小平年譜》表明，1957年6月到12月，他主持召開書記研究反右派的會議達37之多，但令人驚訝的是，如此密鑼緊鼓的反右會上，卻從未見把毛澤東所提出的反右派的重大方針政策、政策界限提到桌面，商討過，研究過。
就拿毛澤東 6月29日審改《中共中央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加寫了一條極其重的的政策界限：“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並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極右分子加以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爲善的態度，不要輕易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據此，凡是劃定右派，就得既要有“右派言論”，又要有“右派行動”，缺一不可;而只有“右派言論”，並無“右派行動”，則屬人民內部矛盾，“與人爲善”地進行批評幫助。這就明確規定了有過“右派言論”的人與右派分子的原則界限，就在于有無“右派行動”。
這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政策界限!
如果照此辦理，那麽，真正的右派就定會控制在極小的範圍了。
令人驚訝的是，《鄧小平年譜》表明，他卻對此竟置若罔聞，不研究、不討論，不貫徹，不執行。就算持不同意見，那也未見報告毛澤東。這究竟是爲什麽?
又如，毛澤東尖銳提出的反右應防止擴大化，“要准確地鑒定極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的界限，以免泛濫無歸，此點必須注意”，鄧小平是不是“稍微注意”過呢?從《鄧小平年譜》來看，答案是否定的。
毛澤東還將北大教授傅鷹樹爲“中右”標兵，以便于“准確地鑒定”“中右”與右派的界限。鄧小平爲何不通告全黨照此辦理?
凡此種種，不亦而足。
不僅如此，鄧小平連自己經手制定的重要政策也不堅決貫徹、執行、落實。例如：周總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報送的中共中央《關于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鄧小平在原稿對自然科學家“應當按照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句後加寫了：“特別是對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外，應一律采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388頁)這是中央保護自然科學家“過關”重大決策!結果表明，他並未認真貫徹，堅持到底，致使多少自然科學家蒙冤成爲“右派”，使黨如此重要指示滄爲一紙空文。
事實依據二：鄧小平在領導和指揮反右派的鬥爭，一股勁強調“反對溫情主義”和“右傾情緒”，對客觀上已經出現的反右擴大化，“火上加油”，使之愈演愈烈!
無庸置疑，毛澤東是反擊右派的始作蛹者，並強調不打好右派的“大仗”，社會主義不能勝利。但他的基本指導思想，是著力防止擴大化。從開始提出反右“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到“深入挖掘”期間，強調“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直至反右取得決定性勝利時，又明確警示，“反右派今後會不會糾偏、翻案?審批時要注意”。
但鄧小平在“第一線”領導和指揮的反右鬥爭，卻同毛澤東相反，始終認定“右傾情緒”是主要危險，一股勁地反對“右傾情緒”、“溫情主義”。
7月8日，鄧小平在書記處召開的全國各省、市、自治黨委電話會議上作的整風反右派報告中提出，反右派運“現在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對右派要狠，來不得溫情主義;另一方面必須充分揭露事實，堅持說理原則，防止簡單粗暴的方法”(《鄧小平年譜》1904_1974(下)第1378頁)應當承認，在運動伊始提出“對右派要狠，來不得溫情主義”，尚無可厚非。
問題在于，到57年9月1日，全國已經打出右派總數63000人，“發現出來的黨內右派分子約三千余人”，已是明顯地擴大化了，而鄧小平卻一如既往提出並批判反右派鬥爭中“存在比較嚴重的溫情主義”，“下不得手”。這就是他審改的中共中央《關于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的指示》(《毛澤東年譜》未見報批)提出的：“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右派分子的鬥爭中，存在比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爲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得手。有些單位甚至因此影響了反右派鬥爭的深入和展開。”(轉引葉永烈《反右派始末》第551——552頁)
9月2日，鄧小平審閱周總理報送的中共中央《關于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本是毛澤東同意的黨中央關于保護自然科學家“保護過關”的重要決策，卻在一開頭就強調：“在科學界高級知識分子中間，必須嚴肅開展反右派鬥爭，決不能溫情主義。”(轉引自李晨主編：《共和國史記》，第103——104頁)
直至9月22日，全國反右派早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鄧小平在向八屆三中全會作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中，仍然著重地提出“繼續反對右傾情緒”。他說：“應當把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要繼續反對右傾情緒，但也要防止打擊面過寬和簡單粗暴的危險。要注意嚴格掌握劃分極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終注意審定所屬單位的右派分子的名單，對劃分不當的必須隨時糾正。”(《中國共産黨黨史第二卷(1949——1978)》455頁)
這裏順便指出，《鄧小平年譜》的編者大概感到，鄧小平此時還首先強調“要繼續反對右傾情緒”有些不妥，就做了點手腳，刪去“要繼續反對右傾情緒”這句話，不打引號，寫成“我們應該把反右派的鬥爭進行到底，但是要防止打擊面過寬和簡單粗暴的危險”(《鄧小平年》1904_1974(下)第1393頁)。這樣一來，鄧小平就著力于反對“打擊面過寬”的危險了。其用心不可不謂良苦。
在這裏，鄧小平雖然罕見地提出“但也要防止打擊面過寬的危險”，但那是放在“要繼續反對右傾情緒”之後，顯然仍是把“要繼續反對右傾情緒”放之首位。
可見，鄧小平領導和指揮反右派鬥爭，面對著反右派已經擴大化的客觀實際，還是一股勁地著重“反對溫情主義”、“嚴重的右傾情緒”，強調決不能“惋惜、心軟，下不得手”，這就理所當然地對原本日益嚴重擴大化，不斷“腳踩油門”，火上加油，反右擴大化自然愈演愈烈，“化”成“泛濫無歸”!
應當看到，在指導思想上，究竟著力于防止和反對什麽傾向，必須切合客觀實際。如果客觀上已經擴大化了，還著重反對“右傾情緒”、“溫情主義”，反對“惋惜、心軟，下不得手”，明明是“左” 還去反右，那還不是南轅北轍，越反越“左”，越反越“擴大”?
事實依據三：鄧小平面對反右擴大化已經愈演愈烈的客觀實際，始終沒有覺察，沒有發現，沒有批判，沒有報告，甚至否認。
鄧小平處身反右的前線，直接領導和指揮全國的反右派鬥爭。按說，對反右運動中日益嚴重的擴大化，理應接觸最多，發現最早，看得最清。但《鄧小平年譜》表明，他主持那麽多書記處反右會議，卻從未明確提出過擴大化問題，必須糾偏。當然，就談不上向毛澤東報告了。如果報告了，而毛澤東不予理睬，甚至頂了回來，那麽擴大化的主要責任就在毛澤東了。
這是因爲，劉、鄧實際上是完全無視，甚至否認客觀上確實存在著的嚴重擴大化問題。
57年9月三中全會前，全國已劃右派63000人，從文革後的改正來看，已嚴重地擴大化了。毛澤東9月22日在同出席三中全會若幹大區負責人談話中，頭一條就尖銳地提出：“(一)反右派今後會不會糾偏、翻案?審批時要注意。”這裏嚴肅地提出反右派是不是出現了擴大化?會不會又要“糾偏”、“翻案”?強調“審批時要注意”，是對第一線的劉、鄧敲響了警鍾。
那麽，劉、鄧又是怎麽回應的呢?
時過22天，劉、鄧在10月15日在中共中央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准》通知中，對毛澤東作了回應。《通知》是這麽說的：“全國批右派的鬥爭一般是進行得健康的，所劃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適當的，但是也有劃多了和劃少了的情況”(《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613頁)
如此肯定“兩個一般”，豈不是根本否認了反右派在客觀上已經發生的嚴重擴大化?豈不完全否認以後會有“翻案、糾偏”的可能?
難怪，反右派運動與過來曆屆政治運動不同，無須在運動後期對所打右派來一個認真“落實、甄別、定案”階段，讓群衆運動中的錯誤，在群衆運動後期得以糾正。
事實依據四：劉、鄧制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准》本身就不標准，擴大了。
無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反右《標准》，至關重要。
毛澤東反複指明：右派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這就是“二條主要標准”。他在《正處》中曾提出過識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政治標准”，主要的也是這兩條。
應當看到，劉、鄧制定的《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准》有一些很好政策規定，諸如，下列六種情形之一者，“不應劃爲右派”：“(1)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局部性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産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詞尖銳，也不應劃爲右派分子”(《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616-617頁)。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劉、鄧又在《標准》上“擴大”了。這就是他們在《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准》中，不恰當地另增了第6條標准，即“(6)爲犯了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系，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者，“應劃爲右派分子”。(《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16頁)這就易于把劃定右派的政治標准，即根本的政治立場，擴大到同情右派，與右派關系密切的人。
誠然，毛澤東也強調劃定右派，要有“右派行動”，但此種“右派行動”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行動，與對右派的同情，“拉關系”，是不能同混爲一談的。
“差之毫厘，謬以千裏”。反右擴大化如此嚴重，自然會引發一些根本政治立場並不反對社會主義的正直的人，對錯打的右派表示同情。增此一條“標准”，很多同右派關系密切者就難免于不株連成了“右派”了! 。
再就是劃定右派的時間界限”。早在8月18日，毛澤東明確規定“在時間界限上，應以今年鳴放以來的反動言行爲主。”
而鄧小平卻提出：“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範圍限于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以後，重點放在大鳴大放時期”(《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395頁)，這樣一來，就把劃定右派的“時間界限”，從57年4月以後“鳴放以來”，前移到1956年“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以後”。殊不知，反右派在時間界限上，延伸一年半載，又會使多少人被錯打成右派!
事實依據五，劉、鄧竟然明文規定，“中右分子”即使被錯打成了“右派”，也不要公開改正。
毛澤東在8月1日爲中央起草的深入開展右派鬥爭的指示，明確提出在深挖的階段，“要准確地鑒定極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這三種人的界限，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在這裏，他看到了反右派的主要危險，最容易出在混淆“中右分子”與右派分子的原則界限，把“中間偏右分子”錯劃成右派，以至“泛濫無歸”。 在反右派的指導思想上，究竟是“防擴”，還是“搞擴”?關鍵也就在這裏。
然而，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劃分右派分子標准的通知，竟然明文規定，即使“中右分子”被錯劃成了“右派分子”，不得公開改正。
這就是通知說的：“有些中右分子有過不利于社會主義的言行，但是不夠右派，如果當作右派鬥爭了，現在不要當衆宣布對他的批判是錯了，因爲既有錯誤言行就應該批判。但應該在內部改劃爲中右分子，按中右分子對待，並注意多加教育爭取，到適當時機可以宣布因情節輕微已有悔改，脫掉他們的右派帽子”(《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614頁)
這樣的霸王規定竟然通令全黨!
這同毛澤東反複強調的“實事求是”、“有反必粛，有錯必糾”的原則、方針，真是南轅北轍!試問：明知“中右分子”錯劃成了右派，那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爲什麽不按實事求是公開“改正”?所謂“既有錯誤言行就應該批判”，難道不是強詞奪理?既然“不夠右派”，又“內部改劃爲中右分子”，頭上也就沒有“帽子”，又何來“適當時機可以宣布因情節輕微已有悔改，脫掉他們的右派帽子”?再者，如此的“內部改正”，對被冤曲爲“右派 ”的“中右分子”本人、家屬，乃至對廣大群衆，有什麽實際意義?
明明“中右”錯劃成了“右派”，尚且如此，自然遑論其他了。
因之，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反右運動沒完沒了，只見“大大地反”，只見“處理”、“處理”，未見後期“落實、甄別、定案”，還哪能不造成反右擴大化，“泛濫無歸”!
事實依據六、鄧小平無視毛澤東的部署，沒完沒了地“大大地反”右派。
毛澤東多次指出：整風反右運動有放，反，改，學“四個必
經階段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65頁》)明確指出：“整風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反擊右派總要告一段落嘛!”並具體規定：“改”的階段，“要有一個短時期，比如一二個月”;至于學的階段，“當然不是二個月了。”(同上書，第476頁);以此推算，毛澤東的本意，“反”右派階段也就大體搞到元旦前後。他在57年9月的三中全會的講話，論及反右派的進展時，還特別指明：整風要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那末，還要不要加一個反右派，大大地反呢?可以不加。因爲反右派已上了正軌，有些地方已經結束了。”(《毛澤東文選》第5 卷，466頁)
這是毛澤東關于整風反右的“路線圖”。
如能照此執行，在元旦前後果斷結束反右派，轉入整改，全國少錯劃右派數肯定是以十萬計呀!
然而，劉、鄧在第一線實地領導和指揮的反右派運動，卻離奇地對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不屑一顧，我行我素，沒完沒了地“大大地反”右派，遲遲一肯收場，以至于在《鄧小平年譜》裏，反右派只有開始之日，查不到結束之時。要不是在中共黨史裏說到反右派至58年夏天結束，全國右派總數爲30萬人，天曉得反右派是何時結束的!
于是，鄧小平領導和指揮的反右派運動就俨如脫缰野馬，肆意奔跑，沒完沒了，顯現得確乎十分“詭異”。
按照薄一波和原統戰部幹部局副局長胡治安提供的數據，57年9月8日三中全會以前，全國已劃右派共63000人。三中全會的“透底”估計，總數會達15萬。但至58年夏反右結束時，全國劃定了右派卻爲30萬。而1958年12月統計，又增至43萬人，至1961年上升爲45萬之多。79年“改正”竟達55萬!
這就令人匪夷所思，三中全會前，9月8日的統計，全國右派總數爲63000人，毛澤東審改、過目過統戰部8有8日報告中估計“全國約要十萬右派分子”，爲何三中全會“透底”就上升成15萬?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毛澤東57年三中全會上已經指明反右派“已上了正軌，許多部位單位已經結束”，無須“大大地反”了，爲何到58年夏天反右派結束時，全國“反”出的右派已達 30萬，是統戰部“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的3倍?比之三中全會“透底” 的15萬番了一翻?又爲何58年夏天反右派已經“結束”了，而各地還在“大大地反”，到年底全國又新打出右派13萬，使全國右派總數高達43萬?，
特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直至1978年4月中央關于改正的“11號文件”下達時，全國右派總數仍說是45萬，爲何最後“改正”的結果，右派總數居然多達55萬人，竟冒出了10萬“黑右派”?
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規定了一條：“胸中有“數”。說“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心中無數，結果不能不犯錯誤”(《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 鄧小平這位反右派的前線“總司令”是不是就是這樣?如此“心中無數”，結果“泛濫無歸，喪失同情”，也就是自然之理了!
總上可知，劉、鄧在第一線主持工作，鄧小平作爲反右派的前線“總司令” (不是什麽“積極分子”)，直接領導和指揮全國反右派鬥爭，沒搞好，搞砸了，對反右派的擴大化，應負直接的、主要的責任。這是不是比較合乎曆史的真實?
(六)
窺斑見豹。
這裏還借”兩個“旁證”，即中科院和中央黨校的反右派，進一步地具體地看看毛澤東是不是反對擴大化，而鄧小平則是不是在搞擴大化。
張勁夫今年8月去世，人民網等網盛傳他57年反右派直找毛澤東，要求保護科學家，留下一段佳話。事情是這樣的：
57年6月9日，中科院的華羅庚、童第周和曾昭掄、錢偉長、千家駒等學者在《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要求爭取科學研究自由。7月初，反右鬥爭開展後，他們首當其衝，受到《人民日報》點名批判。宣傳口是歸中央書記處直接管的。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的張勁夫，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只好鬥膽直找毛澤東，要求保護科學家。他在接受劉振坤采訪時這樣回憶：
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我親自找到毛主席本人。我認爲那樣搞，中國科學院就搞不下去了，我很難工作了。我找到毛主席，講的是很簡單的話——講多了不好，毛主席老人家那麽高水平，要批評我啦。我說：“毛主席啊，我來向你請示。你不是讓我們向科學進軍嗎?我們中國有句話：‘物以稀爲貴’呀!向科學進軍要靠科學家，中國現在沒有多少科學家呀，科學家人很少哇!要培養新生力量。現有的老科學家是寶貝，是‘國寶’啊!因此，我的意見采取保護政策。不然，向科學進軍，十二年規劃就很難實現。”
毛主席聽後說：“你張勁夫竟敢講這樣的意見，好哇!有道理。‘物以稀爲貴’，是這樣的嘛!”
“所以，後來‘寶貴的財富’一類的話在文件上、報紙上也有了。這個意見是我們黨組研究過的。但不經過毛主席同意，我們不敢改變中央的一套做法。那個時候調子越來越高哇!
我先跟毛主席談了，毛主席讓我到書記處談，書記處當然同意我的意見了。小平同志說：‘你們科學院黨組代我們書記處起草一個中央文件,由中央發給全黨。’主要是針對自然科學界，因爲社會科學界太複雜了。這樣讓科學院起草，起草工作也是老杜他們幾個人搞出來的。上報書記處,書記處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義發到全國，它劃清了幾個界限。比如,規定日內瓦會議以後回國的，當時有錢學森等好幾百人，響應周總理的號召，有的經過鬥爭，也就是吃過苦頭，東西都沒收了，才得以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後來這幾百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說，這些人不參加運動，文件裏有這麽一條，他們從國外剛剛回來，國內什麽事情也不知道，你怎麽讓他參加反右派?如果參加，不是要把他們嚇壞了嗎?其他人還怎麽敢回來呀?……在方法策略上，文件規定談談而不批，對平常講的一些錯誤意見的，談談話就算了,個別談，不參加會。
這個文件就是中共中央《關于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其中指出：“對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外，應一律采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
有了這個文件，中科院大部分老科學家得到保護。比如電子學專家馬大猷在科學院安全過關，和他情況相似的孟昭英在清華大學就被打成了右派。錢偉長是清華大學副校長，兼中科院力學所副所長。我找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交涉，不劃他右派，蔣堅持要劃，就保不住了。
當時反右運動由地方黨委領導，科學院一些研究所不在北京，文件規定院屬單位的科學家劃右派必須事先經院黨組同意。金屬研究所在沈陽，搞金屬內耗研究的專家葛庭燧，當時所黨委書記向沈陽市委書記彙報了他很多言論，定他爲右派，要宣布了。張勁夫聽說馬上坐飛機到沈陽。他跟市委講，中央有文件的，科學院的直屬研究所的科學家我要負責啦，我們科學院不同意給他劃右派，我不同意!態度堅決，讓葛庭燧過了一關。
張勁夫回憶：“在這次運動中，全院後來可能就兩個老科學家劃了右派，其他都保護住了。青年科學家中有幾個帶了右派帽子。當時我們也有左的思想，想對青年嚴一點。”(《瞭望中國》總字第179期)
衆所周知，中科院這個我國科學家群集的地方，在全國反右派“泛濫無歸”的大氣候下，唯獨這裏的科學家除了個別都保護住了。因爲張勁夫敢于直找毛澤東，提出旨改變當時“中央的一套做法”的主張，保護科學家，而毛澤東也居然支持和批准中科院的正確主張，並且表揚了張勁夫：“你張勁夫竟敢講這樣的意見，好哇!有道理。‘物以稀爲貴’，是這樣的嘛!”
正是憑著毛澤東的首肯和中央的指示，中科院“可能就兩個老科學家被打成右派，其他都保住了”。
這個事實表明，毛澤東在反右派時很能聽取不同意見，支持張勁夫敢于改變當時“中央的一套做法”，反對擴大化。
這是多麽寶貴的經驗!
如果中科院的寶貴經驗能推廣全國，如果中央“保護科學家”的指示能在各地認真貫徹落實，那麽，全國自然科學界還哪能有什麽擴大化了!
然而，令人啧啧稱奇的是，爲什麽毛澤東意見、中央指示在中科院外就不靈呢?爲什麽著名科學家還兼任中科院力學所副所長的錢偉長，在清華被打成右派，張勁夫去保就硬是保不住?
看一看鄧小平怎麽直接領導和指揮中央黨校的反右派鬥爭就再清楚不過的了。
杜光在《炎黃春秋》2005年第9 期上發表了《中央黨校反右派的內幕》，具體而又生動地說明了鄧小平是怎麽指導中央黨校的反右派鬥爭的。
“1975年6月19日，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討論中央黨校和衛生部“ 整風反右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央高級黨校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楊獻珍、副校長兼黨委第二書記侯維煜列席這次書記處會議。會後，他們已感到中央黨校學員中開展反右鬥爭勢在必行。
他們經過反複研究，在7月初決定把普通班學員王譚、徐盈二人作爲反右對象來批判。在楊獻珍、侯維煜的思想上，對普通班、新聞班這些經過長期鬥爭鍛煉的老幹部，還是采取盡量保護的態度的。”
“7月22日，中央黨校向中央書記處上報了四名學員的材料，其中初步確定劃爲右派分子的只有兩人：王譚(入學前是《廣西日報》代理副總編輯)，徐盈(在建國前是《大公報》的名記者，地下黨員，入學前任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另外兩名學員，因同情社會上的某些右派言論，被認爲有右傾錯誤思想，應當適當批判，但不劃爲右派。楊、侯稱之爲“標兵”：一個是肖魯，入學前是全國總工會海員工會國際部部長，另一個是王善玲(女)，入學前是勞動部的副司長。”
這裏說明，反右派開始後，中央黨校還是對老幹部采取“盡量保護的態度的”，只初定王、徐二人爲右派，而把有過“同情右派言論”肖、王作爲“標兵”，只批錯誤，不劃右派。這是多麽難能可貴呀!只是出乎意料，中央黨校的這種決定迎來的是鄧小平的一頓批評。
“報告上送後，7月24日鄧小平召開書記處會議，聽取侯維煜中央高級黨校和財政部彙報。在談到肖魯時，鄧小平說：一個黨員領導幹部，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倒過去了，那怎麽行?他還說：你們高級黨校學員中絕不會只有兩個右派分子，反右剛開始，你們的思想不要右傾啊!”
這裏，人們難于理解，鄧小平爲什麽這麽武斷“高級黨校學員中絕不會只有兩個右派分子”?憑什麽說肖魯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倒過去了”?爲什麽要警告中央黨校領導“思想不要右傾”?
“鄧小平的指示，楊獻珍、侯維煜別無選擇地要執行”。便于“8月17日黨委第48次會議初步確定，在全校各部班學員中劃9人爲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王譚、徐盈、趙節、高朗)，新聞班2人(尤力、姚北桦)，師訓部3人(龍純璋、沈銳、黃維忠)”。
這裏請看，中央黨校在受到鄧小平警告“思想不要右傾”以後，被迫將學員中的右派從2個增到9人，滿以爲能過得書記處這一關，卻不料受到書記們更嚴厲的批評。
“8月23日，中央書記處在鄧小平主持下開會，討論國家機關黨委、全國總工會和高級黨校三個單位的整風反右問題，楊獻珍、侯維煜應召列席。出席會議的書記們批評了高級黨校在整風反右的領導工作中的“右傾”思想。鄧小平說：“肖魯的問題，你們第一次上報他的材料時，中央就批准把他劃爲右派，你們怎麽現在還在猶豫 ”?“如果這樣的人不劃爲右派，黨內就沒有什麽右派了”。“這樣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樣才像一個共産黨員。”彭真則在插話時說：現在不是肖魯是不是劃右派的問題，而是你們你們是不是中右的問題。”
這裏表明，中央黨校和書記處在肖魯問題上的分歧，實質是涉及如何正確對待像肖魯這樣爲數不少有過右傾錯誤言論的人的問題。中央黨校將肖魯立爲“中右標兵”，實踐證明是“准確地鑒定極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這三種人的界限，避免泛濫無歸”，而鄧小平則第一次報來材料就將其“劃爲右派”，樹了個“右派標兵”，再加上彭真式的政治高壓，中央黨校的反右擴大化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中央書記處的強大壓力下，楊獻珍、侯維煜不得不對高級黨校的反右運動作出新的估計和部署，但他們在思想上仍然顧慮重重，在8月28日的黨委第51次會議上，楊獻珍說：‘右派要搞，但面不要太寬，既要從嚴，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氣。’ 但是，既然像肖魯這樣的“標兵”已被突破，那麽其他情況相似的學員就不得不跟著倒黴，在雷霆萬鈞的政治壓力下，丁景才和師訓部學員陳友偉(原爲華東師大講師，中國革命史教研組組長)于9月16日、19日相繼自殺。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學員楊赓(原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又自殺身亡。這些不幸事件絲毫也沒有影響波濤洶湧的反右狂瀾運動的車輪。”
“至12月4日，楊獻珍代表校黨委向全體學員作了關于整風反右運動的總結報告。共有6 3名學員被劃爲右派分子，占參加運動的1530名學員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聞班5人，師訓部34人。這些人全部都被開除黨籍，行政職務則回原單位處理，一般受到降級降職處分。學員反右結束時，工作人員的反右鬥爭也已基本結束，共有27名教職員被劃爲右派分子(包括作者杜光自己在內—引者註)。但參加學員整風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員集中反右補課，到1958年4月才結束，結果又有5人被劃爲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職員中共劃右派分子32人，占參加運動的幹部總數503人的6.4%。”
“1979年春節前後，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膽識和大無畏精神爲全國55萬余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級黨校學員和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無一例外地得到改正。” (杜光：《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炎黃春秋》2005年第9期)
由此可見，中央黨校的反右派，從2 個擴大化到9個，再從9個嚴重擴大化成95個的過程，清晰地表明完全是鄧小平的政治高壓下造成的嚴重惡果。這是鄧小平領導和指揮全國反右派造成擴大化的一個縮影。
如果說，張勁夫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敢幹“改變中央的一套做法”，保護住了中科院的科學家，那麽，鄧小平則一如既往在中央黨校強行貫徹“中央的一套作法”，使中央黨校楊獻珍要“保護老幹部”，當然保不住，造成了擴大化。
中科院和中央黨校的反右派鬥爭，反差如此鮮明、強烈、尖銳!
由此人們不難看清，全國反右派鬥爭，究竟是誰在搞擴大化?究竟是誰應當負直接的、主要的責任?
應當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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