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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中國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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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中國新常態》
巴黎氣候大會于上周一拉開帷幕，習近平出席開幕式，成爲第一位參加氣候會議的中國國家主席。他的現身在最大程度上象征了處于新常態經濟政策下的中國正在經曆的劇烈轉變。時代的變遷確實迅猛，畢竟就在六年前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正是中國當時的總理溫家寶一手破壞了達成協議的所有機會。
是什麽原因讓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政策發生了如此劇烈的轉變？原因之一顯然是習近平再三說過的，現在的汙染（及腐敗）水平對共産黨的持續執政構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脅。
中國官媒《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報道習近平此次巴黎講話的開篇強調了這一壓力，文中寫道：
12月1日，北京遭遇了今冬以來最嚴重的霧霾汙染。空氣質量、氣候變化由此再次成爲全國上下熱議的話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呼喚“藍天新常態”。
但這種轉變背後還有更根本的原因，一直以來尚未受到公衆注意。媒體關于中國新出爐的五年計劃(2016—2020)的大多數報道都集中于中國結束一胎化政策的公告。當然，這對人們的個人生活非常重要，但從現實來看該政策不會對中國的人口問題産生太大影響。聯合國人口司(UN Population Division)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的生育率爲1.58，與整個東亞地區水平完全一致。
這份五年計劃的真正關鍵之處基本上被忽略了，然而，它是中國經濟根本轉變的一份藍圖：
• 計劃的目標是告別此往以低成本制造業和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爲核心的出口型增長模式
• 習近平希望轉而鼓勵發展基于移動互聯網的服務業拉動型經濟
這意味著全球金融危機後曾推動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那種刺激式支出將畫上句號。因此，刺激政策“大解除”(the Great Unwinding)將會延續，正如我們在8月曾討論過的。
相反，“十三五”規劃聚焦于四個關鍵領域——創新；綠色中國；加快開放；持續改革——以及反腐運動新階段。其中的建議將在未來5年主導中國政府的計劃，並爲中國的發展確立政策重點。將創新提升至戰略重點的高度格外引人注目——在此前的五年規劃中，創新從未被賦予如此突出的位置。曆史經驗可以證明，這些政策重點極有可能實現，因爲整個行政系統都將專注于貫徹這些政策。
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爲什麽中國要在全球經濟明顯表現欠佳之際嘗試進行這種伴有風險的轉型呢？答案就包含在下面的圖表中，它展現了諾貝爾獎得主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繪制的路線圖，用于闡明一國的身份從新興市場過渡到發達國家的四個階段：
劉易斯提出了他稱之爲“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處于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國家通常會遭遇這種陷阱。
• 起初，隨著農村人口遷移到城鎮，新興經濟體在工業化初期實際上可以“搭便車”，一切進展順利
• 在農村，這些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主要集中在種植和收獲的季節。但在城市，他們可以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
隨著鄧小平發起的改革讓中國打開面向世界的大門，中國的增長遵循了劉易斯的模型，從初級生産過渡到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隨著2.78億農民開始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向城市移民進程，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GDP)曾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速。
但
但如今，“便車”已經搭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勞動力人口數量自201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即使新的人口政策能夠從根本上提高出生率，這些嬰兒還需要25年時間，才能進入25至54歲的財富創造者群體，屆時他們的支出和收入才具有顯著意義。
因此，中國別無選擇，只能抛棄“舊常態”經濟，轉而專注于打造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拉動型經濟。因此，想當然地認爲政府將采取新的刺激措施激活這些領域只是一廂情願。相反，創新驅動的基本前提是向新常態的加速轉型。
因此，中國經濟此前的關鍵部分——如耗電量、銀行貸款發放量及鐵路貨運量（所謂“李克強指數”）——作爲中國經濟增長指標的衡量作用越來越小。同樣，正如我們9月所寫道的：向新常態轉型意味著全球大宗商品超級泡沫的結束。
未能認識到中國向經濟新常態轉型重要性的企業和投資者，在2016年將遭遇越來越多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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