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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在俄羅斯最痛苦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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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在俄羅斯最痛苦的經曆》
1998年參觀斯大林時期唯一保存下來的“柏姆36號”強制勞改營。當時我在烏拉爾山區小城柏姆參加莫斯科政治研究學院組織的一次研討活動。學院的創建者是著名的列娜·內米洛夫斯卡娅，創建的目的是引導後共産主義時期的俄羅斯年輕人，認識民主、自治和資本主義。
在一個寒冷的三月天，我和幾個朋友一道前往勞改營。20世紀40年代初建時還是“常規”勞改營的柏姆36號，于1972年被改建爲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
1987年，即戈爾巴喬夫執政三年後，那裏釋放了最後一名政治犯。現在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所創立的人權組織“紀念”，將其改建爲警醒俄國人勿忘極權主義過去的古拉格博物館。
我們在導遊的引導下，參觀了安全級別最高的監區。這個監區周圍環繞著帶刺的鐵絲網，當時主要關押俄羅斯以外的蘇維埃共和國被視爲“特別危險慣犯”的政治犯。烏克蘭電視攝制組1989年拍攝這座監獄後，部分區域遭到了故意破壞。
這裏關押的囚犯顯然遭受到極度的物質困難和心理折磨。每間囚室中小得可憐的暖氣爐，很難抵擋住10月到4月的嚴寒。囚犯睡在木質或鐵質的床鋪上。他們的衣服和被褥用的不是羊毛而是棉花，監室的廁所就是一個敞開的洞口。
我們的導遊瑪雅解釋說，當局故意把關系不好的囚犯集中在一起。白天他們穿過走廊，到全然相同的個別監室，從事制作鐵器等毫無意義的活動。他們每天有1個小時獲准進入“鍛煉區”，一個9英尺（合2.7米）的方形盒子，周圍襯有馬口鐵，頭頂是帶刺的鐵絲網和哨兵的崗亭。除此之外，唯一的娛樂就是每周放映宣傳電影。
20世紀80年代柏姆36號關押的56名“危險慣犯”中死亡7人。其中一位是烏克蘭詩人兼民族主義者瓦西裏·斯塔茨（Vasyl Stus）。當局說他是自殺，但幸存者說，是警衛爲了取樂，擰開了牆上的木板，斯塔茨在熟睡時被木板砸到了頭。
我邊聽瑪雅講述這個可怕的故事，邊看身邊陪同的兩名年輕男警衛的表情。他們的臉就像外面冰封的大地一樣毫無表情。他們是在想著足球還是和女朋友做愛？如果喝下足夠的伏特加，他們是否也會殺人取樂？我擔心答案是肯定的。邪惡的體制要找到所需要的僵屍追隨者，從來都不難。
像“紀念”和莫斯科政治研究學院這樣的組織，在普京領導的俄羅斯無法立足。官方認爲他們是“外國代理”，他們在法律上受到諸多騷擾，以致于很難正常發揮作用。
今天，古拉格博物館更換了管理層。米哈伊爾·丹尼洛維奇和羅伯特·卡爾森寫道：“新的解說詞，並未著重介紹斯大林時代壓迫性的強制勞改做法，轉而介紹這裏的木材生産以及對二戰蘇聯勝利所起到的作用。”而在存續了20年後，莫斯科政治研究學院已被迫中止在俄國運營。
博物館和學院的命運，是普京在第三屆總統任期大規模取締言論和行動自由的組成部分。在當局領導的宗教、傳統和偏執言論中，持不同政見者往往被貼上離經叛道、內奸和叛徒的標簽。
這預示著俄國和後蘇聯時代早期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俄國首位民主總理蓋達爾所領導的自由俄羅斯選擇黨，在1993年大選中贏得了15.5%的選票，並和盟友一道成爲杜馬（編按：俄國國會）的主要力量。當時輿論普遍認爲，這是一次災難性的失敗。而今天，自由派候選人甚至都無法進入到國家杜馬當中。
怎麽會變成這樣？戈爾巴喬夫改革開放的希望，怎麽會遭到如此殘酷的扼殺？
人們普遍認爲，俄羅斯僅僅是恢複原狀：“自由”有史以來在俄國字母表中，從來都不過是轉瞬即逝的元音字母。但這樣的解釋非常淺薄。
的確，由于無能和派系林立，俄國自由主義自己走向了滅亡。但西方也從未起到好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西方未能資助自己所倡導的俄羅斯經濟改革。2002年將波羅的海國家納入北約——也是該組織首次侵入前蘇聯領土——是一次災難性的錯誤，導致俄羅斯人不可能在親西方的同時保持愛國。西方這些故意和疏漏之舉，損害了俄羅斯政治自由主義的基礎，導致普京主義日漸擡頭。
迄今爲止，普京准確無誤地把握著限度。他讓俄國人既保留偉大的夢想，又避免陷入到麻煩之中。在他領導下的俄國對西方的制裁毫不理會，與中國締結新的聯盟，並在敘利亞騷擾、而非公開挑戰西方國家。但了解普京的人說他絕不容忍任何爭論；他是限度的唯一把控者。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持續掌握最高權力而不陷入腐化。
目前，沒有其他勢力能與普京主義競爭。但盡管“紀念”組織和莫斯科政治研究學院所代表的力量已經被邊緣化，但它們並未被完全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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