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曾經的計劃經濟，這個話盒子一打開就收不住。有人跟帖說到我的回憶證明了計劃經濟時期也有腐敗，就是開訂貨會時准備“子彈”和“手榴彈”的好煙好酒。我認真想了一下，這在當年叫請客送禮的“不正之風”，還不叫腐敗。而請客送禮在當時的社會普遍存在，同事結婚，大夥要湊個幾塊錢的份子，買個被面、床單、暖壺、臉盆什麽的送去，然後在洞房吃喜糖，抽喜煙。但那時少見結婚包席的，也不時興送紅包。

    文革時期，批判最厲害的就是“管卡壓”，這就對計劃經濟衝擊很大，都不把計劃當回事。群衆是爺，當幹部的都是三孫子。每年幹部能否續職，要群衆評議通過，那個陣式，真是真刀真槍，幹部就是平時稍有不正眼看某一群衆的時候，這個群衆就記在心上，在評議會上指這這個幹部的鼻子罵，罵得他下不了台，最後還要認真檢討，否則很難過關。所以，那個時候的好幹部，就是要和群衆打成一片，不說官話套話，能和群衆家長裏短的擺談到一起的幹部。我們單位的一把手，就是這樣一個幹部，上上下下人緣很好，每次群衆評議都輕松過關。

    由于群衆是爺，當時的業務領導核心不是帶“長”字號的官，而是幾個什麽“長”都不是的幾個業務尖子，都是解放前就搞業務的老人，平時诙趣幽默，說話充滿智慧，大家都佩服。記得一個老人，能全本背誦《紅樓夢》，說那段，背那段，一字不差。這樣的人，嚴肅認真起來，大家也只好跟著認真。這就算當時“老中輕”三結合中的“老”了。而帶“長”字號的，就是像個仆人一樣點頭哈腰地召集，組織這些人工作，然後悄悄躲在一邊。所以那時多數人不想當官。

    記得改開之初，開始抓紀律，一個副主任，是軍管幹部轉業的，在辦公室樓梯打考勤，記了一個群衆的遲到。結果這個群衆第二天去的比誰都早，專門等著這個副主任，當看到這個副主任也遲到了，就指著表說：某主任，你怎麽也遲到了啊。這惹得一大群人圍觀，搞得這個副主任滿臉通紅，啞口無言下不了台。在這樣的環境下，帶“長”字號的不敢腐敗，要他腐敗，群衆敢衝到他辦公室去質問他，甚至砸了他的辦公室。

    還有幾個真事，改開之初，第一次調工資，但不是全部調，而是部分調，結果發生很多事件。一個是某大城市某廠調工資，結果沒給領導開車的司機調，這個司機開著吉普車，和領導一起從大橋上衝到江裏，墜到江裏沒了影。後來我們坐車從這個橋過，司機指著橋欄杆上一個缺口，說：就是從那裏衝下去的。還有一個城市某廠某老工人沒調，跑到廠部大樓，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訴，要跳樓。結果書記廠長在下面一起喊：快下來，給你調，保證給你調，最後工資還是調了。另外一個工廠，一個老工人腰上別把菜刀，在那幾天，就是整天跟著廠裏黨委書記，書記走到那裏，他就跟在那裏，就是什麽話也不說。結果調工資的名單裏果然沒拉下他。後來我看電視劇《鋼鐵年代》，描述一個工人勞模家屬帶著被子，在鞍鋼廠廠長辦公室吃飯睡覺的情節，不由啞然失笑，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真實。

    這個腐敗，在當年就是這樣的環境受到抑制。

沒想到這個系列貼反響較大，無數跟帖討論。有人提到了現在市場經濟的産品過剩問題，有人提到計劃經濟是新路還是老路問題，有人還談到計劃經濟的原創權問題。對這幾個問題我是這樣考慮的。

    正是有了市場經濟的産品過剩，貧富兩極分化，智者們才有了搞計劃經濟的念頭。最早是英國的歐文，在自己的工廠搞計劃經濟，公平分配。結果工廠生産效率大增，工人生活愉快，自我消費能力提高，所以成功了一段時間。但後來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下還是失敗了。失敗的具體過程，我們已經不知道了。但現在看到的失敗的計劃經濟國家、失敗的國營大型企業，可以推測，還是失敗在人的私心上。

    文革時有個樣板戲《海港》，其中老碼頭工人馬洪亮有個“大吊車”唱段很好聽，至今還能哼哼。其中一段是“生勞病殘有依靠，共産黨毛主席，恩比天高”。計劃經濟時代，工人們確實是“生勞病殘”有依靠，國營企業的工人，看病全部報銷，直系親屬看病，不管大病小病，門診還是住院，可以報銷一半。剛從舊社會出來的工人，對此有親身的體會，當然要唱“恩比天高”，但久而久之，失去比較，特別是解放後的工人，就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也就不存在什麽珍惜的思想了。所以文革中，工廠停工照發工資，大家樂得清閑，不少人在廠裏還幹私活，別人要說他，他就說這是“管卡壓”。那個時候流行用玻璃罐頭瓶當茶杯，不少工人就用廠裏杯口粗的不鏽鋼棒在車床上車出不鏽鋼杯蓋，蓋在自己的茶杯上。可見，私心造成了計劃經濟失去動力和執行中紀律廢馳，從而導致效率降低。對于這個，蘇聯斯大林的辦法是“計劃就是法律”，完不成計劃的，輕者撤職，重者法辦坐牢。到了安德羅波夫時期，這個克格勃頭子，則只能動用警察到酒館去抓上班時間跑出來酗酒的工人們了。但這反而更引發衆怒。而市場經濟的紀律則是“饑餓”的紀律，不好好幹就失業丟飯碗。有個無形的“看不見”的饑餓規則，你恨誰去。

    計劃經濟從理論上講，是不應該有過剩産品的。因爲計劃就避免了重複建設，多余的生産。但實際情況是，生産計劃産品的工廠良莠不齊，同樣規格型號的産品，有的工廠産品質量高，有的工廠産品質量低。所以盡管按計劃分配訂貨，大家卻都搶先到産品質量高的廠家訂貨，質量低的廠家貨就訂不出去，只能等到再安排。這和現在高考招生時，高校選人的道理是一樣的。好學生都被名校挑走了，剩下的差生只能上那些爛學校。最終，産品積壓過剩的情況還是出現了。這一部分過剩積壓的産品一般都安排市場中出售，所以這裏計劃經濟中公開的市場又出現了。特別是規格種類繁多的電子産品，在大城市形成很大，並且較集中的積壓産品處理市場。如現在成都的城隍廟電子批發市場，最初就是文革期間四川的國防軍工廠在那裏開了許多店面，處理積壓或次品的電子元器件。

    對于計劃經濟是新路還是老路問題，我認爲是新路，不是老路。老路就是純粹的自然市場經濟，但這其實在任何國家都不存在了。國際大型壟斷企業組織已經左右了幾乎所有國家的主要商品市場，他們實際上是制訂計劃的，而且是全球性大計劃。這本來就是一個工業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現象，不存在什麽政治標簽。所以實際上計劃悄悄存在于我們的市場經濟之中。中國就更不用說，什麽十三五規劃、國家扶貧攻堅計劃、國家棚戶區改造計劃等等，還有現在的高鐵走出去、一路一帶建設設想，最終都需要有計劃的支持和配套。在市場經濟的過剩中，這些計劃都是緩解過剩的重要手段。去年初我就寫過一個貼子，預測國家將實行四大計劃：資本市場建設計劃、海外開拓計劃、國防軍工提升計劃、城市化建設計劃。我當時的帖認爲這四大計劃如果實行，至少能夠帶動我國經濟再高速發展幾十年。該帖也是個熱帖，可以在此壇查找。

    關于計劃經濟的原創權，我已經說過了。這個原創權是蘇聯的斯大林時期，在1932年蘇聯就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通過這一個五年計劃，使得蘇聯避開了世界經濟大危機，工業品生産從全球第五躍升到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當然，我已經寫過，計劃經濟不可能是斯大林靈機一動就想出來的，而是馬克思提供了基本的原則，列甯在勝利的蘇聯立即論證了其可能性，通過斯大林的認可，具體由蘇聯政府機關的“會計”群體制訂和實施的。這個通過查找斯大林選集，發現關于計劃經濟，斯大林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並沒有太多的文章就可以得到證明。

計劃之中有市場，市場之中有計劃。當年我曾經幹了這樣一個工作，就是負責全省機械行業的邊角余料利用。爲什麽要搞邊角余料利用，原因就在于物資短缺，計劃中的市場又大幅度增加。例如當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很多社隊工廠、五小工廠、街道工廠、家屬工廠，他們的原材料根本無法納入計劃，他們的産品也基本上靠市場銷售。這些工廠的原材料，很多只有靠大工廠生産中産生的邊角余料解決。

    當時我的工作就是在全省範圍尋找各個工廠是否有可用的邊角余料，同時尋找這些邊角余料的需求方。在這個過程中，主動建立了和歸四機局管的市電子儀表局的跨行業業務關系。他們下屬的，或有業務指導關系的有很多小工廠。

    到現在仍然記得的事情是矽鋼片的利用。所謂矽鋼片就是在電機、變壓器中的電磁芯片用矽鋼薄板。分熱軋和冷軋的，當時熱軋板幾乎都是國內生産，而冷軋板很多是日本進口。這種材料很貴，記得在當時的價格就接近上萬元一噸。大型電機廠和變壓器廠在生産中，用整張的薄板衝裁出不同幾何形狀的邊角料，從前就是當成廢鋼回收了。後來各種小工廠興起，這種變角余料就成了寶貝，價格比廢鋼高，但比計劃供應的整張板便宜多了。在小工廠做小微型電機，小微型變壓器都可以用。

    在離我市不遠的另一小城市，就有一家部屬的，到現在還是全國赫赫有名的大型電機廠，他們生産大型電站用發電機，邊角余料量很大。而這個廠的家屬工廠規模也不小，用工廠的矽鋼片邊角再生産小型電機。我們找到他們，則是解決他們已經利用過的二次邊角料利用。電子儀表局下屬工廠有生産半導體收音機的，這種邊角料可以用在收音機變壓器上。爲了方便運輸，和這家家屬工廠簽訂的合同是提供模具，用提供的模具上到衝床上加工材料，向對方工廠供貨。當時爲了保證生産質量和按時交貨。幾乎每個星期都要跑一次這個工廠，騎自行車到火車站，花兩分錢存放在站前停車處，買車票上火車，一個小時到，下車就走一裏多路到工廠，中午街邊吃碗面，下午再趕火車回來。

    所以說，在中國的所謂計劃經濟期間，市場已經合理合法地開始悄然形成。狠批“管卡壓”的結果就是工業企業遍地開花，一種積極性變爲多種積極性。號召兩條腿走路變成多條腿走路的蜈蚣經濟。這在宏觀面上看到的就是北京吉普、上海牌汽車、運十飛機冒了出來。各地的工業都開始搞“大而全”、“小而全”。牙膏、香皂、自行車、手表也要求能夠本地生産，産品出來後就上報紙，登捷報，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當時中國自行車有上海天津生産的三大自行車品牌：永久、鳳凰、飛鴿。這些自行車長期短缺，購買它們要自行車票。這個票不是按人發放，而是按單位發放，一個單位偶然可以在某年得到幾張，然後個人打報告爭取。這時領導往往照顧有特殊需求的人，如新婚的小兩口，工作離上班地點較遠的人等。文革後期，各地開始工業遍地開花，自己造自行車。這時也是按單位給票，但這個票就沒有多少人願意要了。結果我那時要了兩張，提貨付款後發現果然制作粗慥，有一輛後面衣架的支架還一長一短。而且騎起來非常重，後來左修右修，總算是可以騎了。

    我還聽老人們說，戰備緊張的那幾年，各個機械廠甚至紛紛生産半自動步槍，造出來就敲鑼打鼓報喜。老人說的更久遠的故事則是三年困難時期，某著名的礦山機械廠在計劃不足的情況下，靠生産水泥棺材生存。某著名機床生産廠，當時靠鑄造家用炒菜鐵鍋渡過難關。這說明，在中國那些年，對計劃經濟的不間斷衝擊中，一些企業早就有了在市場中生存的經驗。

前面講到，在計劃經濟的部門中，我卻做過一件純粹市場的工作，這就是邊角余料的利用。這個工作完全是發揮個人主動性，沒有任何領導給你下任何指標。也沒有獎金，在這個工作中，我個人也是一點好處沒有，不過覺得很有挑戰性，很好玩。

    除了我們這個科室外，當時整個部門其實都遇到這種市場經濟的挑戰。原因也在于五小工業、社隊企業、家屬企業、街道企業的興起，突然形成了一個很大的供貨方和需求方。記得當時我們一個副主任，是一家部屬工廠調上來的副廠長。這家工廠現在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一查才發現，大股東已經不是國資，而是私人老板了。這個人頭腦就非常靈活，是幹采購員出身的。當時帶我們一行到某地辦事，途中某個地方領導請吃飯，席間談到該地區由于小水電電力富裕，且出産錳礦石，所以想上一個錳鐵生産企業，要我們援助資金和設備，並包銷他們的産品。錳鐵是我們的重要原料，是很緊缺的。結果席間我們的副主任一口就答應下來，接下來就是實地考察，簽合同。事情辦完，當時我們大家都捏一把汗，覺得他太敢大包大攬了。在當時那個時期，沒有列入計劃，怎麽屢行合同。

    結果沒過幾個月，在我們的行業中，出資的工廠找到了，肯用設備換錳鐵的工廠也找到了。該合同順利執行，錳鐵廠如期投産，供給需方産品。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總之，都是集體在商討中決策。期間誰都沒想過從中個人撈什麽好處。那時的社會，有一股清貧之風，偶而吃點，喝點，抽點是可以的，但越界的行爲不幹，誰都視這種越界行爲爲可恥。記得當年有一個新分配來的大專生，在財務科上班，收了某采購員給的紅包，內有30元。結果事發後，這個人被開除團籍，留用一年。大家不覺得處理的重，只是對這個大學生的行爲感到不可思議。這人怎麽那麽傻，錢都敢要。人家給你煙，給你酒，你收著屁事都不會有。

    我因爲這種無計劃的事情搞多了，自然産生市場經濟的想法。結果在一次物資局組織的地平會上，遇到一個小時候的朋友，他在物資局化工公司工作，正好一起開會。那個招待所是一所廟宇改造的，大殿中擺十幾張床，他和同單位的人住在一起。我沒事到他那裏去閑聊，就和他談起市場經濟的問題。說如果搞市場經濟，那麽當時緊俏的自行車、縫紉機和手表就可以自由生産，這些商品就可以取消票證。要是這個地平會大家都自由采購，自由供貨多好。總之，當時天南地北，聊了很多。結果事後我這個朋友碰到我說：我們單位的人都在說你，對我說：你那個朋友好反動，幸好還沒有去告你。

    抱著這種思想迎來改革開放，所以我那個時候按現在的標准，就是個老右。如同現在數學先生，上來就宣稱：我是右派。這于我心有戚戚焉。但是，後來又經曆幾十年，遇到更多的事，我的想法回到了鄧小平講的：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現在混合經濟的提法，正是鄧小平正確思想的體現。即然是混合經濟，就是市場和計劃混合的經濟，視形勢變化，人民需要，一段時期可以市場多一點，計劃少一點。一段時期可以市場少一點，計劃多一點。在混合經濟中，不應該用市場來否定計劃，也不應該用計劃來否定市場。

在上一帖我談到當時社會上的清貧之風，卻沒有被人注意。那個時候的人們，物質生活差別不大，就是現在說的“普遍貧困”，什麽都要票證。但現在回頭看，有些東西是不貧困的，如不需要擔心自己會因病至貧，不需要擔心子女上學的學費交不起，不需要擔心那一天會丟掉工作。在這樣的環境下，誰要是稍微表現的私心嚴重一點，就會被人們公開或私下裏嘲笑。盡管工資不高，但你要給錢，回敬的話語就是：誰要你的臭錢。

    會鬧的孩子有糖吃，人們要求領導解決個人問題一般不是送禮，而是找領導大鬧一場。旁人在邊上就是看笑話。因此，單位一把手的辦公室整天都是鬧哄哄的。那個時候政治學習也多，高潮時甚至是天天下午都是學習時間，不是安排學習中央文件，就是安排學習報上某篇重要社論，再有就是學習馬克思、列甯、毛澤東原著的某篇文章。這時基層來辦理業務的就沒辦法，只好等到明天上午來。老人們私下卻講，這還算好，文革前學習也多，但不准占用上班時間，都是安排在晚上，搞到十點以後才能回家。

    地區之間的貧窮程度有顯著差別，那個時候傳說貴州最窮。結果一次出差到貴州，算是領教了怎麽個窮法。這次是一次追加計劃的定貨，分配了貴州鋁廠若幹噸鋁錠，任務就是拿著計劃書和我方已蓋章的標准合同，到該廠再蓋一個章，並安排具體交貨時間地點和轉賬銀行，最後雙方合同留底。我帶著這個合同，坐火車到貴陽，駐到了貴州冶金局招待所。買了飯菜票，在招待所食堂打飯。結果晚飯除了米飯，就是一鍋煮在大鍋裏的青菜，連點油星都看不到，自己拿勺願舀多少舀多少，交3分錢菜票，這成了當時的“自助餐”。原本以爲這是偶然的一頓，不料早中晚餐頓頓如此，就是那一鍋青菜，3分錢，沒別的。實在吃不下去了，到街上面館買面吃，5分錢，2兩糧票，端出來就是白面放了點鹽。這時一群孩子圍上來，各自舉著小碗，裏面分別是蔥、醬油、紅油辣椒、味精，添一種，收5分錢。把這些放全了，算下來一碗素面要2角5分。最後合同簽訂完，就去黔嶺公園看了看，趕快買火車票逃離。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普遍存在改變現狀的要求，改革開放就順理成章的破繭而出了。打倒四人幫後，最初的改革，是人們要改革，但不知道怎麽改革。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回到原來的老辦法，搞好計劃經濟。于是，開始嚴格計劃，嚴格按照産品生産定額編制計劃，把過去在文革中被打亂的規章制度都恢複起來。爲此單位還成立了“定額辦”，調集全行業精兵強將重新修訂産品原材料定額。這時上面也開始安排領導幹部出國考察，不是到西方，而是到日本，到蘇聯，到東歐國家。

    回來的任務就是做出國考察報告，彙報的情況讓人興奮。原來到日本就感覺他們的社會主義搞得很好。到蘇聯就發現排隊買黑面包不是吃不飽，而是愛吃黑面包，其它各種面包有的是，人們不愛買。蘇聯的計劃經濟中也有競爭，相同行業往往至少安排兩個以上的同類公司。這在後來成爲一個原則。到東歐的就說人家有車有別墅，根本不把自己的車當回事，前面車綠燈亮了還不走，後面就慢慢開車頂前面的車。前面司機醒悟，立刻加足馬力開走，也不下來爲車吵架。于是，搞好計劃經濟的勁頭更足了。滿街看到的車，也就有了“波羅乃茨”、蘇聯的“莫斯科人”等等。某著名相聲演員則在相聲中戲稱這個車叫“半拉奶子”。

上文談到改革開放是從加強計劃，向蘇聯東歐開放開始的。而對日本的開放則更早，在文革後期和日本就加強民間往來，購買日本的成套設備了。那時我們這座城市開始建設的一家大型化工廠就是從日本引進全套化肥生産設備，由日本專家和技術工人調試設備。坊間流傳日本人的笑話，說廠子裏的日本人最喜歡喝某種牌子的本地酒，每人的酒瓶是分開的，吃飯時各人拿個人的酒瓶倒一盅，然後存放起來。這就是說日本人小氣不豪爽。

    改開初期，除了大量進口東歐和蘇聯的小汽車外，開始進口日本的卡車，這個卡車都是平頭綠色的，燒柴油，跑得很快。後來我遇到一個川藏汽車團退伍兵，說他們後來跑川藏線，全用這種車，在高原缺氧的情況下也跑得動。當時出差，在公路上總是遇到這種車。但大家說小日本的東西真鬼，有質量保證期，保證期內不出任何毛病，保證期一過，什麽毛病都出來了，基本上就是報廢，只有再買新車。現在回想，實際上這就是市場經濟原則，産品在設計中就考慮使用壽命，不會讓你用一輩子。這就和蘇聯、東歐産品有根本的不同。他們的東西就是耐用，但小毛病多。

    文革中各地都開始生産汽車，重慶生産的是一種平頭五座卡車，我們到當地的汽車廠，看到整個車頭是板金工用木錘一點一點砸出來的。而在相鄰縣的一家部屬汽車廠，全套設備是生産流水線，從東歐進口的，全車都是機器衝壓件，很漂亮，是給部隊拉炮的重型卡車。當時到這個廠看他們的生産流水線後，覺得很震驚。但該生産線工藝複雜，操作要求高，在文革工廠秩序混亂時，常因故障停産，産能沒有達到設計標准。

    就這樣一直到1978年前後，工業生産的改革還是在加強計劃的軌道運行，變化較大的主要是開始學習蘇聯的“一長制”，各單位黨委書記不再是一把手。但職工代表大會對一把手還有相當大的約束力。其次還有開始講究獨立核算，全年經營情況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向全體職工通報。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軌道中運行。

    由于大量引進的和自力更生建設的大型化工設備相繼投産，市面出現大量的化纖布，的確良。這些比棉布色彩更鮮豔，更結實的布料不要布票，布票也就開始名存實亡，顯得沒有多大用處了。汽車走在鄉間的公路上，往往能聞到一股非常刺鼻的氨水味，讓人避之不及。這就是拉氨水的罐車跑過流下的味道。農村開始使用的化肥主要就是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