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四人幫的那一年,我正在一個出産名酒的長江邊上的小市下放。市區在長江這一面,過了江就是一片擺開的起重機廠、挖掘機廠和液壓件廠。這三個廠子,只有液壓件廠是省屬,其它兩個工廠都是部屬的。每個廠子都是上千人。
我們做爲下派人員,下到其中的挖掘機廠搞整改。那時工廠人心很散,文革中兩派武鬥,存在嚴重的派性。導致工廠的産量和質量計劃都不能很好完成。當時的下放,照例是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先後在金加工車間幹過龍門刨、在結構件車間幹過電焊工、在鑄造車間幹過翻砂工。工廠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工人不太負責任,突出表現在機床普遍達不到加工精度,這差不多都是由于長期粗暴操作造成的。其它的鑄造、電焊也是粗枝大葉,毛毛糙糙。這樣的結果,就是最終産品的傻大黑粗。
當時一些年輕工人幹的活,老工人看了直搖頭歎氣,說過去沒有這樣幹的。但也有個別青工爭強好勝,在技術上比拼顯擺的。我在幹電焊工時就遇到一個青工,是本廠的子弟。曆來以他的電焊活又好又快而驕傲自豪,常喜歡和別人比試。
工廠當時也引進新技術,研發新産品。挖掘機廠當時主打産品是履帶式鋼纜帶動的挖掘機,是原蘇聯産的老型號。一輛從日本引進的小松液壓挖掘機就停在廠裏,當時覺得太漂亮,太現代化了。旁邊還有一輛外形完全一樣,但沒有小松標志,略顯粗糙的。聽說是工廠技術人員把那台小松挖掘機大卸八快,照零件畫圖紙,最後做出來一台。這就是今天說的山寨了。但工人們說,這只是個半成品,雖然外表和那台進口原裝産品一樣,但是根本動不了。原來是卡在核心部件的山寨上了,這個核心部件就是機器的液壓缸和液壓泵。以當時廠裏的機加工精度和熱處理技術,以及所能得到的鋼材,照模照樣做出來也不能運轉。旁邊的起重機廠也在研制新型的液壓起重機。我們看到了他們試驗過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重物被起吊後,液壓缸中間那根杆壓彎了。這就是熱處理技術不過關,材質剛度不夠造成的。更爲普遍的現象則是加工精度不夠,液壓件漏油。
還有一件趣事就是工人要勞保,不給就罷工。罷工在那時是合法的,誰也無權幹涉,只能勸解。當時廠子裏鑄造車間整天爐火烤著,所以廠裏冬天不給工人發烤火費,工人就不幹了。工廠不發烤火費的理由就是車間本來到處是火,熱的不得了。工人的理由是:是烤著了,但烤著前面,沒有烤到後面。真是讓人涕笑皆非。
計劃經濟是短缺的經濟,當時的産品沒有銷不出去的。只是銷出去後,質量不過關,訂貨方可以要求廠方返修,上門維修,直至退貨。工廠爲了避免麻煩,也還是希望質量好。許多老廠、大廠,無論是工人,還是技術人員,都有基本的榮譽感。我們旁邊的起重機廠,這個榮譽感就特別強,這是因爲他們是從北京整體內遷過來的老廠。他們那次試驗的産品最終還是定型過關,若幹年後,我看到滿大街跑的起重機,都是他們那款産品。
中國的計劃經濟有別于蘇聯的計劃經濟。蘇聯有一句名言:計劃就是法律。蘇聯制訂計劃的原則就是不留供需缺口,完不成計劃,輕者降職處分,重者判刑勞改。而在文革中,根據毛澤東思想,對蘇式計劃批判最多。重點就是批判“管卡壓”。因此我們實際搞的計劃經濟,更多的是商量的經濟。上下商量,左右商量,工廠的生産計劃總是不想報的太高,上面壓力也大,就總想要給他多壓一點。工廠的原材料需求計劃總是多多益善,上面也缺,就總是要給他砍一刀。當時一句俗話就是“頭戴三尺帽,攔腰砍一刀”。壓多了,砍多了,下面也不幹,又反反複複相互做工作,最終求得平衡。
一年的國家計劃和省計劃、市計劃經過無數次方方面面的討價還價,最終擺在那裏,通過國家計委、地方計委批准。根據這個計劃,開全國性配套訂貨會,地方性訂貨會。在會上根據計劃訂到原材料,訂到配套件。計劃不如變化,計劃執行過程中,又是可調整的。或加,或減,甚至取消、增加。這中間又有半年間的全國平衡會,地方平衡會,每個季度開一次的行業平衡會,俗稱“季平會”。這些會議在當時又通稱“騾馬大會”。會上的氣氛就是一片叫買叫賣聲,實際上就是計劃中的市場,和今天的全國糖酒會毫無二致。在這個過程中,最重頭的就是工廠的采購員了。一個好的采購員能通過種種手段,搞到工廠所需要的原材料,一個差的采購員,則可能會因爲無米下鍋,而叫工廠停産。所以一個精明的采購員,對工廠日子過的好壞是至關重要的。采購員對一個工廠來說,在當時是僅次于書記、廠長的第三號人物。
前文說道,在計劃平衡過程中,最重頭的就是工廠的采購員了。采購員對一個工廠來說,在當時是僅次于書記、廠長的第三號人物。一個精明的采購員,對工廠日子過的好壞是至關重要的。
記得有一次開地區平衡訂貨會的時候,聽到這樣一件有趣的故事:上海一家工廠的采購員,某次去開全國配套訂貨會,因爲火車嚴重晚點,到地方時,會議已經開了一天多了。這位老兄一急,看到一家工廠的通用配件還沒人訂貨,立馬和該廠簽訂合同,全部訂完。後來,許多需要此種配件的單位,找這家工廠訂貨,得到的答複是:已全部訂給某單位的某某人,他住某招待所某號房。這樣,沒有拿到此種必須零件的單位全部找到這位老兄,要求勻貨。他的答複是:我手上有一份訂單,如果你們手上有這些貨,可以交換。結果,最終這位老兄園滿完成了上級的交辦任務。看,在完全計劃經濟的時代,有人已把市場經濟的技術運用的爐火純青了。
中國的計劃和蘇聯不同,中國的計劃是有層次高低的,蘇聯的計劃就是一個中央計劃。這個差別就很大。所以在中國,中央與各省市的計劃是有衝突的。這就很難做到“計劃就是法律”。計劃之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這就是爭取納入計劃。計劃有許多層次,國家計劃高于省計劃,省計劃高于市計劃,市計劃高于縣計劃。文革中開始興起許多小型的、大集體的、公社辦的企業。這些企業的産品能否納入計劃,是這些企業能否生存的關鍵。因此,這些企業的産品往往選擇嚴重短缺的産品,找有關人員拉關系搞原材料,搞技術支援,通過試産,達到某級質量標准,再找有關人員拉關系,納入計劃。我們當時在工作中,就有這樣一位采購員,是一家社隊企業的,生産小型空氣壓縮機,就是現在修理自行車、電動車鋪子裏用來給電動車自行車打氣的那種。這位采購員具有一切中國農民的優良品質,吃苦耐勞,舍得說好話,還舍得幹事。它們的産品最終質量達標,填補空白,被納入全省計劃。這家工廠現在還存在,活的很好。
中國計劃經濟與蘇聯最大的差別就在于此,最大的活力也在這裏。中國的計劃往往預留缺口,而蘇聯全國全民所有制化,農村是全民所有制的集體農莊。所以,蘇聯的計劃無所不包,可以不留缺口。而中國的計劃有一個很大的外延。中國國民經濟的農村部分,城市經濟的大集體企業以外部分,構成計劃經濟有很大的市場外延。這也是中國改革較爲順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計劃經濟的活力,一直是現在人們垢病的問題。當時,《參考消息》是許多人可以訂到的,記得《參考消息 》登過這樣一篇文章。說:由于美蘇爭霸,有許多美國人最關心蘇聯計劃經濟的活力和動力問題。于是美國人講了這樣一個笑話:列甯設計和制造了蘇聯這輛火車,斯大林駕駛了這輛火車,赫魯曉夫發現這輛車有問題,勃列日涅夫發現這輛火車不用駕駛,自己就會走。這個笑話就是談計劃經濟的動力問題的。美國人很奇怪,沒有金錢的強烈刺激,計劃經濟那裏來的活力。特別是與美國直接對抗的蘇聯軍事工業,只要美國人有一種,蘇聯人必造同樣一種,甚至比美國的更好,更價廉,因此數量更多。
當時有這樣一個事件:一個蘇聯飛行員駕駛最先進的,西方稱爲“狐蝠”的米格25戰機叛逃到日本。美國軍事專家把這架飛機拆開一看,大吃一驚。飛機蒙皮居然很大部分是鐵制的,如果美國用這樣重的材料,這架飛機根本飛不上天。而蘇聯卻用如此低劣的材料組裝如此先進的飛機,造價成本至少省了三分之二。最後美國專家的結論是:蘇聯的系統工程技術遠遠領先美國。計劃經濟的活力其實就在于此。小到一個産品,大到國家經濟管理,其實都是系統工程,局部的先進不代表整體的先進。先進的系統工程管理技術,能夠把不同質的東西進行最佳組合,從而在整體上取得最優效果。
爲了蘇聯計劃經濟制度的活力問題,還有一些美國人分析:計劃經濟的驅動力是多元的,即有政治思想教育,也有局部經濟刺激,如人的榮譽感、社會地位等等。總而言之,蘇聯能與我們爭霸世界,必然還是有內部驅動力的。照我看,美國人只理解單一的金錢刺激,不理解其它種類社會的多元刺激。例如,文革中出來的陳景潤,他搞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與金錢刺激完全無緣的東西。因爲計劃經濟體制給了他一個吃穿不愁的基本條件,盡管這個條件非常簡陋,但他可以完全不考慮自己的基本生活了,就可以廢寢忘食地搞他自己純粹出于個人興趣所癡迷的事,幹到瘋狂也沒人管。現在的環境下,是沒有這樣的條件的。蘇聯當時的體制,其實也就是有無數這樣癡迷于個人愛好的人才,在生、老、病、殘有依靠的條件下,就只幹自己喜歡的事。
其實,任何一家工廠,一個公司,在計劃經濟環境下,只要管理者盡心盡責,沒有搞不好的。當時某市有一家鑄鋼廠,長期完不成計劃任務,問題成堆,俗稱“老大難”單位。結果從部隊轉業一個團長,到那裏當黨委書記兼廠長。他對這個工廠的業務和技術是一竅不通,在部隊就是個純粹軍事幹部。但到工廠後,他打著背包到車間,和工人同吃同住一年多,完全打成一片,一起幹最髒最累最苦的活。最後摸到了工廠搞不好的症結,沒用多久就扭轉了局面,後來年年先進,工廠的産品質量和數量全上去了,生産的産品全國搶著要。這家小工廠成爲全國先進。
這讓當時的我們知道一件事,一家工廠産品越單一,越容易把該産品的種類、質量、批量搞上去,在當時計劃中的市場有好的銷路。這個道理在現在也基本是對的。如中國現在的工程機械生産能力超強,但就是有心髒病。工程機械的心髒是液壓元件。這個就是過不了關,這和中國航空發動機過不了關是一樣的。結果中國工程機械訂單數嚴重依賴日本和德國液壓元件的生産能力。某大型中國企業向德國生産企業提出,我們給你投資擴産,讓你的産能大幅擴大。但德國企業家苦笑,說設備可買,幾十年在廠裏工作的優秀技術工人是買不到的。
當年的計劃經濟,搞計劃的人員,由于沒有計算機,沒有互聯網,工作是很累的。就拿我們來說,年度鋼材計劃下達,給出的是一個總的鋼材供貨量,分解到所屬企業後,企業上報一個需求的詳細品種規格清單,然後我們根據這個清單填寫訂貨卡片。這個填卡片的工作量極大,僅就鋼材而言,企業詳細清單中包括數量、材質,在備注項中還往往指定生産廠。例如,指定要攀鋼的生鐵,因爲這種生鐵含釩,硬度和鋼幾乎相等。填卡片往往是調集省內工廠和下屬局的一大批精兵強將,沒日沒夜的苦幹好多天。最後訂貨卡片要裝好幾個旅行袋。這些精兵強將中,最強的就是老工業城市,老廠的老人,業務非常熟練,紀律性強,不出差錯。他們主要是重慶人、上海人、東北人,最精明的是甯波人,本地人工作就要差很多。
這批卡片首先被帶到省物資局的地區訂貨會,和其它行業的需求卡片混合後再按規格、材質分類,與鋼鐵廠的産出計劃配對。能夠由本地鋼廠生産的,卡片就返回到我們手中,再逐一找到這些鋼廠銷售人員住的旅館和房間簽訂合同。在那個時代,訂貨通常是不能滿足的,剩下的卡片,就被物資系統的人員帶到全國訂貨會上,再配對。這個會是中央平衡會。
中央平衡會通常在鄭州召開,時間又往往是在春節前後。這是最苦的差事,首先是車票難買,有時甚至是一行人買站票站到鄭州。其次是我們做爲需方人員,往往被安排在雞毛店住下。小旅館裏,一間房四張鋪的就算好了,通常是一間房十幾張鋪的,衛生間是公共的,洗澡在外面上公共大澡堂,吃飯就在街邊混。當時最有印像的就是鄭州街邊的大碗燴面。三兩全國糧票,兩角錢,一大海碗,准能吃飽。現在這個燴面成爲鄭州美食招牌了。然後就是滿鄭州跑各大旅館找供方銷售人員簽合同。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臨上車出發之前,要帶足“子彈”和“手榴彈”,和鋼廠銷售人員拉關系。“子彈”就是香煙,“手榴彈”就是好酒。這些都是在本地找各種關系批條子弄來的,一切爲了完成計劃嗎。這些東西都是從各煙酒産地的下屬工廠搞來的,他們和當地的酒廠煙廠往往有業務上的聯系。最後還有一難,就是買回來的車票,及完成親朋好友托買的東西。我們那裏豬肉要票,河南卻不要,但河南的豬肉肉很肥,我們一買就是一人半匹豬,然後的大件就是白糖,北方的甜菜糖很細很面,不如蔗糖好吃,但不要票啊,買就是用面袋裝。所以,去是提著裝滿卡片的旅行袋和裝滿“手榴彈”和“子彈”的箱子,會來也是大包小包的。
計劃經濟時代的最大特點就是短缺,工廠的訂貨卡片一般都不能滿足,我們在訂貨時自己也預留一些計劃,把貨訂到自己的倉庫,以備不時之需。工廠得不到滿足的需求,就靠采購員日常的到處采購。許多采購員與我們的關系,與物資部門的關系,與鋼廠的關系都搞的很好。這樣,優秀的采購員就能在幾次訂貨會外,拿到工廠所需的材料,要不然,采購員怎麽會是工廠中僅次于書記、廠長的第三號重要人物。
那時的指導方針是“工業以鋼爲綱,農業以糧爲綱”,全國圍繞著三千萬噸鋼奮鬥了許多年,但目標始終達不到。鋼材多年緊俏,每個企業都千方百計多囤鋼材,能多要決不少要。有了鋼材,總能換得企業需要的其它東西。所以,無形中鋼材成爲一種“看不見的市場”中的潛在貨幣,比人民幣還好用。看看現在我們年産的八億噸鋼,真是不勝感慨。這個數字不簡單啊,有史以來,全世界任一國家,也沒有一年能生産出這麽多的鋼。這是一個大標志,現在的人真是太年輕了,居然不拿這個做宣傳。過去之所以生産不出那麽多鋼,一是生産能力達不到,二是資源條件不容許。那時的鋼鐵原料就是依托本國礦山自産礦石和廢鋼鐵,事實上中國是沒有那麽多鐵礦石的。而現在的八億噸鋼主要依靠全世界提供鐵礦石,主要是澳大利亞和印度的鐵礦石。所以,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是今天中國這樣超級生産能力的根本保證。
前面4帖是回憶計劃經濟時代的親曆的,第5帖是就討論的熱度剛寫的,第6帖仍然是就計劃經濟的作用和性質進行深入的思考。
在辯論中,很多網友指出蘇聯創造了計劃經濟,並取得很高的發展速度。這是對的,蘇聯自斯大林的國家管理班子集體發明計劃經濟以後,斯大林充分認可,並積極推行。從而讓蘇聯迅速工業化,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蘇聯的工業品産量就從世界第五上升到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這讓全世界對蘇聯的計劃經濟方式刮目相看。
嚴格說來,蘇聯的計劃經濟是有原則指導的,這個原則就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已經清楚指出了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生産和再生産原則。這些原則就是大學同學們覺得枯燥的兩大部類的生産關系,重工業優先的原則,等等。計劃是根據這些基本原則制訂出來的。
在薩謬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則指出,蘇聯計劃經濟是把一個國家作爲一個企業來管理,所以可以指定計劃。這從另一側面反映出,資本主義的生産過程經過馬克思的揭露後,已經不再神秘,已經不是那個被亞當.斯密神化的“看不見的手”。所以蘇聯還沒有建國,列甯就說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工業的管理就是一些會計就可以完成的。最終,正是這些“會計”們制訂了計劃,用計劃管理了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和發展。
制訂蘇聯國家計劃的“會計”之一,最後移民美國,經過進一步的研究,創造發明了“投入産出矩陣”,並以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會計就是俄裔美籍經濟學家列昂惕夫。此外,經濟計劃由于是共産黨蘇聯發明的,在西方“政治不正確”。所以政府要學計劃只能悄悄幹,只作不說。或者是壟斷國家經濟的經濟巨頭們秘密召開會議幹,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最終,一個英國紳士打破了這種尴尬的局面,他的經濟學研究從西方認可的經濟學原理出發,推導出有效需求天然不足,這個缺口必須由政府投資彌補,以便達到充分就業,從而緩解社會矛盾。這個英國紳士就是凱恩斯。從此,西方政府有了光明正大幹預經濟的理由。
亞當.斯密的微觀經濟學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到現在還是西方經濟學的兩大經典,大學經濟學必修課程。而宏觀經濟學的由來是受計劃經濟推動創造的。這一點許多人故意隱去不談了。更叫人瞠目的是,今天全世界都講GDP,這個GDP在中國更是人盡皆知。但GDP的核算離開列昂惕夫的投入産出矩陣是寸步難行。這也正是計劃經濟衍生出來的成果。
所以,今天我們不能敵視計劃經濟,傻到視計劃經濟爲“政治不正確”,而是要重新審視計劃經濟,取其精華,去其糟粨。以便用好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服務于中國強大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