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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王滬甯身世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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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王滬甯身世揭秘》
在習近平“最信任的五個人”中間，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滬甯，他不僅在五人中年齡最小，而且被西方稱爲“中南海幕僚長”。昨天，《紐約時報》又對王滬甯進行了專題分析，可見此人在西方眼裏的重要性。
王滬甯1955年10月生于上海。1978年－1995年，他在上海複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當研究生，後擔任國際政治系教師、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最後擔任複旦大學法學院院長。1995年後他被調到北京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至今，他現在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秘書長。他1984年加入共産黨，是中共第16屆中央委員，第17屆中央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第18屆政治局委員。據網上資料和網友補充，他與大學同學周琪結婚後離婚，後來再婚，新夫人是他的學生肖佳靈，暫無子女方面的信息。
王滬甯既不是“紅二代”，也不是“官二代”，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學者、教授、高級知識分子，或者說，就是“一介書生”。王滬甯爲人非常低調，但他卻是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代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老師、顧問和智囊人物，有人稱他爲“三朝國師”。他也許沒有什麽很大的實權，但他是今天中國最權威的政治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專家，對中國的今天與明天有極大的影響力。有人甚至說，“中國模式”就是“王滬甯模式”。
王滬甯的治國理論，其實是新加坡模式的翻版，他分析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經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指出在“民主”和“集中”這兩者之間，必須側重“集中”，也就是說政府權力必須高度集中，才能有效分配當時非常有限的社會資源，才能高速發展經濟。這在當時被學者稱爲“新權威主義”，但是王滬甯拒絕使用這個標簽，因爲他知道共産黨只認一個主義，那就是“馬列主義”。他的觀點被江澤民采納了，後來被稱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中國模式”，他自己也被調到中央，棄學從政，直到今天。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據說都與王滬甯有關。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將來曆史可能會說王滬甯是個“副總工程師”。
中共過去的理論權威，如鄧力群和胡喬木，都是先在黨內有了相當資曆之後，才成爲黨的理論家，而王滬甯則剛好相反，他是先在理論學術上有了造就之後，才進入政界，而且迅速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王滬甯有什麽法寶，能成爲“三朝國師”，經久不倒？從網上的資料來看，他出生後雖然趕上“文革”，但是他不參與“抄家”或“批鬥”，從政後，也從來不參加任何派別，不參與人事安排。他只與自己的上級領導保持溝通，不理睬任何人，不和任何人來往，也不參加任何私人的酒會飯局。
從網上資料來看，他除了婚姻生活有些挫折外，還是一個真正的清官。
《王滬寧的模式》
一九八六年七月間，我和同事在北京修改市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王滬寧也在那裏參加全國青聯全會。有一天晚上，我隨宣傳部長潘維明去貴都大酒店看望上海代表。晚飯後，大家在房間裏聊天。有人說，當時 改革遇到阻力，中央出台的政策到地方或基層往往推不動。我國看上去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實際上政出多門，權力並不集中。此時，王滬寧便侃侃而談，說日本和東 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就是保證政治領導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這種政治體制對效能的側重超過了對民主的側重。他稱之為「集中現代化 模式」。然後，他從歷史、社會、文化的角度分析，「集中現代化模式」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經濟不發達國家。我當時聽了很有興趣，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理論。
回到上海，我就催促王滬寧將他的觀點整理成 文。八月六日，這篇題為《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負責的《思想研究內參》第五十六期上，直送中央書記處，同時也分發給了參加「思想 沙龍」的上海青年學者們。其中一位學者蕭功秦將文章的核心觀點鋪陳成長文，標以「新權威主義」。後來，我問過滬寧為何不直接用「新權威主義」這個詞彙，他 笑了笑說：「共產黨只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頭腦冷靜、智慧超人。
最初，這期刊登王滬寧文章的簡報並沒有引起 層峰的關注。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趙紫陽取代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市委辦公廳通知我：這期簡報被中辦轉發了。這意味覑王滬寧的觀點開始受到了中南 海的重視。一九九五年，王滬寧調入中央政研室，開始擔任江澤民、胡錦濤兩任領導人的智囊。「八九」之後，中共的治國路線不就是王氏理論的實踐嗎？今天所謂 「中國模式」說到底就是王滬寧的「集中現代化模式」。
一九八六年七月間，我和同事在北京修改市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王滬寧也在那裏參加全國青聯全會。有一天晚上，我隨宣傳部長潘維明去貴都大酒店看望上海代表。晚飯後，大家在房間裏聊天。有人說，當時 改革遇到阻力，中央出台的政策到地方或基層往往推不動。我國看上去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實際上政出多門，權力並不集中。此時，王滬寧便侃侃而談，說日本和東 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就是保證政治領導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這種政治體制對效能的側重超過了對民主的側重。他稱之為「集中現代化 模式」。然後，他從歷史、社會、文化的角度分析，「集中現代化模式」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經濟不發達國家。我當時聽了很有興趣，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理論。
回到上海，我就催促王滬寧將他的觀點整理成 文。八月六日，這篇題為《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負責的《思想研究內參》第五十六期上，直送中央書記處，同時也分發給了參加「思想 沙龍」的上海青年學者們。其中一位學者蕭功秦將文章的核心觀點鋪陳成長文，標以「新權威主義」。後來，我問過滬寧為何不直接用「新權威主義」這個詞彙，他 笑了笑說：「共產黨只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頭腦冷靜、智慧超人。
最初，這期刊登王滬寧文章的簡報並沒有引起 層峰的關注。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趙紫陽取代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市委辦公廳通知我：這期簡報被中辦轉發了。這意味覑王滬寧的觀點開始受到了中南 海的重視。一九九五年，王滬寧調入中央政研室，開始擔任江澤民、胡錦濤兩任領導人的智囊。「八九」之後，中共的治國路線不就是王氏理論的實踐嗎？今天所謂 「中國模式」說到底就是王滬寧的「集中現代化模式」。
兩股道上跑的車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和王滬寧一起合作， 由我執筆給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寫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評論。當時國內的政治氣氛正可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在那篇題為「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民主建設」的文章中，我們提出：既不是民主緩進論者，也不是急進論者，主張中國的民主化要從推進黨內民主起步。今天我仍寄望已成黨國大老的王滬寧不改初衷，繼續我們年輕時的理想。
當年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王滬寧沒有像我那 樣捲進去。不過，我們還是保持覑友誼。同年六月底，我受邀去復旦大學給學生講禪學。結束後，王滬寧等在教室門口，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坐坐。風聞市委想讓他出 任宣傳部副部長主管理論，我就問他意向如何。他說，不會離開復旦大學，一生的願望，就是寫幾本好書，教出幾個好學生。還告訴我，其實他真正的興趣是在政治 哲學。後來老書記夏征農邀我主編「西方思潮論叢」，王滬寧也應我之邀出任編委，還推薦了他前妻周琪的一篇文章給叢刊發表。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決意出國留學。行前，滬寧來家中 送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一九九四年夏，我首度回國，知道他已進京做官，聽說他正在上海主持博士生答辯，就往他家中打了個電話。王滬寧接了電話，我還 沒說要約他見面，他就推說自己很忙，然後匆匆掛斷電話。我明白，我們已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往日的友誼也從此不再了。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和王滬寧一起合作， 由我執筆給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寫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評論。當時國內的政治氣氛正可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在那篇題為「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民主建設」的文章中，我們提出：既不是民主緩進論者，也不是急進論者，主張中國的民主化要從推進黨內民主起步。今天我仍寄望已成黨國大老的王滬寧不改初衷，繼續我們年輕時的理想。
當年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王滬寧沒有像我那 樣捲進去。不過，我們還是保持覑友誼。同年六月底，我受邀去復旦大學給學生講禪學。結束後，王滬寧等在教室門口，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坐坐。風聞市委想讓他出 任宣傳部副部長主管理論，我就問他意向如何。他說，不會離開復旦大學，一生的願望，就是寫幾本好書，教出幾個好學生。還告訴我，其實他真正的興趣是在政治 哲學。後來老書記夏征農邀我主編「西方思潮論叢」，王滬寧也應我之邀出任編委，還推薦了他前妻周琪的一篇文章給叢刊發表。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決意出國留學。行前，滬寧來家中 送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一九九四年夏，我首度回國，知道他已進京做官，聽說他正在上海主持博士生答辯，就往他家中打了個電話。王滬寧接了電話，我還 沒說要約他見面，他就推說自己很忙，然後匆匆掛斷電話。我明白，我們已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往日的友誼也從此不再了。
《美國反對美國》（摘錄）
費城和華盛頓這兩個城市之間有某種曆史性的聯系。費城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重要地點。１７８７年，在費城召開會議制定了憲法。這部憲法一直沿用至今，在世界上可稱爲最古老 的成文憲法。華盛頓是當今首府，是具體、體現憲法的場所。１９８８年是憲法制定二百周年，政府曾在自由女神下大搞慶祝活動，裏根也到場講話。美國人對自己 的憲法最引以爲豪。在費城時，我曾去過當年制定憲法的建築物，但由于參觀的人太擁擠，只在外面了望了一番。我在安那波裏斯時曾見過當年美國憲法的一份手抄 本。幾張黃紙，竟能起這樣大的作用？基礎絕對在這些黃紙之外。
美國的憲法是獨立戰爭的産物。這個演變大約是二十年間的事 情：１７７０－１７９０。當時的美國有十三個分開的殖民地，歸英國政府管轄。１７７４年，第一次大陸會議召開，來自十三個殖民地的５５名代表在費城開會， 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１７７５年，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發生戰爭，即在現麻薩諸塞洲的激戰。１７７６年，美國政治思想家托馬斯·潘恩發表《常識》一書，要求獨 立。１７８２年，獨立戰爭接近尾聲，在巴黎舉行和談，並簽署了協議。１７８７年，起草憲法。１７８８年，足夠數量的州批准憲法草案，憲法生效。１７８９ 年，華盛頓當選爲美國第一任總統。１７９１年，在憲法中加入〈〈人權宣言〉〉。這就是當時政治發展的主要裏程碑。從中可以看出，美國憲法産生于要求獨立的 鬥爭之中，其基本條文當然也是爲了保障某些利益。
憲法的制定者就是本著這種意圖。當時１３個州向費城派了５５名代表。起草憲法是一件 艱巨的工作，但他們在一個夏天就完成了。可能是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關系還沒有後來那樣發達的緣故。如果換到今天，沒有兩年恐怕無法制定憲法。華盛頓、 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富蘭克林都參與了此項工作。這些人深受歐洲啓蒙思想家的影響，他們熟知洛克的《政府論》、哈林頓的《大洋國》、孟德斯鸠的《論法的精 神》。同時，他們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據說其中２０人參加過各州憲法的起草，深通此道。有３０人參與過各州立法機關，熟谙官場利弊，也爲憲法制定打下了基 礎。
在制定憲法時，遇到一個曆史條件值得注意，這就是它是延續同一種制度，只是組織形式不同罷了。美國獨立戰爭時，英國已完成“光榮 革命”一百年，英國統治者已非傳統封建貴族。因此對美國來說，基本上是仿照英國的政治原則設立一套新的體制。也就是說，被統治者想學統治者的樣子生活。而 不少國家的革命面臨的問題是改變政治原則，這要困難得多，因爲沒有人知道新的原則的實踐，一片空白，如英國資産階級革命、法國資産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和中 國革命。當然，在英法俄中等國，因爲舊制度的影響太大，所以也給建立一個新制度造成了困難。
出于自身的經曆，美國人在制定憲法時，首要關心的問題是政府的權威和個人的自由。
英國人對殖民地的分而治之也給政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這種分離使一州無法指配另一州，政治事務必須協商，制定憲法的都有各州作爲後盾，有很大的討價還價 的砝碼。各州都不想讓某一州超過自己的權力。因而會注意在憲法中産生一種機制，防範有一州獲得這樣的權力。肯尼思·普萊維特（Kenneth Prewitt）和錫尼·沃巴（Sidney Verba）在他們的著作《美國政府導論》中指出，憲法反映了一種哲學觀點。他們引了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一段話：
人類的欲望、激情、偏見和自愛從不會被仁愛和知識所征服……“對自由的熱愛紮根于人的靈魂之中”。那麽它也在一頭狼的靈魂之中羅。我懷疑一個人比另一個 人更有理性、更寬容、更善交往……因此，我們不應僅僅依靠人們靈魂中的對自由的熱愛。必須准備好某些政治體制，以幫助自由之愛反抗它的敵人。
普萊維特和沃巴的解釋是：沒有政治限制，人是不可信任的。因此憲法反映出的人性觀是悲觀主義的，而非樂觀主義的。這是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一大差別。也許這也可以從某種角度解釋東西方政治發展的差異。
本著這些想法，憲法確定了以下三大基本原則：
●實行代議制，包括廢除貴族頭銜，開放官職，定期選舉，代議政治；
●分權治理（分權包括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縱向指的是聯邦制，各州保留較大的權力。在當時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橫向指通常所說的“三權分立”）
●有限政府，即規定政府不能做什麽，如不得幹涉宗教、言論、寫作、集會等方面的權利。同時規定“法治而非人治”原則（Government of laws,not of men）由于這樣的原則的要求，憲法確定了法院系統。
絕對不能認爲制定憲法的人想到了所有勞苦大衆，在爲他們制定憲法。當時制定憲法的人想到的首先是維持他們的利益，這是一個新生的統治集團。憲法精神的大 衆化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了。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還在爲爭取自身權利浴血奮戰。直到今天，黑人還在奮戰，雖然不常常浴血。
一 個舉世矚目的問題是：爲什麽憲法能延續二百年，而其他國家沒有這樣的記錄。普萊維特和沃巴提供了一種解釋：（１）憲法是一份政治文件，１７８０年存在的政 治衝突今天依然存在，只不過形式各異，如中央與地方的關系；（２）憲法保障的代議制、分權和有限政府在當時有足夠的吸引力，今天也依然如故。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憲法自身的變化。如果憲法二百年中一成不變，很難想象它能維持到今天。憲法的變化特點是內容變，形式不變。憲法變化體現在很多方面， 如憲法條文的普遍性，最高法院對憲法的新解釋，憲法沒有列舉的權利，憲法修正案等。關鍵是憲法變的依據和程序還是出于這部憲法，而不是其他。世上沒有一成 不變的東西。今天美國人對憲法的解釋早已大大異于二百年前，但大家甯願說這就是二百年前的東西。因爲今人說的話要叫人聽從不容易，古人說的話要容易一些， 有時要容易得多。
關鍵的問題是，實際上沒有人有力量改變這部憲法，維持它並解釋它是唯一的出路。也許這是一條通則，如果還有某種力量可以改變憲法和政治制度，那這個社會在政治上和社會管理上就沒有達到穩態。
《從幕僚到政治局委員 王滬寧和新權威主義》 中共「十八大」上，王滬寧晉升政治局委員，從幕僚走到了前台，成為黨國領導人。在我去國遠遊之前，我倆曾經算是摯友。
上世紀八十年代，王滬寧是上海，可能也算全國最年輕 的副教授。因此，在認識他之前就久聞其名。一九八五年五月，在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期間，嚴家琪介紹我們認識。那次是王滬寧到代表下榻的錦江飯店來 看望家琪。此時，嚴家琪在社科院擔任政治學所所長，已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政治學家。王滬寧在復旦大學研究政治學，對其執弟子之禮甚恭。他給我的第一 印象是少年老成。三十歲剛出頭的年紀已早生華髮，雄厚低沈的男中音，臉上常帶幾分笑意，但大多數場合總是緘默不語。他很少喜形於色，也從不唉聲歎氣。透過 鏡片，你看到的永遠是一種從容、平靜、莫測高深的眼神。
上世紀八十年代，王滬寧是上海，可能也算全國最年輕 的副教授。因此，在認識他之前就久聞其名。一九八五年五月，在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期間，嚴家琪介紹我們認識。那次是王滬寧到代表下榻的錦江飯店來 看望家琪。此時，嚴家琪在社科院擔任政治學所所長，已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政治學家。王滬寧在復旦大學研究政治學，對其執弟子之禮甚恭。他給我的第一 印象是少年老成。三十歲剛出頭的年紀已早生華髮，雄厚低沈的男中音，臉上常帶幾分笑意，但大多數場合總是緘默不語。他很少喜形於色，也從不唉聲歎氣。透過 鏡片，你看到的永遠是一種從容、平靜、莫測高深的眼神。
一晚撰文數千字 論述具見解
我們一見如故，聊得十分投契。因為那時候的王滬寧和 我一樣既是政治上的改革派，也是穩健派。此後，他也就成為宣傳部的座上賓，常被邀請參加我們舉辦的「思想沙龍」和中青年理論工作者雙周座談會。後者每次都 有市委領導人參加。王滬寧也正是在會上開始被江澤民、曾慶紅等人賞識。
在當時上海的青年學者中，王滬寧也確實是才氣過人， 且勤奮好學，幾乎手不釋卷。那時候，我經常借調他到市裏起草文件或市委機關報的重要社論。記得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後，市委宣傳部由我負責組織幾個筆桿子撰寫輔導材料，王滬寧也在其中。我們三天集中住在上海工業大學專家樓內。他和我住同一個 房間，白天要回學校上課，晚上才來住地。且只帶了一套《列寧選集》，沒有其他參考資料。頭一個晚上只是和我東拉西扯地聊天，不見他動手。我有點狐疑：他能 夠按時交卷嗎？到了最後一個晚上，他催我早點睡覺，說是準備開個夜車寫作。次日早晨醒來，王滬寧已經早早地回學校去了，桌上留下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文稿 《高度民主與精神文明建設》。可以說，這是所有文章中最有見解和文采的一篇。
我們一見如故，聊得十分投契。因為那時候的王滬寧和 我一樣既是政治上的改革派，也是穩健派。此後，他也就成為宣傳部的座上賓，常被邀請參加我們舉辦的「思想沙龍」和中青年理論工作者雙周座談會。後者每次都 有市委領導人參加。王滬寧也正是在會上開始被江澤民、曾慶紅等人賞識。
在當時上海的青年學者中，王滬寧也確實是才氣過人， 且勤奮好學，幾乎手不釋卷。那時候，我經常借調他到市裏起草文件或市委機關報的重要社論。記得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後，市委宣傳部由我負責組織幾個筆桿子撰寫輔導材料，王滬寧也在其中。我們三天集中住在上海工業大學專家樓內。他和我住同一個 房間，白天要回學校上課，晚上才來住地。且只帶了一套《列寧選集》，沒有其他參考資料。頭一個晚上只是和我東拉西扯地聊天，不見他動手。我有點狐疑：他能 夠按時交卷嗎？到了最後一個晚上，他催我早點睡覺，說是準備開個夜車寫作。次日早晨醒來，王滬寧已經早早地回學校去了，桌上留下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文稿 《高度民主與精神文明建設》。可以說，這是所有文章中最有見解和文采的一篇。
「中國模式」就是王滬寧的模式
一九八六年七月間，我和同事在北京修改市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王滬寧也在那裏參加全國青聯全會。有一天晚上，我隨宣傳部長潘維明去貴都大酒店看望上海代表。晚飯後，大家在房間裏聊天。有人說，當時 改革遇到阻力，中央出台的政策到地方或基層往往推不動。我國看上去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實際上政出多門，權力並不集中。此時，王滬寧便侃侃而談，說日本和東 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就是保證政治領導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這種政治體制對效能的側重超過了對民主的側重。他稱之為「集中現代化 模式」。然後，他從歷史、社會、文化的角度分析，「集中現代化模式」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經濟不發達國家。我當時聽了很有興趣，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理論。
回到上海，我就催促王滬寧將他的觀點整理成 文。八月六日，這篇題為《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負責的《思想研究內參》第五十六期上，直送中央書記處，同時也分發給了參加「思想 沙龍」的上海青年學者們。其中一位學者蕭功秦將文章的核心觀點鋪陳成長文，標以「新權威主義」。後來，我問過滬寧為何不直接用「新權威主義」這個詞彙，他 笑了笑說：「共產黨只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頭腦冷靜、智慧超人。
最初，這期刊登王滬寧文章的簡報並沒有引起 層峰的關注。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趙紫陽取代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市委辦公廳通知我：這期簡報被中辦轉發了。這意味覑王滬寧的觀點開始受到了中南 海的重視。一九九五年，王滬寧調入中央政研室，開始擔任江澤民、胡錦濤兩任領導人的智囊。「八九」之後，中共的治國路線不就是王氏理論的實踐嗎？今天所謂 「中國模式」說到底就是王滬寧的「集中現代化模式」。
一九八六年七月間，我和同事在北京修改市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王滬寧也在那裏參加全國青聯全會。有一天晚上，我隨宣傳部長潘維明去貴都大酒店看望上海代表。晚飯後，大家在房間裏聊天。有人說，當時 改革遇到阻力，中央出台的政策到地方或基層往往推不動。我國看上去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實際上政出多門，權力並不集中。此時，王滬寧便侃侃而談，說日本和東 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就是保證政治領導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這種政治體制對效能的側重超過了對民主的側重。他稱之為「集中現代化 模式」。然後，他從歷史、社會、文化的角度分析，「集中現代化模式」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經濟不發達國家。我當時聽了很有興趣，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理論。
回到上海，我就催促王滬寧將他的觀點整理成 文。八月六日，這篇題為《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負責的《思想研究內參》第五十六期上，直送中央書記處，同時也分發給了參加「思想 沙龍」的上海青年學者們。其中一位學者蕭功秦將文章的核心觀點鋪陳成長文，標以「新權威主義」。後來，我問過滬寧為何不直接用「新權威主義」這個詞彙，他 笑了笑說：「共產黨只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頭腦冷靜、智慧超人。
最初，這期刊登王滬寧文章的簡報並沒有引起 層峰的關注。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趙紫陽取代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市委辦公廳通知我：這期簡報被中辦轉發了。這意味覑王滬寧的觀點開始受到了中南 海的重視。一九九五年，王滬寧調入中央政研室，開始擔任江澤民、胡錦濤兩任領導人的智囊。「八九」之後，中共的治國路線不就是王氏理論的實踐嗎？今天所謂 「中國模式」說到底就是王滬寧的「集中現代化模式」。
兩股道上跑的車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和王滬寧一起合作， 由我執筆給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寫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評論。當時國內的政治氣氛正可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在那篇題為「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民主建設」的文章中，我們提出：既不是民主緩進論者，也不是急進論者，主張中國的民主化要從推進黨內民主起步。今天我仍寄望已成黨國大老的王滬寧不改初衷，繼續我們年輕時的理想。
當年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王滬寧沒有像我那 樣捲進去。不過，我們還是保持覑友誼。同年六月底，我受邀去復旦大學給學生講禪學。結束後，王滬寧等在教室門口，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坐坐。風聞市委想讓他出 任宣傳部副部長主管理論，我就問他意向如何。他說，不會離開復旦大學，一生的願望，就是寫幾本好書，教出幾個好學生。還告訴我，其實他真正的興趣是在政治 哲學。後來老書記夏征農邀我主編「西方思潮論叢」，王滬寧也應我之邀出任編委，還推薦了他前妻周琪的一篇文章給叢刊發表。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決意出國留學。行前，滬寧來家中 送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一九九四年夏，我首度回國，知道他已進京做官，聽說他正在上海主持博士生答辯，就往他家中打了個電話。王滬寧接了電話，我還 沒說要約他見面，他就推說自己很忙，然後匆匆掛斷電話。我明白，我們已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往日的友誼也從此不再了。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和王滬寧一起合作， 由我執筆給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寫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評論。當時國內的政治氣氛正可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在那篇題為「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 民主建設」的文章中，我們提出：既不是民主緩進論者，也不是急進論者，主張中國的民主化要從推進黨內民主起步。今天我仍寄望已成黨國大老的王滬寧不改初衷，繼續我們年輕時的理想。
當年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王滬寧沒有像我那 樣捲進去。不過，我們還是保持覑友誼。同年六月底，我受邀去復旦大學給學生講禪學。結束後，王滬寧等在教室門口，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坐坐。風聞市委想讓他出 任宣傳部副部長主管理論，我就問他意向如何。他說，不會離開復旦大學，一生的願望，就是寫幾本好書，教出幾個好學生。還告訴我，其實他真正的興趣是在政治 哲學。後來老書記夏征農邀我主編「西方思潮論叢」，王滬寧也應我之邀出任編委，還推薦了他前妻周琪的一篇文章給叢刊發表。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決意出國留學。行前，滬寧來家中 送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一九九四年夏，我首度回國，知道他已進京做官，聽說他正在上海主持博士生答辯，就往他家中打了個電話。王滬寧接了電話，我還 沒說要約他見面，他就推說自己很忙，然後匆匆掛斷電話。我明白，我們已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往日的友誼也從此不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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