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的三多三少

　　本文來源于《財經》雜志 2012年06月15日

　　2003年7月18日，爲杜潤生90大壽的“農村改革座談會”在京召開。杜老有一個答謝辭，他诙諧幽默地說：“我不知道爲什麽我能活了90歲”，“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幾、六十幾就死了，到我這裏90歲了還不死，還得活幾年。”全場笑聲和掌聲不斷。

　　在答謝辭中，杜老還對自己70年的經曆做了總結：“第一條，苦勞多，功勞少；第二條，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以我對杜老有限的了解，第一條當然是他的自謙之詞，第二條實實在在。我認爲，還應該再加上“一多一少”：“徒子徒孫多，對立面少。”

　　如今，十年快過去了，按照中國古人的說法，百歲爲頤壽；再按照“逢九慶十”的老規矩，今年就是杜老頤壽之年了。

　　“苦勞多，功勞少”

　　我第一次知道“杜潤生”的名字，是在上學時看到一個內部資料對“四大自由”的甄別文章，內中提到了提出這個觀點的“杜潤生”。其時，正是杜老主持的農村改革如火如荼之時。但因整個上世紀80年代，我都在上學，對杜老在這場引發中國深層次變革的農村改革中的作用也不甚了解，或者說不甚關注，“杜潤生”三個字，只是隨風飄來或者報紙上的一個名字而已，並沒有感覺有什麽特別的意義。但上世紀80年代末之後，“杜潤生”三個字在心中就有了沈甸甸的分量——當然還有另外三個人：于光遠、李昌、李銳。記得我當時在整天學習中央精神但也常常無所事事的氛圍中，還泡過幾天圖書館，專門查這四個人的資料，特別認真的看了杜老的《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一書。

　　從1989年到1999年，一晃十年過去了。十年中，一方面“杜潤生”這個名字在媒體上逐漸淡出，另一方面，他在改革開放曆史上的地位卻越來越被人所看重。這種看似有趣的悖論，其實常常在我們身邊發生。悖論還在于，這個人名字愈被遮蔽，他在民間的口碑中傳得就愈響亮。譬如，杜老的同鄉杜導正，以及他身邊的朋友們，就經常提起杜老。

　　我第一次拜見杜老，就是和杜導正一起去的。

　　少杜老10歲的杜導正，在我眼裏當然也是“老”。他一談起杜老，就常常話題收不住。杜導正自稱是“農民記者”，他稱杜老爲“農民幹部”；倆“杜”倆“老”倆“農民”，關注的話題也相當一致。

　　“我這山西老鄉很了不得啊。”杜導正說。這是1999年12月初的一天。杜導正從新聞出版署署長退下來後，已經當了七年的《炎黃春秋》雜志社社長。這一天，杜導正告訴我，要帶我見一個人：杜潤生，請他擔任《炎黃春秋》的顧問。一路上的話題，就是關于杜老的。

　　杜導正以他特有的月旦人物的口吻說：“老杜這個人：（1）大才子；（2）大節不虧，站得住；（3）改革開放有大功勞。”

　　杜導正說，老杜是“一二九”時代的大學生，有文化，在“一二九”時參加革命。抗日戰爭時期就是太行行署的主任；解放戰爭時期，先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秘書長，後來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的秘書長，資曆相當老。

　　1948年中南土改時，他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沒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給農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系的自由。土改很順利，也很有成就。就因爲他在土改的表現，1950年初，中共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土地改革，爲起草土地改革報告，老杜兩次被毛澤東召到中南海。

　　1953年，毛澤東開始逐漸偏離“新民主主義”的治國方針，准備推行農業合作化，成立中央農村工作部。老杜調北京，擔任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但是，在合作化問題上，熟悉農村現實的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不主張急躁冒進。老杜認爲，土改之後，農民才從地主那裏獲得土地，成爲自己的財産。土地成爲農民的命根子啊。他們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即使是生産上有困難的貧農也不願意把自己的私有權讓出去。

　　老杜和毛澤東的分歧逐漸表面化了。1955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工部“像一個小腳女人”，“前怕狼，後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跟不上毛思路的鄧子恢和老杜，只好分別做出檢討。

　　這樣，就在中國農村進入“社會主義高潮”之際，老杜則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七屆六中全會後，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調離了農村工作部門。而中央農村工作部幾年後也以“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爲由，被撤銷了。

　　這是老杜遭遇到的第一個人生關口，後來的曆史證明，他是正確的。

　　老杜遭遇的第二次大考驗，是“反右”和“文革”，他那時候是中國科學院的秘書長、黨組副書記。“反右”時，他當秘書長，珍惜人才，抵制把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運動，整個科學界的著名學者，好像沒有一個人劃爲“右派”。“文革”時期，他也挨整，但他還是力所能及地保護科學院的科學家，使他們免受批鬥。這個人是才子，也愛惜人才。

　　農村改革時期，老杜當國家農委副主任，主任是他在中南局的老搭檔王任重。王任重對“包産到戶”不贊成，當然，那時中央有些高層領導也不贊成。老杜有“四大自由”的思想，支持“包産到戶”。這樣，他這個副主任就很難當。不過，老杜很有智慧，也很沈著，一步一步尋找突破口，慢慢地就把“包産到戶”的口子給撕開了。後來又陸續主持起草五個“一號文件”，將“包産到戶”在全國推廣起來。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說，他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推手。

　　老杜這個人，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退下來以後，他思考的問題很多，關于中國農村的發展動力，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等等。我們請他當顧問，可以讓老人多發表觀點，也可以得到一個“政治高參”。

　　杜導正所羅列的杜老的“履曆”，那樣生動，簡明扼要，讓我印象深刻。所以，當我聽到杜老在90壽辰答謝辭中說自己“苦勞多，功勞少”時，不禁莞爾：這老人家真是太謙虛了。

　　磚塔胡同杜老的辦公室，不寬敞也不明亮，台燈需要常明才能融化一些灰暗；老人家坐擁書城，倒顯得他有些矮小了。辦公室最引人注目、可能也比較貴重的物品是一把鑲嵌著玉石的躺椅。杜老說，他不知道是玉石還是石頭，但很珍貴，因爲這是與他素不相識的農民送給他的。“這是農民對我老杜工作的一點肯定吧。”老人家淡淡地說。

　　杜老愉快地接受《炎黃春秋》的邀請，從2000年開始至今，一直是我們的顧問。他不是那種“顧而不問”的人，大到爲我們辦刊出謀劃策，小到約稿子，兢兢業業。以至于有人說是他在辦《炎黃春秋》。記得在一次會議上，杜老還特意說：辦炎黃的，不是我這個杜，是我的同鄉，那個杜（他指著杜導正說）。“那個杜”說：“是倆杜。你是顧問嘛。”倆杜孩子式的對話，引起在場的人哈哈大笑。

　　而對我來說，自從這次與杜老相見之後，就一直把老人家看成曆史“活化石”。無論是自己寫作還是編稿子，遇到問題就向老人家請教。此外，關于農村改革的曆史，他也接受了我多次正式的采訪。

　　在杜老90壽辰時，杜老的老部下劉戡在發言中說，國務院一位領導說過，杜老一生是不順的。1955年不順，1980年代後期不順。在這“兩個不順的年代”，杜老“同樣是光輝的，同樣是值得紀念的”。

　　由此，我再琢磨杜老所說的“苦勞多，功勞少”的話。所謂“苦勞多”，大致是指這兩個不順的時期，付出勞動卻得到相反的結果。但是，從曆史上看，這種“苦勞”又何嘗不是曆史進步的一份“功勞”？至于“功勞少”，但就他十年不遺余力的進行農村改革，就是杜導正所說的“大功勞”。

“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

　　自1935年杜老參加革命後，他70多年的政治生涯就與中共的曆史相伴隨。而就中共曆史來說，“左”、“右”之間，往往成爲一條評判這個組織成員的一條線，一直持續到“文革”期間的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應當說，中共在延安建立政權後一直到1949年，除了延安整風審幹以及土改時“左”傾之風盛行過，其他曆史階段還基本平穩。但是，1949年至“文革”20多年來，就“左”風不斷，這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有過結論的。

　　作爲中共的成員尤其高級領導幹部，身處“左”、“右”漩渦中如何取舍？我接觸到的大多數老人在回首往年的時候，大致會有一個“黨正確我正確，黨錯誤我錯誤”的總結；換句話說，是黨“左”的時候我“左”，而黨“右”的時候我“右”——這是組織對成員的要求的結果，不必以“事後諸葛亮”的曆史虛無主義方式加以苛責。但是，唯獨杜老能夠說出或者說敢說出“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這樣的話，這本身就是杜老政治生涯中不同于他人的亮點，值得後人銘記。

　　1947年開始的土改運動，“左”傾之風開始擡頭，尤其是消滅富農的政策爲甚。杜老卻提出“四大自由”，這是太明顯的“右”了。多年後杜老反思土改說，在土改中消滅富農的政策需要重新評估，“我們應承認，當時土地改革對保護勞動者財産利益，沒有嚴格依法執行，留下了不利影響。中國長期的皇權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産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這是對當年“左”的做法更深切的反思。

　　接下來就是1955年。毛澤東對農村工作部所下的“小腳女人”的斷語，是對杜老“右”傾的最好的注解。那時，杜老對毛的做法有意見，就跟農村工作部副主任陳伯達說，卻遭到了陳的批評。杜老說：“陳伯達批評我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而我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我給他留下一個很不謙遜的印象。那時我剛從下邊上來，比較愣，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1956年，杜老因“小腳女人”的“右”被貶到中國科學院，1957年就迎來了給知識分子造成滅頂之災的“反右派運動”。杜老不長記性，還是繼續“右”。曾經在他身邊工作的吳明瑜在他90壽辰的發言中，著重追述了杜老在中國科學院這一段的曆史。他說：

　　1957年反右鬥爭時，張勁夫、杜潤生同志主持起草了一個文件：“在反右鬥爭中如何對待自然科學家的政策界限”，實際上就是提出一個明確的概念，要保護自然科學家。這個文件經過中央批准下發。在中科院北京地區，貫徹得很好。當時中科院在北京地區的自然科學家沒有一個打成右派的。當時很有名的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牽連到六位教授：錢偉長、曾昭掄、華羅庚、童第周、陶孟和、千家駒。錢偉長在清華被打成右派，曾昭掄在教育部被打成右派，但陶孟和等在中科院的一個都沒有被打成右派，都保護下來。在那個時候這是很勇敢的。

　　因爲反右，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就歸入到“資産階級”那一類了，成爲接受改造甚至人民專政的對象。杜老對這樣的定論有意見。他在反右那年訪問蘇聯，年底回來後即給中央寫報告，陳述自己的意見。吳明瑜說：杜老在報告中“認真地分析了蘇聯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教訓，指出列甯特別是斯大林，對知識分子大量的殘酷打擊，認爲我國不應當照搬蘇聯的做法。”

　　但是，從1957年開始，反右鬥爭、紅專大辯論、大躍進，一路下來，知識分子全方位的遭到歧視、打擊。根源就在于知識分子是資産階級的屬性的定論。杜老一直想盡可能的改變這種定論。

　　1961年，杜老在主持“科學工作十四條”起草時，爲了能爲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的結論改變打開一個小口子，他煞費苦心的提出了一個“初步紅”的概念。吳明瑜說：“初步紅”，“就是認爲我們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已經初步紅了，那時候紅透了不能說，初步紅了，所以他不是資産階級。用了這個概念，叫初步紅，這個概念非常好，在那個條件下，極不容易啊。最後中央通過，叫一切有知識分子的部門都要執行這個政策，就是這個道理，肯定廣大知識分子初步紅了。有了這一條，才有1962年周總理、陳老總在廣州會議上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有了這一條，才有1978年科學大會鄧小平重申中國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是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是我們自己人”。

　　鑒于1958年、1959年的狀況，杜老還提出學術工作、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不要隨便把學術問題、學術上的爭論，上升爲政治問題，然後政治問題上升爲敵我問題，這一下子就搞亂了。一時搞不清楚的問題，一時搞不清楚的爭論，都暫時歸于學術問題，先把它穩定住。當時能夠大膽地提出這樣一種政策來，極其不容易。所以，杜老是一個思想家，是一個不斷在創新的理論家。

　　即使“文革”開始後，杜老還是盡自己所能，來保護知識分子。經曆了十年“文革”，杜老依然不改其“右”。初回農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勸，要杜潤生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搞包産到戶。那時,在高層，包産到戶依然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爭議問題。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老借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産到戶。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麽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産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産、包肚子，兩頭有利。”但在隨後召開的中央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只要群衆要求就允許包産到戶”這條原則。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澤東一起戰鬥過的老同志，會議休息當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說：“包産到戶，關系晚節，我們有意見不能不提，留個記錄也好。”

　　接受我的訪問時，杜老談到這一細節，還是很感歎，長期以來的極左思潮的影響，很多人還是在“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框架內思考問題。意見嚴重不統一使得會議無法繼續。杜老就和胡耀邦、萬裏商量對策，他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後來著名的75號文件。

　　杜老回憶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在條件下，群衆對集體經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産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産到戶的，可以包産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由此開始，中國農村改革全面開啓。

　　在中共體制內，“甯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1957年反右派時，毛澤東把“左”傾和“右”傾錯誤反複作了比較，並說了一段此後在黨內被奉爲圭臬的話。他說：“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爲黨爲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這種片面性，他們就會大進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爲他們的思想是資産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們向往資産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強調說：“真正的教條主義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爲他們要革命。”

　　由這段話開始，基本上形成了這樣的“定律”：“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是策略問題，“右”是方向問題；“左”是內部矛盾，“右”是敵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傾思想則比較危險。在此後的歲月中，這種意識不斷得到強化。

　　在黨內生活了多年，杜老不是不知道這些“定律”，但他是從自己的思考出發來做事的。這一點很了不得。吳明瑜概括說：“所謂老右、老右者，正是因爲那是極左路線，才看你是右了，其實你是走了正確的道路，那極左的人總是歪著脖子看你，總覺得你右了。幾十年的曆史證明，杜老走了一條非常正確的爲民造福的道路。”

　　“徒子徒孫多，對立面少”

　　在杜老90壽辰的會上，周其仁在發言中說：“大概幾年前，像我們這些當年有幸在杜老指導下從事過農村研究的人，好像得過一個稱號，據說原話是這樣的，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不是一個很雅的稱號。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場合講，這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對我們的一個恭維。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稱號，能讓我們引以自豪。”

　　周其仁充滿激情的語言，引得在場一片掌聲,杜老也頻頻點頭。那天到會的“徒子徒孫”很多，周其仁之外，還有王岐山、林毅夫、張木生、翁永曦等等。這掌聲表明，他們與周其仁一樣，都爲這個“不雅”的稱號而感到自豪。

　　1981年2月11日，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鄧力群和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的杜潤生的支持下，一個自發的研究小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在北京大學的專家招待所正式成立。

　　這個自發的研究小組的成員陳錫文、鄧英淘、周其仁、杜鷹、陳一谘、孫方明、張木生等人，大都是“文革”的知青，對農村比較熟悉，面對著“包産到戶”初期的形勢，他們自發成立研究小組，以中國農村問題爲研究目標。

　　會上，杜老說：“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業還是落後的自然經濟，中國就不會有現代化”，他還對這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說，要記住，“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周其仁在回憶到這段話時，說這話多少年後都忘不了。

　　198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做出一個決定，“用幾年時間，從農村插隊考上大學已經畢業和即將畢業，願意今後長期從事農村發展調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選擇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家有關農村研究機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的農業機構、農業部以及商業部的農村商業機構等單位，從各個側面互相配合，共同對農村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建議。”當時的目標是，出一支100人到200人的隊伍，先給100人的編制。高層決定，把這批人放在社科院，第一批50個編制放在農經所。

　　這些熱血的年輕人，開始爲農村改革而四處調查，爲起草中央文件准備材料，像周其仁、陳錫文等人直接參與了“五個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5年年初，發展組這批人開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剛剛籌辦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包括陳一谘、王小強、楊冠三、白南風、宋國青等人。陳錫文、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白南生、羅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繼續農村研究。1985年4月，發展組編制正式從社科院農經所轉到杜潤生領導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1986年，“中國農村發展研究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長），由杜老直接領導，這些人也成爲外界所謂的“杜潤生的徒子徒孫。”

　　受杜老影響，這些“徒子徒孫”們，或者通過學術研究，或者通過政策決策，繼續推進政治、經濟各個領域的改革，直到今天——他們的年齡當在50歲－60歲之間，有的還身居高位。而且，直到今天，杜老和這些“徒子徒孫”們的友誼還繼續保持著。杜老90誕辰時，來了那麽多“徒子徒孫”；今年，是杜老的頤壽之年，從去年開始，這些“徒子徒孫”們就開始籌辦。他們是以這種方式，薪火相傳著杜老的思想和理論。

　　很多“徒子徒孫”回憶起在杜老指導下工作的感受，較一致的一條是：杜老容忍、寬容，善于聽取不同人的意見。

　　張木生在回憶中說：

　　杜老主張“道並行而不悖”，見仁見智，互擅勝籌，彙合各方主張，相互容納，各家見解雖有不同，但經過論辯，即爲集思廣益，必能激蕩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謂“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禮記·中庸》）。對集體經營、包産到組和包幹到戶，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爭論的雙方也就此盡釋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從此，包産到戶一發不可收，如燎原之勢，而觀點不同的人們，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相謀”，沒有上綱上線，不受路線鬥爭之困。這之後，實踐中，産量說服了方向。

　　周其仁在杜老90壽辰發言中說：

　　“杜老是對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都有興趣，都能夠敞開聽的人。他是真正的所謂聽不同意見的人，主動聽不同意見的人，對不同意見像生理需要一樣，不是做給別人看的。他能在不同意見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間，找到什麽地方可以往前走一步，真正去解決問題。”

　　與杜老相知的吳象也在發言中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這個容字、大字。而且這不完全出于性格寬厚，更多的是出于理性的思考。”

　　當年曾和杜老一起工作的劉戡在發言中，將杜老這種政治智慧用“縱橫折衡”四個字來總結。他說：“就是要照顧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況、不同認識，取長補短，盡量兼顧，以利于政策的出台。”

　　陳錫文更舉出一個極爲生動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他說：他曾經對杜老提出過一個雙層經營的說法不以爲然。在起草1983年1號文件的時候，他在電梯裏隨便向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說這個雙層經營，我不是很贊成，我說農民這層是經營，村裏這層好像不是經營。結果杜老當時跟我說了一句，回想起來到現在21年了，在電梯間裏說的一段話，依然在耳邊回響。”杜老說，“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

　　陳錫文感歎地說：“農村經濟體制能夠比較順利的推進，而且在一種似乎沒有發生很大的社會震蕩的情況下就把農村的財産關系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方向捋順了。但是，假如當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幹到戶的結果會長出一大塊個人財産的話，那農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杜老當初提出雙層經營，確實有著非常深刻、非常強烈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考慮，這才得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將農村改革順利推進。”

　　杜老這種“有容乃大”的氣魄，這種“能在不同意見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間”的政治智慧，使他將很多事情一一化解，舉重若輕。1980年75號文件中，加上前面提到的那段話，是政治智慧；張木生提到的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這應該是中央文件中“後無來者”的新鮮寫法，也是政治智慧；起草科學十四條時所使用的“初步紅”的概念，更是政治智慧。

　　因爲有這種政治智慧，杜老政治場域中的“對立面”，也大大減少。整個上世紀80年代，雖然沒有此前的政治運動，但一年右一年左的形勢也常常使一些高層領導幹部深陷其中，但杜老無論是“清除精神汙染”還是“反資産階級自由化”，都沒有受到大的波及。

到醫院探望杜老

　　杜老住院已有一段時間，他身體如何？能否出席有關人士准備在7月爲他舉行的頤壽慶典？這是很多人關心的事情。我的老領導杜導正就常常和我唠叨老人家。5月28日，杜導正終于和我相約，一起到北京醫院探望老人家。

　　杜老坐在輪椅上，帶著鼻飼，“多病所須惟藥物”，但是，精神矍铄，思維清晰。他看到我們後，臉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我們向他問候時，他有時候雙手抱拳表示感謝，有時候調皮的舉手敬禮。

　　田紀雲爲杜老的頤壽壽辰寫了一條幅“壽比南山”，讓我們帶給他。展開後，杜老很高興，他指著田紀雲的簽名，嘴裏發出了高興的聲音。看後，他自己將字又卷起來，交給身邊的人。

　　杜老耳聾已經好久了，現在說話也困難。當我跟他握手時，他雙目有神，盯著我看。顯然，老人家想表達什麽。我猜想，老人家是不是還在想著他的“兩個懸念”？

　　在杜老90壽辰上，他在答謝辭中說：

　　“我現在心裏有兩個懸念，也就是面臨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在腦筋裏面放不下去。第一個是減少農村人口，組織好人口的轉移，如能在本世紀中期，轉移出2億農民，使農民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現在有9400萬人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擺動，有關城市要把這些人安排好。第二個，農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經驗，農民必須有個農民協會。我們曾向小平同志建議過，當時他說你們這個意見很重要，我要考慮，看三年，如果三年下來，大家都同意，那時候你再提出來，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時候，‘六四’風波來了，顧不上這件事。現在我把願望移交給諸位，我希望十五年內解決這個問題。”

　　如今，十年即將過去了，杜老這兩個“懸念”依然是懸念。若老人家還能夠講話，在頤壽慶典上，我相信，他一定還會提到這兩個“懸念”。因爲這是他晚年深深思考的問題，也是“在腦筋裏面放不下去”的問題，也是他在有生之年想看到的現實。

　　幸好，杜老精神還好，身體也不錯。我相信，杜老頤壽壽辰後“相期以茶”，不僅僅是祝詞，而是現實；若他老人家能夠講話，我想，他一定還風趣幽默的說：“到我這裏一百歲了還不死，還得活幾年”。

　　因爲，爲了看到這兩個“懸念”變成現實，老人家也應該將生命延續下去！

智慧老人杜潤生和他的門生

　　杜潤生，1913年7月18日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縣人，1934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他是中國共産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曆者，被譽爲“中國農村改革之父”。

　　101歲的杜潤生如今住在北京醫院的病房裏，幾乎沒有了聽力和視力，外人的探視和來訪已經基本上無法打擾老人甯靜的世界。站在病房裏，看著安詳的老人，讓人不禁想問："無聲的世界裏，老人是否會想起當年他帶領一批生龍活虎的年輕人揮灑熱情和智慧，把包産到戶推向全國，主持起草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九號院往事"。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年和他一起書寫曆史的年輕人沒有忘記。"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無山頭卻門生遍九州。"

　　有關杜潤生的采訪，翁永曦從這幅杜潤生生日時他送的對聯開始說起，認爲曾經的領導和老師在這兩個方面有過人之處。這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曾經的改革四君子之首，告訴鳳凰財經，"當時對聯送過去挂在宴會廳裏，大家都說概括的好，王岐山去了一看，就說老翁這是你寫的吧"。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杜潤生先後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認爲中共黨內最資深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專家，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決策者和親曆者，被譽爲"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關于農村改革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于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完善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時曾經和杜潤生密切接觸，並被他推薦爲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說，杜老最輝煌的一頁就是農村改革，農村改革顯示了他卓越的智慧和領導藝術。"他想出"責任制"這個詞來，包産到戶、包幹到戶用責任制這樣一個非常中性的名詞，把反對的贊成的不同意見逐步地趨向一致，居然就把當時整個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撬翻了，這是不得了大智慧，是杜老的過人之處。"

　　習近平、王岐山都是他的門生

　　杜潤生的另一個過人之處是沒有山頭卻門生衆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當時吸引和聚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

　　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王岐山、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強、張木生、溫鐵軍等自不必說，1982年，習近平去河北省正定當縣委副書記、劉源到河南新鄉當副縣長、翁永曦到安徽鳳陽挂職，都面臨著農業、農村、農民諸多現實問題的困擾，也都得到過杜老熱情耐心的指點和幫助。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劉鶴，當年到美國留學，也是杜老寫的推薦信。"在我看來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門生，不知道他們認不認，反正我了解的曆史是這樣。"翁永曦如此表示。

　　他認爲，"杜老門生"是個廣義的概念，不僅年輕人，就是單位裏很多五六十歲的老幹部，甚至一些當時已是省部級領導的老同志，也視杜潤生爲師，視自己爲他的學生。

　　"1981年2月，北京大學招待所召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大會，鄧力群杜潤生到會致辭。說是"大會"，不過三四十個回城知青，一群"藍螞蟻"白丁。"多年以後，中國稅務雜志社研究員王小強回憶當年圍繞在杜潤生周圍的年輕人成立著名的農發組的情景時如此表示。他感歎，論官階，除了陳一諮當過公社書記，連比科長還小的股長都沒有一個；論學曆，除了羅小朋考上研究生，最高不過大學本科在讀。當時，鄧力群任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杜潤生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黨中央核心智囊高官親自出馬，大張旗鼓，支持一個自發的民間組織，如此特殊，就是放到今天，也絕無僅有。

　　

　　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現已圍牆高聳，門口警衛荷槍挺立，變成某國家領導人的住處。

　　從四面八方上山下鄉回京的年輕人，在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的指點下，探索著改變中國廣袤農村面貌的道路。當年他們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號院，也因爲出台諸多影響巨大的改革措施而聞名于外。在那個神秘、簡樸的院子裏，年輕人們毫無顧忌地施展著他們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覺中已經將自己的意見直達高層。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將之總結爲九號院得人心的根本。這裏信息無礙，機要室也可以進去查閱文件，絲毫沒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級的農研室，年輕人往往突然發現，自己被重用了。1982年的某一天，翁永曦被杜潤生叫去談話。他忽然被告知，自己已被中央任命爲農研室的副主任了，就這樣當年只有34歲的翁永曦成爲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轟動一時的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翁永曦認爲，在鼓勵和起用年輕人方面，杜潤生主持的九號院在當時的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中是首屈一指的，沒有哪個部門能夠做到像杜老那樣大膽、放手。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反複強調，當時他只是那個團隊的一般工作人員，和杜老接觸的機會不是很多，但是說起當年的工作他仍是如數家珍。他當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潤生對農村調查的重視程度，幾乎所有的人，不論是當年的精英骨幹，還是普通工作人員，只要你下鄉了，調查研究中你認爲有問題，都可以隨時找杜老去談。

　　他說，八十年代在九號院形成的這種從上到下對調查研究的重視，乃至于造成當時中央組織部，包括當時的中央領導胡耀邦都會把各地准備提拔的第三梯隊的年輕幹部，成批的送到中央農研室，分插到各個組，跟這一幫年輕人一起搞調查研究。"這些年輕幹部後來很多當了領導幹部，當年是跟我們一起調查研究，沒有大小之分。"

　　當年杜潤生創造性地在九號院采取了小組制的安排，組是一個局級單位，但是年輕人可以當組長、副組長，局級的老同志可以當組員，各地的這些准備提拔到省級崗位上幹部也被安排到組裏邊跟大家一塊搞調查研究，而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間所有人發表意見都是沒有任何級別概念的。翁永曦告訴鳳凰財經，對這些桀骜不馴的、自命不凡，充滿激情、胸懷天下的年輕人，杜老不靠封官許願、物質激勵，而是給他們爲農民辦事、改變現實的機會和平台，引導他們投身改革洪流，在變革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這個不簡單。

　　這種機制下，某年春節過後，剛回農研室上班的幹部就被叫去聽一場彙報，到會議室一看，是習近平、劉源、萬季飛等人，都是從中央到基層任職的高幹子弟，在聯絡室的蔣中一看來，"他們無所顧忌，敢講真話，不像地方幹部，報喜不報憂。"。

　　後來，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中提及這段特約研究員的經曆，"每年一號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們幾個(習近平、劉源、陸學藝、翁永曦)請過去，先讓我們講，農村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幹部參加。"正是早年這樣的經曆，翁永曦寫出了杜老"無山頭卻門生遍九州"的聯句。

　　杜潤生的大女兒杜霞記得，在九號院時代，杜潤生和王岐山的辦公室分別在相鄰的兩排平房，王岐山的辦公室是另一排中離他父親最近的一間。在翁永曦看來，王岐山想做事、肯用心、講方法、有擔當、不按常理出牌，人們對他的工作可以有很多期許，被杜老器重。

　　溫鐵軍則告訴鳳凰財經，當年杜潤生不讓大家叫他杜主任，從他那兒開始到下邊的部長，哪怕在省裏面當省長書記的，到杜老這兒來原來的架子全都沒有了，都跟大家打成一片，就得是老張老李。即使是現在，長期在杜潤生身邊工作過的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名譽會長余展接受采訪時，仍然不時地稱呼杜老爲"老杜"或者"老頭"。"所以這個地方相對來講算是一個最沒有關系的地方"。因爲沒有世俗的關系、界限，大家都在盡其所能發揮自己的特長。溫鐵軍認爲，九號院是整個中央國家機關當中最有活力和生氣的地方。也有人說九號院是當時中國農村研究和決策參考的"黃埔軍校"。

　　當年的年輕人，現在許多都已成爲中國農村政策乃至整個國家政策決策的重要人物，如王歧山、陳錫文、林毅夫、周其仁、杜鷹等等，溫鐵軍初涉三農就與這些人在一起。杜潤生90歲壽辰的會上，周其仁在發言中說："大概幾年前，像我們這些當年有幸在杜老指導下從事過農村研究的人，好像得過一個稱號，據說原話是這樣的，這批人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這不是一個很雅的稱號，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場合講，這是很了不得的對我們的一個恭維。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稱號，能讓我們引以爲自豪。"

"當時很多年輕人對現實有很多不滿，但是問題在于如何去改變，

　　曾經和王岐山一起陪同杜潤生調研的王小強回憶第一次見到他時就被"招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他因爲寫過一篇《農業社會主義批判》已經小有名氣，並且聽說杜欣賞他的文章，而且准備調他去農委。沒想到見面時杜潤生沒有贊揚他，而且一席話說得他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接腔。"你批判得淋漓至盡但你想過沒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樣把中國農村搞好"杜潤生如此問王小強。

　　"第一次面見久仰的杜潤生我一句話也沒說出來。從那以後有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朋友說我被"招安"了甚至懷疑我動機不純"想當官"。"多年以後他回憶這一幕時表示，"真正做到執政爲民並不容易，站在岸上指手畫腳這裏毛病那裏失誤不等于能把中國農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設身處地站在決策者的角度去思考、去調查研究，不僅道路性質而且戰略政策甚至關鍵性的操作步驟。"王小強表示，至今偶爾邂逅不甘沈淪的年輕人，對現實不滿的時候，每每會回憶起杜潤生當年"招安"他的情形。

　　在翁永曦看來，杜潤生把年輕人對現實的不滿引導到尋求改變現實的方向上去，即使在今天，仍然很有現實意義。"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完了，各種意見都有，也不見得都贊同，對中央決定有抨擊的，有指手劃腳的，我聽了都有道理，但你像杜老問王小強那樣，假如你是習近平，怎樣治理中國？也許很多人都會被嗆住。"翁永曦認爲越到高層，作決策的回旋余地就越小，方方面面權衡之後，給出的選擇極其有限。

　　溫鐵軍還表示，當時杜潤生有意識地在各種各樣的政策討論中讓年輕人表達意見。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討論化肥專營的問題，在主張專營的商業系統的領導說完之後，他特意要求下去調查的年輕人發表意見，"我們說出來的意見就和商業系統的不一樣了。"

　　張木生還曾經回憶起隨杜潤生到中南海彙報糧食問題的情景，當時一位青年人很衝動地說：你們中央想什麽呢？我們提的數據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複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 "走出中南海，我以爲杜老會批評我們張狂。沒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地樂："我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小家夥爲我們這些老家夥投石問路。"

　　女兒眼中的工作狂

　　

　　相比弟子們的回憶，杜潤生的女兒杜霞告訴鳳凰財經，在她印象中，父親基本上沒有過工作和生活的區別，從小的印象就是，爸爸回到家一直在工作。印象中永遠是爸爸桌子上的東西不能動，爸爸工作的時候不能吵，爸爸的電話不能聽，爸爸來了客人不能打擾。 爸爸和客人談事請，也往往是低聲的、非常機密，她都不好意思在旁邊。

　　從女兒的角度看來，父親只有和那幫當年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老朋友們遊泳的時候才算真正的放松休息。後來因爲年齡漸大、身體不好，父親遊泳的愛好只得停止。

　　杜霞告訴鳳凰財經。他決定不再遊泳的時候特別傷心，好在他又有了新的運動打網球，當時他們那幫一塊遊泳的老頭都改成一塊打網球了。

　　96歲之後，杜潤生身體狀況變得不好，只能長期住院，不過仍然會常想起這幫多年的右派朋友。杜霞回憶“有一年父親過生日，我把他從醫院"偷"出去見了下這幫老朋友，老頭非常高興，一眼沒看見他拿起紅酒就喝。”而那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能喝酒了，有了這麽個小插曲，她再也不敢私自張羅讓父親給老朋友聚會了。

　　杜霞的描述中，雖然忙于工作的父親和女兒很少有大多數父女之間的天倫之樂，但是父母之間關系一直很好。父親有過兩段婚姻，但在六十多歲離婚後，仍然常去看望母親，而且會關起門來說很長時間悄悄話。

　　相比之下，近年來杜老身體不好，作爲女兒的她反而接觸的更多了。父親甚至能常常表現出在親人面前才有的小性子，老小孩似地撒嬌，甚至提出拔掉醫療器械管子等 "無理"要求。

　　杜霞說，雖然老人已經幾乎沒有聽力和視力，但還是會根據不同的來探視的人有不同的反應，對熟悉的弟子表現出親熱，甚至會在王岐山來的時候輕輕地抱抱他。

　　兩三個小時的采訪中，杜霞反複強調父親沒有什麽有趣的事，就是工作。倒是早年和杜潤生接觸頗多的翁永曦曾回憶起在老師家吃飯的情景。1980年下夏天某個周末的上午，杜老約他去家裏談事，中午老爺子說："在我這裏吃飯吧。"翁永曦回憶，當時他還納悶兒，誰做飯啊。沒想到老爺子拎一口小鍋，拿荞麥面拌水一通攪，然後傾斜著往煮開的水裏用筷子一點一點撥，告訴他說；"這叫撥魚兒，我們山西的農家飯。過去在太行山打仗，後來文革挨鬥，我自己弄飯吃，就吃這個，簡單。"

　　還有一次，他隨杜老去太原出差，晚上散會後逛小吃街，聞著各種家鄉小吃的香味，老爺子不挪步了，"咱們吃一碗吧。"翁永曦攔著說不衛生，老爺子卻樂了："沒事，天黑，看不見。"

　　不裝錯口袋、不上錯床

　　

　　九號院的農村政策研究室解散之後，曾經的徒子徒孫們散落各處， 2002年，杜潤生90歲生日，在曾經起草過一號文件的京西賓館，他們再次相聚。杜潤生說："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可喜的是，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

　　他不會預想到，若幹年後，曾經的門生王岐山已經成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成爲中共打擊貪腐的最高領導者，人們對他治下的中央紀委反腐的力度和決心也有著很大的期待。

　　十多年後，再次提起這句話，曾在他身邊工作多年，主持編制多本杜潤生著作的余展則提起多年前發生在杜老和門生之間的一次有趣的對話。當年一位杜潤生的門生，如今已是相當級別的領導（應采訪對象要求隱去姓名），調到省裏面去工作前來跟老頭告別，面對杜老嚴格要求自己的叮囑時曾表示，至少會把握住兩條，第一不裝錯口袋，第二不上錯床。杜老聽完哈哈大笑說，"對，這兩條好好把握。"而在杜老看來很多人就是因爲沒有做到這兩條而出了問題。

　　余展說杜老一直對錢沒有任何概念，甚至因此發生了一件轶事。已經90多歲的杜潤生，打車去單位，到了位于北京西四附近磚塔胡同的辦公室之後，渾身上下只找到十塊錢，出租車司機死活不願意，最後還是門衛解圍，司機看在老頭這麽大歲數才罷休。余展告訴鳳凰財經，當天因爲司機生病，沒有按時接他上班，他就自己出門打車，沒想到身上沒錢。

　　不僅是自己對金錢完全沒有概念，杜潤生當年最輝煌時期主政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也是完全沒有利益的部門。一直深入研究三農問題的溫鐵軍表示，當年的九號院在農村改革領域的貢獻，除了杜老起作用和他領導下的老中青幹部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當年中央可以設立超部門的政策協調機構，這是一個完全沒有利益的部門。比如說金融、流通、工業，物資，技術、科學等和農業有關的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唯獨這個部門沒有利益，雖然它小，但是可以協調七個涉農部級單位，而這些在今天仍然具現實意義。溫鐵軍指出，現在的一些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代表自己利益的部門就只能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溫鐵軍告訴鳳凰財經，作爲工作證上印著"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國家機構的工作人員，上街甚至沒有錢吃自己想吃的東西，還曾經想過給人做家教掙點外快。他開玩笑說："工作人員窮成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當然會有利于窮人"。

　　多次參加杜潤生外事活動的劉志仁則回憶說，在杜潤生參加的外事活動中，外國朋友出于禮節和尊敬送給他的禮物，他總是要求隨行人員登記造冊，決不歸爲己有。記得杜老訪日的時候帶回幾大箱子禮品，要求全部交公，一些難以長期保存的食品就送到食堂，請工人師傅品嘗。由于嚴格按照國家規定處理涉外禮品，除貴重物品上繳國庫外，當時農研室一些沒有出國機會或不參加外事活動的人，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廉價分到禮品。

化繁爲簡大智慧

　　在翁永曦看來，杜潤生門生衆多之外，另一個過人之處是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農村經濟改革中表現出來的卓越智慧，他把這種智慧概括爲"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

　　12月的北京，已是真正意義上的冬天。西皇城根南街九號院附近的空曠清淨，更添加了冬日肅殺的氣氛，讓人有種遠離城市喧囂的錯覺。這個挂著禮王府牌子的大院子，臨街的兩個門都是大門緊閉，東面較大的門還有武警站崗，另一個較小的紅漆大門雖然看不到武警站崗，但是只要有陌生人走近，緊閉的門後就會走出武警，說此地不對外開放，請您盡快離開。

　　不了解那段曆史的人，或許很難想象，這個如今看上去頗爲神秘的院落，曾經在三十多年前那場如火如荼的改革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改革者杜潤生，主持起草了著名的"75號文"和五個"一號文件"。把奠定三十多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和隨後一系列有利于農村發展和農業生産力解放的政策正式寫入中央文件，並得到高層認可。其間，杜潤生用他的智慧，把看似不可調和的各方意見歸于統一。

　　有關包産到戶，當時包括高層領導在內，意見並不統一，有人贊同，有人觀望，也有人堅決反對。翁永曦告訴鳳凰財經："杜老能夠以責任制這種表述，把各方面不同的意見歸結形成一個底線共識，這就了不起。""你別把事情搞複雜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大本事大學問，但最大的本事和學問是化繁爲簡。"在翁永曦看來，杜潤生最了不起的、最輝煌的一頁就是農村改革，農村改革裏面最智慧的一筆是把所有的爭論在責任制這個表述上歸于統一。

　　"責任制是個中性的提法，做什麽事情都要講責任。這應該沒多大爭議。農村這塊土地，集體耕作是集體承擔責任，現在把它劃成片，分到戶，你管這塊他管這塊是農戶承擔責任，責任制沒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分。"翁永曦如此表示。"包産到戶"從不被接受，到有前提條件接受，再到最終被各方廣泛認可，成爲改革開放過程中最爲濃墨重彩的一筆。

　　1979年3月，剛成立不久的國家農委召開了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這是杜潤生主持的一次專門討論責任制的會議，參加會議的七省農口領導對包産到戶有支持的，也有反對和觀望的。在杜潤生自述中，提到這段曆史，他表示：會議在上級的幹預下，産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協，一方面繼續宣傳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又說，"包産到戶"不是統一經營，接近單幹，但不同于單幹。特別提到，對于群衆搞包産到戶，"如果一時說不服，也不要勉強去糾正，更不能搞批判鬥爭"。而且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區應當允許包産到戶"。這句話等于批准既成事實，可以說是開了個暗口。

　　而正是這種杜潤生所謂的"妥協"，讓當時在杜潤生領導下工作的段應碧等贊歎不已。他回憶，正是杜潤生想出在"孤門獨戶""邊遠地區"等特殊地區做文章，才給"包産到戶"開了個小小的口子，實質上宣布了包産到戶不是不可逾越的紅線。段應碧在這篇文章中表示："當初包産到戶就是在這句話的鼓舞下逐步蔓延開的。"

　　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比如提出的包産到戶是"雙層經營"，農産品流通的雙過渡，肩挑手扛自行車馱不算長途販運，請幫手、帶徒弟不算剝削，私人企業具有"可塑性"等，都是杜潤生高超智慧的結晶。正是這些看似平常的說法，保證了文件的順利通過，對當時統一認識、推進改革起著極其重大的作用。段應碧回憶說，"我們幾個在他的直接領導下，負責文件操刀的同志，每次都是贊歎不已，我們怎麽就沒有想到呢。"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更是舉出一個極爲生動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他曾經對杜老提出的雙層經營這個說法不以爲然。在起草1983年1號文件的時候，他在電梯裏順口向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說這個雙層經營，我不是很贊成，農民這層是經營，村裏這層好像不是經營。結果杜老當時跟我說了一句話，到現在21年了，依然在耳邊回響。"杜老說，"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陳錫文感歎："農村經濟體制能夠比較順利的推進，而且在一種似乎沒有發生很大的社會震蕩的情況下就把農村的財産關系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方向捋順了。但是，假如當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幹到戶的結果會長出一大塊個人財産的話，那農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杜老當初提出雙層經營，確實有著非常深刻、非常強烈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考慮，這才得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將農村改革順利推進。"

　　因爲有這種政治智慧，杜潤生在政治領域中的"對立面"也大大減少。翁永曦表示，任何一個變革都會侵犯到已有的利益格局，杜老居然能夠使不同格局的代言人，逐步地都贊同或默許他的改革主張，"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是大智慧。

　　當年的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堪把他的這種智慧用"縱橫折衡"來總結，"就是要照顧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況、不同認識，取長補短，盡量兼顧，以利于政策的出台。" 他說。

　　20多次提組織農民協會

　　

　　已經101歲的杜潤生一生關注農村農民問題，在余展看來，晚年他長期住院但仍在關心農民的問題。

　　病榻上的杜潤生，聽杜鷹(右一)和周其仁(左一)談農業問題，聽說糧食連續6年豐收，豎起大拇指稱贊。

　　2010年，老家山西的一個單位想讓杜老題幾個字，考慮到當時他已經98歲，而且身體不好，他們商量就題"關注農民"四個字。"但是沒有想到他寫完後還不撒手，琢磨琢磨又加了一句，"先組織農民協會"，然後才把名簽上。"在場的余展如此告訴記者。當時98歲的杜潤生已經不能吃東西，長期依靠鼻飼，還念念不忘組織農民，足見這件事在他心目當中確實占有相當的分量。

　　此前更廣爲人知的一次則是，2002年在門生們以農村改革座談會的名義爲杜老祝賀90歲生日時，他說還有兩件事放不下，一是轉移農民，再有一件就是組織農民。

　　余展長期負責整理杜潤生講稿和出版相關文集的工作，對他的講話和思想頗多了解，他告訴鳳凰財經，杜潤生念念不忘這個事，在他的公開的講話中，有關成立農民協會就提到20多次，一直到2010年98歲的時候。"他之所以念念不忘這件事，是因爲農民沒有一個組織，提升不了自己的地位，而杜潤生覺得要提升農民的政治地位。"余展表示。公開資料顯示，有關農民協會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杜老就找過小平同志，當時小平同志問他，農村還有什麽事啊？他就提出來，要組織起農民。

　　在這個問題上翁永曦有著和余展幾乎一樣的理解。他說："農民要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有發出自己聲音的組織。我們有工會，有共青團，連戴紅領巾的小孩子都有個少先隊，八億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很荒謬。所以成立農民協會應該不存在爭議。"

　　就是在那次生日聚會上，杜老語重心長地對門生們講："現在有兩個方面還沒有破題，一個是如何用市場機制激勵人，一個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團結人。你們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