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網採趣文《反思抗美援朝战争》
|||
網採趣文《反思抗美援朝战争》
1:重新審視戰爭的另一面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戰爭包括抗美援朝戰爭也是如此。
過去，從正面總結抗美援朝戰爭，我們做得很充分，也確立起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認識。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對于這場戰爭的另一面，也就是戰爭帶給我們的教訓，涉及的並不多，也造成這方面的曆史並不完整。
戰爭教訓，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它同樣是寶貴的戰略財富，甚至顯得更加彌足珍貴，因而我們沒有理由對其忽略甚至“埋沒”。
現在，終于有可能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另一面，做出新的客觀的審視。這不僅是因爲時代發展提供了可能，而且也在于相關曆史檔案的逐步解密和親曆者著述的不斷問世，爲我們創造了更好的研究條件。
這段時間，筆者讀到幾本有關抗美援朝戰爭的著作，其來源都是第一手資料，有的作者即是戰爭的親曆者。書中的內容沒有經過人爲的“歸納”和“過濾”，也披露了以往鮮有提及的史實，由此引發了筆者從另一個角度的反思。
首先應當肯定，抗美援朝戰爭並非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戰爭”。從戰爭的進程和結局看，雖然起始點和終結點都在“三八線”，但中國在這場較量中的勝利毋庸置疑。
勝利的標志主要有兩個。
第一，中國軍隊將對手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重新恢複了戰前的態勢，挫敗了其“北進統一”的戰略企圖，這就是軍事上的重大勝利。
第二，在中國出兵援助下，朝鮮避免了“亡國”和在國外建立流亡政府的危難，得以在戰爭廢墟上重建國家，這就是政治上的重大勝利。
對于這兩條，曆史已經做出結論，也由此形成了國內史學界的主流認識。
但是，從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看，抗美援朝戰爭也帶給我們深刻的戰略教訓。這些教訓的發生，既與當年那場戰爭的時代背景和作戰條件密切相關，同時也是戰爭客觀性的必然産物，因而同樣需要對其加以總結和吸取。
在這方面，有三個重要因素影響甚大，由此也造成戰爭決策的被動和戰爭過程中的重大失利。
其一，中國當時處在東西方對抗的漩渦之中，要想完全擺脫出來很不容易。因而在要不要出兵朝鮮，要不要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問題上，受到時代和形勢的影響很大，以至中國在十分被動甚至被迫的情況下，打了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
其二，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個農業國家與先進工業國家的軍事較量，武器裝備上的優劣程度，對戰場情況和戰爭態勢帶來重大影響。中國軍隊在敵優我劣的形勢下，主要是依靠頑強的意志、勇于犧牲的精神和靈活的戰略戰術，最終取得戰爭勝利，但也付出沈重代價。
其三，這場戰爭是在異國土地上進行的，中國軍隊以往在國內戰爭中，利用人民的廣泛支援，就地解決戰爭補給和保障的做法，遇到極大困難。由此也形成了“禮拜攻勢”這樣的作戰特點，加之在嚴寒的戰場條件下，非戰鬥減員前所未有，往往嚴重影響到作戰企圖的達成，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戰爭的進程和結局。
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6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之所以要重新審視這場戰爭的另一面，就是要把這些“埋沒”多年的戰爭教訓找出來，讓它們變成富有啓迪和教益作用的戰略財富。
這不僅是完整的總結抗美援朝戰爭曆史的需要，也是借此提高我們戰略決策、戰役指揮和現代作戰能力的需要。畢竟，中國軍隊迄今爲止打過的具有現代化特點的戰爭，唯有抗美援朝戰爭，這就使得與此相關的研究和總結，具有極其重要甚至無法替代的作用。
同時也要看到，朝鮮半島的事情並沒有完，當年的曆史是否會重演，現在誰也無法定論。研究曆史的全部目的，並非是單純“治史”，重要的在于指導現實和啓迪未來，這也是筆者反思抗美援朝戰爭的基本著眼點。
如果我們能夠從當年的戰爭教訓中，吸取那些有益的東西，盡可能減少在未來戰爭中戰略決策和作戰指揮的失誤，盡可能降低在戰場上的犧牲和損失，那麽，戰爭教訓也就真正變成了戰略財富。
2:中國能否阻止朝鮮戰爭的爆發？
1950年6月25日淩晨，朝鮮軍隊在大量坦克和猛烈炮火的支援下，迅速突破“三八線”並揮師南下，朝鮮戰爭就此爆發。
現在追究到底是誰打響了“第一槍”，已經沒有意義，因爲南北雙方都有武力統一的衝動，並且將其視爲民族“內部衝突”。
然而，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卻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統一進程和對外關系。由于美國軍事介入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不僅使大陸“解放台灣”的計劃從此擱淺，而且導致中美在朝鮮半島展開一場殊死較量，中國被迫打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看問題，朝鮮半島爆發的這場戰爭，既影響到中國的和平建設，也妨礙了中國的最終統一，可以說並不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因而也絕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中國爲何沒有阻止這場戰爭的爆發？中國又能不能阻止這場戰爭的爆發？這就是我們今天需要反思的重要問題。
朝鮮半島分裂爲南北兩個國家，這既是美蘇等大國的“戰後安排”，同時又很快受到東西方冷戰的影響，成爲兩個陣營鬥爭的“前哨陣地”。
在此背景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多次向斯大林尋求支持，要求在朝鮮半島發動“統一戰爭”，但斯大林由于顧忌蘇美直接對抗，始終沒有做出明確答複。
促使這種局面發生變化的有兩個因素：一是美國公開宣稱包括朝鮮半島和台灣在內的地區，不再是美國在亞太的“防禦範圍”；二是由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蘇聯不得不放棄對大連、旅順港的長期使用權。爲了尋找替代旅順港的太平洋出海口，斯大林把目光投向了朝鮮半島的四個天然良港，即位于朝鮮的元山，韓國的仁川、釜山和濟州島。
考慮到蘇美在朝鮮半島直接對抗的風險降低，同時更重要的是蘇聯需要在朝鮮半島開辟新的太平洋出海口，因而斯大林的態度有了根本改變，從不置可否轉變爲明確支持朝鮮發動“統一戰爭”。
斯大林態度的這種改變，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把原說好用于援助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大量武器裝備，特別是海空軍裝備，轉而給了朝鮮。蘇聯軍援方向的如此變化，使朝鮮有了發動“統一戰爭”的本錢，卻使中國失去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必要條件，中國領導人對此感到震驚和不解。
就毛澤東的初衷而言，是先等中國解決了台灣問題，實現了統一，然後再騰出手來幫助朝鮮。這種態度，斯大林和金日成都很清楚，但他們卻背著中國改變了這種“順序”。
盡管如此，中國在阻止朝鮮戰爭爆發的問題上，並非無能爲力，甚至可以起到重大作用。這裏主要涉及到兩個環節：
其一，斯大林雖然同意朝鮮發動“統一戰爭”，但又要求金日成征詢毛澤東的意見。從表面上看，斯大林是尊重毛澤東，認爲他對亞洲的情況更了解，但深層次的原因，是斯大林對金日成能否打贏戰爭並不放心，而一旦發生變故，只有依靠中國來收拾局面。在此情況下，如果中國堅決反對，斯大林改變態度並非沒有可能。
其二，朝鮮盡管得到蘇聯的援助，有了海空軍武器和足以組建6個步兵師、3個機械化師的裝備，但缺少能打硬仗的部隊，這是其軍事上的先天不足。爲了解決這個問題，金日成向中國提出，讓解放軍中的朝鮮族部隊返回朝鮮，並在此基礎上組建了3個主力師，這也是其發動“統一戰爭”的骨幹力量。試想，如果中國當時拒絕了金日成的要求，他手上只有武器裝備而無英勇善戰的部隊，朝鮮戰爭還打得起來嗎？
令人遺憾的是，在這兩個關鍵環節上，中國都沒有很好把握。不僅默認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安排，而且也同意讓朝鮮族部隊返回朝鮮，這就使得違背中國意願且並不符合中國利益的朝鮮戰爭，失去最後一道屏障，只能眼睜睜看著它爆發了。
中國既然有可能阻止朝鮮戰爭的發生，爲何沒有通過堅決的努力去實現這一目的？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按照毛澤東的解釋，主要有以下兩條：
第一，中國與蘇聯和朝鮮是“三駕馬車”，那“兩匹馬”都要朝著那個方向拉，中國不好一家人否定他們兩家，尤其否定斯大林。這就涉及到時代的因素。自中國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互助條約》後，中國實際上已經選擇了“一邊倒”的政策，在同爲社會主義陣營的環境中，中國明確提出蘇聯是“頭”，因而對于斯大林的決策，毛澤東很難執意反對，也必須維護陣營內的團結，所以只能默認蘇聯和朝鮮的共同安排。
第二，在朝鮮半島局勢逆轉，中國決策層圍繞是否出兵朝鮮展開激烈爭論時，毛澤東私下曾經表示，就是打不贏也要去，否則蘇聯的大量援助就要落空。很顯然，這也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前，牽制中國難以堅決反對和阻止的重要原因。在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劃清界限”後，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只能依靠蘇聯的支持，如果因爲朝鮮戰爭的事情與斯大林把關系搞僵了，蘇聯原先承諾的經濟和科技援助，勢必要出現問題，這對于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來說，無疑是關乎未來發展的大事情，所以做出妥協和讓步也不難理解。
即便是未能阻止朝鮮戰爭的爆發，但中國也希望將戰爭帶來的風險降到最低，因而提出了朝鮮在前面打，中國在後方幫忙守的建議，以免在戰局發生重大變化時，不至于搞得太被動。
讓中國感到無奈的是，朝鮮戰爭爆發後，金日成已經被暫時的勝利衝昏頭腦，根本不願考慮中國的建議，甚至通報戰況都很勉強。此後，對中國再三提醒要警惕美軍可能在後方登陸的告誡，也壓根沒當一回事。
直到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成功，抄了朝軍的後路，朝鮮戰局急轉直下，朝鮮人民軍幾乎潰不成軍的時候，金日成這才急忙向中國求援，迫使中國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艱難抉擇，打了一場本可避免卻又不能不打的戰爭。
回顧這段曆史，可以肯定的說，中國當年完全有條件、也有可能阻止朝鮮戰爭的爆發，但沒有實現這樣的目的，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曆史條件來看問題。
今天的朝鮮半島，爆發新的戰爭的危險性依然存在，中國作爲近鄰，仍然面臨能否制止戰爭和怎樣去制止戰爭的問題，當年的那種曆史考驗，很難料定什麽時候會再次出現。
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國在朝鮮半島早已不是“一邊倒”，中國對發展朝鮮、韓國的關系同等重視，也反對任何一方生亂、生戰。但這裏依然存在一條“底線”，那就是誰越過“三八線”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誰就是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的破壞者，中國不僅對此堅決反對，而且也必將進行堅決幹預，否則就很難阻止一場新的朝鮮戰爭的爆發。
誠然，中國雖然與朝鮮仍有相關條約關系，但決非是盟友關系，中國也決不會因此而束縛自己。無論是朝鮮還是韓國，誰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我們就支持，誰做不利于和平的事情我們就反對，誰要主動挑釁甚至冒險發動戰爭，那就意味著與中國爲敵，中國也決不會坐視不管。
朝鮮半島安全形勢變化，不僅對中國有著直接的、重大的影響，而且中國也有責任維護半島的和平穩定。正因如此，無論是誰如果還想在朝鮮半島打一場新戰爭，那也要看看中國的立場和態度。以史爲鑒，中國決不會再給任何人重新挑起戰爭的機會，也決不會讓當年朝鮮戰爭的曆史重演。
3:朝鮮半島再有事，中國管不管？
朝鮮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這是兩場既相互聯系又根本不同的戰爭。前者是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進行的“統一戰爭”，後者則是中國爲援助朝鮮而進行的“保家衛國”戰爭。
對于抗美援朝戰爭，當年的決策就有很大分歧，幾十年後依然存在非議和爭論，盡管中國的主流認識對這場戰爭持充分肯定態度，但今天在戰略上進行回顧與反思，仍是必要的。
抗美援朝戰爭，是斯大林和金日成把中國“拖下水”，還是由于美國對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的軍事介入，以至形勢逼迫中國不得不出兵援助朝鮮，以維護中國自身的安全利益，這是正確認識和反思這場戰爭的重要關節點。
關于這個問題，當年這場戰爭的主要決策者毛澤東，曾經有過非常清楚的論述。他說：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作戰的。
事實也正是如此。在朝鮮戰爭的戰局發生重大逆轉時，中國政府曾通過多種渠道表達了明確的立場：如果僅僅是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中國不會管；但如果是美國和“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中國肯定要管。對于這個“管”字，周恩來還專門交代翻譯，要做清楚的表述，這其中也包括軍事舉措。
中國的這種立場不難理解。因爲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統一戰爭”，在中國看來是朝鮮民族的內部事務，如同中國要解決台灣問題一樣，屬于“內戰”性質。但如果外部勢力介入，戰爭的性質就變了，就變成具有侵略性的戰爭，中國當然不會坐視不管，更不會容忍自己的友好鄰邦陷入亡國的危境。
然而，美國卻完全無視中國的警告。雖然美國政府曾經設想在中朝邊境劃定幾十公裏的“緩衝地帶”，避免中美之間的直接衝突，但麥克阿瑟卻根本不相信中國會出兵，不僅指揮“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而且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甚至“誤炸”中國的邊境城市，這就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安全。
更有甚者，麥克阿瑟反複宣稱台灣是美國“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在他的鼓動下，美軍不僅公然進駐台灣，而且派出航母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從而阻斷了中國的統一進程，讓美國公開站到了新中國的對立面，這也是促使中國抗美援朝的重要誘因。
由此可見，中國在這之後出兵朝鮮，發起抗美援朝戰爭，很大程度上是形勢所迫，是美國把中國逼到了這一步，而麥克阿瑟由于當時所處的位高權重的特殊地位，無疑起到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如果說，朝鮮戰爭的爆發，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但抗美援朝戰爭，中國卻主要是爲維護自身安全利益而戰，“保家衛國”就是對這場戰爭的最好诠釋。
盡管如此，中國領導人在做出抗美援朝決策時，仍然經曆了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從1950年10月1日中央開始討論是否出兵，到10月19日志願軍正式跨過鴨綠江，這18個晝夜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寢食難安，曆經多次討論甚至激烈爭論，即便是最終做出決策並下達出兵命令後，又根據情況變化兩次暫緩實行，足見這個決心下得很不容易。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有兩條。
一是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國內百廢待興，急需醫治長期戰爭帶來的創傷。此時要出兵朝鮮，到國外打這一仗，不僅將直接影響到中國自身的恢複性建設，而且對支持戰爭也會帶來諸多困難。
二是中國與美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都相差很大，況且美國還握有原子彈。中國出兵援朝，將意味著與美國進行一場全面對抗，戰場上沒有取勝的把握，中國自身的安全也會面臨巨大威脅。
正是出于上述考慮，中國決策層多數意見不贊成出兵朝鮮，主張能不打就盡量不打這一仗。在這個問題上，林彪的反對意見最具代表性。
在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林彪發表了這樣的意見：“打仗、打仗，我們打了幾十年仗了。十年內戰，八年抗戰，四年解放戰爭，人心思和啊。現在再去出兵打仗，可是不得人心啊。國家剛解放，國內經濟這麽個爛攤子，軍隊的破槍破炮還沒有改裝，還有土匪在活動，自己顧得過來嗎？還出去打。再說，對國民黨作戰我們有把握，打美國的現代化，還有原子彈，我們行嗎？我看中央還是要慎重考慮，穩妥行事。”
林彪還提出，爲了支援一個幾百萬人口的朝鮮，打爛一個有五億人口的中國劃不來，所以他主張即使是出兵，也可考慮“出而不戰”。
面對決策層的不同意見，毛澤東也很焦慮，連續幾天不能入睡，有時晚上連吃三次安眠藥都睡不著。據說在那段時間，他幾天都不刮胡子，顯得胡子拉碴，足見心思之重，思考和決策之難。
但最終，毛澤東還是毅然決然下定決心，做出出兵抗美援朝的決策。對此，毛澤東作了這樣的表示：“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危急，我們站在旁邊看，怎樣說，心裏也難過。”
同時，毛澤東也強調了這樣的考慮：美國如果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然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有困難。
毛澤東還指出：美國有三把尖刀插在中國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從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中國的情況是如此。那麽，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後，蘇聯和朝鮮的決策又是怎樣呢？
在朝鮮戰爭爆發前的1950年5月中旬，金日成在率團前往莫斯科訪問並得到斯大林明確支持後，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又專門來到北京向中國通告訪蘇情況，更重要的是尋求得到中國的支持。金日成此行達到了目的。所以說，中國並非對朝鮮戰爭“不知情”，只是並不掌握戰爭的具體爆發時間。
在美軍實施仁川登陸，朝鮮戰局出現重大逆轉後，斯大林先是建議中國出兵朝鮮，幫助朝鮮人民軍向北撤退和建立新的防禦戰線；其後由于在出動空軍支援問題上反複動搖，難以滿足中國的作戰需要，隨即又提出中國可不出兵，讓朝鮮保留下來的有生力量撤到中國，並在東北建立“流亡政府”，老弱病殘則撤到蘇聯。
此時，朝鮮也派員持金日成的親筆信趕到北京，請求中國出兵援朝。但在中蘇反複交涉過程中，金日成也得知了斯大林的最後意見，並且同意按照這種意見，著手進行撤退安排。
整個事情的轉機，還是在于中國的態度。毛澤東權衡再三，並說服了其他領導人，下決心就是暫時沒有蘇聯的空軍支援，也要按原定計劃出兵朝鮮，這就使抗美援朝戰爭的決策，曆經多次曲折反複，最終形成定局。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4個軍3個炮兵師共計25萬人，利用五個晚上陸續秘密隱蔽的渡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至此拉開序幕。19日傍晚，毛澤東得到部隊已過鴨綠江的報告後，只說了一句：“我睡覺吧”。這次他沒有吃安眠藥，躺下工夫不大就睡著了，“鼾聲很均勻，睡得很香”。
回顧這段曆史，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抗美援朝戰爭決非是蘇聯和朝鮮把中國“拖下水”，而是中國獨立自主的選擇。對于朝鮮戰爭而言，其爆發決非中國所願，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但打一場抗美援朝戰爭，則是中國通盤考慮國際形勢，出于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特別是著眼于維護中國現實與長遠的安全利益，在戰略上主動做出正確的、重大的曆史性抉擇。
在志願軍入朝參戰連續取得第一、第二次戰役勝利後，時任中辦主任的楊尚昆于1951年元旦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主席決定志願軍入朝之舉，實在是英明萬分的、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當時要讓我來決定，我則會偏于‘苟安’”。這樣的心境和看法，在中國領導人中很普遍，他們對毛澤東也更加欽佩。
抗美援朝戰爭的實踐證明，誠如毛澤東所希望的那樣，“打的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中美在朝鮮戰場的這番較量，對于維護中國的長久安全，對于維護遠東的和平穩定，都起到巨大的影響作用，而這場戰爭的勝利，更加印證了一個道理：中國人民真正站立起來了！
從另一個方面看，當年美國在扭轉朝鮮半島戰局後，如果見好就收，打到“三八線”附近就停下來，並且把朝鮮半島的事情與台灣問題區別處理，中美之間完全可以避免這場較量，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也有可能不會發生。但美國的“冷戰”思維和戰場上得勢後的狂妄，卻促使他們做出了另一種選擇，這就逼迫中國不能不堅決應戰。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朝鮮半島至今雖然沒有再次爆發大規模戰爭，但“冷戰”陰雲並未散去，發生新的戰爭的危險性依然存在。朝鮮半島如果再有事，中國還會不會管，還該不該管？如此重大的戰略決策問題，仍然考驗著中國，就是想繞也繞不開。
應當看到，時過境遷，“冷戰”時代已經過去，兩個陣營不複存在，圍繞朝鮮半島問題，有關國家的關系都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朝鮮半島如果再有事，雖然中國肯定要管，但當年“抗美援朝”的曆史卻未必會重演。
中國是朝鮮半島周邊的主要大國，中國的“臥榻之側”，任何生亂生戰情況的發生，都不可避免的要影響到中國的安全發展，也會破壞地區的和平穩定。因此，中國對朝鮮半島的事情，絕不可能袖手旁觀，更何況中國在這裏曾經付出過重大民族犧牲，因而朝鮮半島再有事，中國不僅有責任管，而且有理由管。
然而，怎麽“管”法，現在與過去又有所不同。今天的中國不僅是負責任的大國，而且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強調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國際紛爭，這是中國的基本立場，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同樣如此。中國與美國早已從敵對關系發展爲合作夥伴關系，中國與朝鮮和韓國也尋求建立同等重要的正常國家關系，“冷戰”時期的那些做法，如今已行不通，因而中國始終主張以和平方式、談判方式來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包括朝鮮的核問題。
但是，有一點必須講清楚，朝鮮半島若再爆發戰爭，不會再是“內戰”，而是一國對另一國的侵略戰爭，中國對這樣的戰爭不僅堅決反對，而且也決不會聽之任之。這裏有一個重要界限：那就是誰率先打過“三八線”，誰就是侵略者。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中國不僅將在聯合國框架內積極幹預，而且也會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從維護中國和地區安全利益出發，獨立自主的做出包括軍事舉措在內的必要反應。
如果說，中國看待朝鮮半島問題的立場已經有了重大變化，這個方面就是主要標志。當年，對于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衝突，中國認爲是朝鮮民族的“內部事務”，所以反對外部幹涉；現在，朝鮮與韓國都是主權國家，誰想再搞“武力統一”，那就是發動侵略戰爭，就是與中國和世界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爲敵，中國無論采取何種方式來“管”，都是正當的、無可非議的。
對于這個問題，朝鮮和韓國應當看清楚，美國同樣需要看清楚。如果還想采取當年的老辦法，企圖用戰爭方式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其前景只有一個，那就是重蹈曆史覆轍。
4:朝鮮還會與中國“對表”嗎？
人們常說的“對對表”，是指在時間和行動上的協調一致，政治和軍事上也是如此。
在當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朝鮮與中國“對表”是常態，無論軍事行動還是政治、外交舉措，中朝基本上都是強調步調一致，而朝鮮對中國的意見和決策也非常尊重。
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二次戰役後，朝鮮人民軍經過收攏、補充和調整，已有3個軍團可以投入作戰，中朝兩國軍隊的聯合作戰問題，開始提上議程。
在作戰指揮方面，不公開的組建了中朝軍隊聯合司令部：中方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任副司令員；朝方由朝鮮人民軍次帥樸一禹任副政治委員，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金光俠大將任副司令員，統一協調和指揮中朝軍隊的聯合作戰。
指揮體制問題解決了，但中國和朝鮮還存在“時間差”，即朝鮮的時間比中國的北京時間要快一個小時，這對聯合作戰顯然會帶來很大影響。
爲此，中朝雙方進行了協商。金日成的態度很明確：中朝兩軍聯合司令部司令員是彭德懷同志，就以毛澤東同志的手表爲准，作爲兩國軍隊聯合作戰的對表時間。
在此之後，中朝軍隊在曆次重大軍事行動中，都開始實施聯合作戰和協同作戰，形成了名副其實的“中朝聯軍”。
中國與朝鮮在作戰指揮上是如此，在重大戰略決策和政治外交鬥爭中同樣是如此，而朝鮮與中國“對表”，也成爲很正常的事情。
抗美援朝戰爭第三次戰役，中朝軍隊在打下漢城後，彭德懷果斷下令停止追擊，結束此次戰役。他的考慮是：我軍連續作戰，部隊很疲勞，人員傷亡、彈藥消耗和軍需給養得不到補充，加之戰線已經拉長到將近700公裏，後方供應不上，因而無力再向前進攻。
更爲重要的是，彭德懷看穿了新到任的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官李奇微的詭計，認爲對方敗退並撤出漢城，是有計劃地撤退，其有生力量並未遭到殲滅性打擊，很可能找機會反撲，我們不能上當。
然而，對于彭德懷的決定，蘇聯駐朝鮮大使、朝鮮人民軍總顧問拉佐瓦耶夫大將卻堅決反對，朝鮮領導人也感到很不理解。
在與彭德懷會晤談話時，拉佐瓦耶夫厲聲指責彭德懷：“哪有打了勝仗卻不追擊敵人的？哪有這樣的司令員？”他堅持要中朝軍隊不停頓地繼續進攻，一直打到釜山，將美軍趕出朝鮮。
由于雙方爭執不下，拉佐瓦耶夫發電報向斯大林告狀，彭德懷也將這種意見分歧向國內作了彙報，毛澤東則把彭德懷的報告轉給了斯大林。很快，斯大林有了答複，他在回電中說：彭德懷同志是當代的軍事家，朝鮮戰場的一切軍事作戰行動，都應聽從彭德懷同志的指揮。
隨即，斯大林把拉佐瓦耶夫調回國，並撤了他的職。在此情況下，朝鮮領導人也不好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同意了彭德懷的決定。
時隔不久，李奇微果然如彭德懷所料，推出了他的“磁性戰術”，在對中朝軍隊進行試探性進攻之後，由東到西發動了大規模反撲。戰場實踐證明，彭德懷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朝鮮在這個重要關頭與中方“對表”，也是非常必要的。
隨著抗美援朝戰爭進程的發展，尤其是經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戰役之後，中朝雙方都意識到要把美軍“趕下海”，已經不現實。況且，恢複朝鮮國土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美國和西方國家都有停火的意願，因此中方開始考慮在朝鮮戰場采取邊打邊談、以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抵達北京同毛澤東會面，雙方商定應開始談判並尋求停戰，這是朝鮮與中國“對表”的又一個重要時刻。會談結束後，中方決定派高崗去蘇聯向斯大林說明情況，並聽取他的意見。此時，金日成也提出，希望與高崗一同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同意了這種安排。
在會見高崗和金日成時，斯大林對中朝共同做出的停戰決定並不贊成，他甚至顯得很激動地說：“你們現在打得很好，爲什麽要停戰？害怕打下去的應該是美國人，不是我們。我了解美國人的心理，你們多打死一名美國兵，他們多往國內送回一具棺材，他們國內反對這場戰爭的壓力就越大，最後要停戰的一定是美國人。”
不難看出，斯大林的考慮，還是出于蘇聯的戰略利益。因爲在朝鮮半島持續進行的戰爭，可以把美國的注意力拖在遠東，這對以歐洲爲重點的蘇聯自然有利。
然而，由于中朝雙方通過“對表”，已經有了共識，尋求停戰和以談判解決問題的理由也很充分，斯大林很難強求中朝去改變業已做出的決定。在此情況下，斯大林做出了讓步，表示如果你們一定要停戰也可以，那就試一試吧。
隨後，斯大林先後致電毛澤東，不僅表示贊成停戰，而且強調說：“是您，毛澤東同志應該指揮談判，我們最多可以對某些問題提出建議。我們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聯系，您應該同他聯系。”斯大林的這一態度，等于是把朝鮮戰場戰與和問題的決定權，完全交給了毛澤東。
從這段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抗美援朝戰爭的重大關頭和重要時刻，朝鮮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與中國“對表”，都體現出中國所發揮的主導和引導作用，而朝鮮也盡可能與中國相協調。由此在朝鮮戰場上也形成了中朝雙方並肩作戰，同時在政治外交鬥爭中步調一致、統一行動的局面，這也就是後來被人們形容爲“血盟”的關系。
中朝關系爲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這是因爲中朝兩國有著共同利益，並且政治上相互尊重，尤其是中國對朝鮮不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促成了中朝關系的良性互動；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國在朝鮮戰場擔負著主要作戰任務，對朝鮮戰局發展以及其後的談判起著主導作用，因而朝鮮與中國“對表”也是必然的事情。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朝鮮半島迎來停戰與相對和平局面，中朝關系雖然一如既往的保持著親密狀態，但也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朝鮮在和平建設時期，更多的依靠蘇聯，並且加入了“經互會”，因而相對重視發展與蘇聯和東歐關系，與中國“對表”的情況漸漸少了，在中蘇關系惡化後，朝鮮的態度也較爲暧昧。
中朝關系的這種變化，並非是朝鮮的“忘恩負義”，從一定程度上看，中國的對朝政策影響到朝鮮的選擇。作爲一個小國，且依然面臨嚴重的外部威脅，朝鮮不能不另找依靠，另有所圖。
其一，中國在朝鮮半島實現停戰後，沒有像美國那樣，仍然在韓國長期駐軍，形成堅強的美韓同盟，並且對韓國提供安全保護。相比之下，中國則在1958年實現從朝鮮全部撤軍，中朝之間雖然仍有互助友好條約，但這樣的“同盟關系”難免顯得松散。
其二，中國也沒有像蘇聯那樣，通過“華約”把東歐國家搞成自己的“衛星國”，甚至不惜出兵波蘭和匈牙利，收拾那些所謂“不聽話”的夥伴。中國始終尊重朝鮮的主權和尊嚴，也力所能及的向朝鮮提供各種援助，但中國對朝鮮並不具有“約束力”，朝鮮爲了自身利益，也甯肯更多的靠攏蘇聯。
其三，中國在擁有核武器後，不僅公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時也並未表明向朝鮮提供“核保護”。相反，美國卻宣稱向韓國提供“核保護傘”，並且一度在韓國部署大量戰術核武器，這就使得朝鮮不僅面臨強大的常規武力威脅，而且也面臨現實核威脅，這也是促使朝鮮尋求蘇聯的“核保護”並日後自主發展核力量的重要原因。
中國在對朝政策上采取這樣的做法，自然有中國的立場和道理。中國逐步淡出中蘇同盟，也不在中朝（包括中越）之間搞緊密的軍事同盟關系，反映了中國既不想被別人控制，也不願控制別人的原則立場，這是中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國也反對任何外國在別國駐軍，中國從朝鮮撤軍也是貫徹這個原則，
在所謂“核保護傘”問題上，中國對此更是反感。中國發展核武器，主要是爲打破西方大國的核威脅和核壟斷，維護自身安全。中國既不想讓別人提供這樣的“保護傘”，也不會給別人打這樣的“保護傘”，所以中國不可能向朝鮮提供“核保護”，對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這裏順便提及一件事情。基辛格是毛澤東的常客，他每次來中國幾乎都要會見毛澤東，但有一次卻遭到毛澤東的拒絕。基辛格對此感到很納悶，後來才知道，他在此前與中方的會談中，曾經提到過美國願意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毛澤東知道後很生氣，因而拒絕了基辛格的會見要求。
中國對朝鮮的上述做法，究竟對還是不對，也許人們的看法不盡相同，但筆者認爲，中國的做法沒有錯。拿中國與美國和蘇聯相比，雖然同屬于大國，但彼此的曆史傳統、戰略理念和處理對外關系的原則立場，都有很大不同，因而沒有可比性。中國就是中國，這個國家曆來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會因爲某個國家（包括朝鮮）而改變，也不會因爲外部形勢變化而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
盡管如此，朝鮮雖然與中國“對表”的時候少了，但中朝關系大局卻並未受到大的影響。事情的逆轉主要發生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此時，俄羅斯已經疏遠甚至“抛棄”朝鮮，而中國也與韓國正式建交，中美關系更是得到飛速發展，朝鮮對于自身安全的憂慮則日益加深，同時對中國也産生嚴重的不信任，由此走上“先軍”和“擁核”的道路。
中朝在發展理念上的分歧，尤其是朝鮮先後進行的核試驗，使中朝關系開始出現重大裂痕，甚至多次走到低谷。中朝兩國盡管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面，但形勢比人強，朝鮮半島每一次核危機的發生，都迫使中國不能不根據事情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的選擇，而且是很痛心的選擇。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金正日晚年。這個時期，他重新審視中國的改革開放，理智的看待中國取得的巨大成果，並且開始認真思考中國對朝鮮的耐心勸告。那段時間，他多次來到中國，考察學習中國的經驗，而此番朝鮮主動與中國“對表”，並非是中國如同當年抗美援朝戰爭那樣，對朝鮮的局勢和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是中國所做的大量說服工作以及自身取得的成就，對朝鮮産生的感召力，從而讓朝鮮重新認識了還是中國靠得住。
令人遺憾的是，這個過程因爲金正日的去世和朝鮮國內的政治動蕩，被人爲的打斷了，直到今天雖有複蘇和重啓的動向，但局面並未得到根本改變。
朝鮮還會與中國重新“對表”嗎？這個問題承載著曆史的厚重，也影響到中朝關系的未來。中國並不想朝鮮成爲自己的“附庸”，也無意再搞當年的“血盟”，抗美援朝戰爭前後朝鮮與中國頻頻“對表”，那是形勢造成的結果，並非中國的意願。當下，中國更樂見中朝建立和發展正常國家關系，同時對朝鮮的安全關注也不會熟視無睹。
實踐證明，無論大國還是小國，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對表”，既取決于對局勢的幹預能力，也取決于影響和感召能力。如果說，當年朝鮮主動尋求與中國“對表”，是由于中國在朝鮮處于危難時挺身相救，並且在戰場上發揮著主導作用，體現出對局勢強大的幹預力；那麽，在今天的形勢下，中國更願意看到朝鮮能夠分享中國成功的經驗，中國雖然不會“約束”朝鮮，但卻希望其能夠在和平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包括“朝核”問題上，能與中國彼此理解，相向而行。
西方人習慣于說，無論形勢怎樣變化，朝鮮的身後始終站著一個強大的中國，因而也會高看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其實，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還是把中國視爲朝鮮的“近鄰”更爲現實。形勢可以變化，近鄰卻無法改變，中國處理朝鮮半島問題的原則立場，以及今後的對朝政策，都會以此作爲出發點。因此，無論朝鮮是否還會與中國“對表”，中國都不會坐視朝鮮半島生亂生戰，這就是全部問題的關鍵所在。
5:中美全面戰爭爲何打不起來？
中國出兵援朝，起初也做好了與美國爆發全面戰爭的准備，按照彭德懷的話說，即便打爛了，無非是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遲了幾年。
出兵朝鮮之前，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也對戰爭可能的發展前景做出預測：“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願軍名義），就要准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准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
然而，在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後，美國並沒有做出全面對抗的反應。究其原因，一是美國開始判斷中國不會出兵，所以並未做相應准備；二是在第一次戰役後，盡管“聯合國軍”被趕到清川江以南，但麥克阿瑟仍然認爲中國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兵力不過幾萬人，因而並未改變其盲目北進的計劃。
事情的變化發生在第二次戰役期間。此時，美國對朝鮮戰場形勢有了新的判斷，也基本搞清了中國出兵的規模和意圖，所以迅速提出了新的應對之策。
1950年11月3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一個關于朝鮮戰爭的聲明，公開威脅說，美國“不排除使用原子彈的可能”。
在此後不久的12月3日，麥克阿瑟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對中國進行軍事報複的4點建議：一是封鎖中國海岸；二是動用海軍和空軍打擊、摧毀中國的軍事工業；三是派台灣國民黨軍隊入朝作戰；四是發動台灣國民黨軍對大陸實施鉗制性進攻。
12月6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了緊急備戰指示，強調由于中國介入了朝鮮戰爭，中美全面戰爭一觸即發，要求美軍各部“加強進行全面戰爭的態勢”。
12月16日，杜魯門宣布行使總統戰時權力，美國進入“緊急狀態”。
以上這些緊鑼密鼓的舉措，足以證明美國開始著手准備與中國打一場全面戰爭，甚至是核戰爭，美國也相信這些舉措將會對中國造成很大壓力。
然而，這次美國人的判斷又失誤了。當毛澤東、周恩來從作戰部門得到這些情報時，他們並沒有感到緊張，反而出人意料地笑了起來。
毛澤東把那些情報資料隨手一擲，不以爲然地說：“我們的對手實在不夠高明，又來玩這老一套把戲。杜魯門和麥克阿瑟的那些話，都是嚇唬人的。靠戰爭和原子彈訛詐，其結果只能使美國更加孤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周恩來說：“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決不是鐵板一塊，杜魯門真的要打核戰爭，恐怕他的夥伴不會那麽死心塌地合作的。”
事情的發展，果然如同毛澤東、周恩來所料，美國的戰爭訛詐政策沒有嚇倒中國，卻嚇壞了它的盟友。
杜魯門的聲明剛一發表，12月4日英國首相艾德禮就慌忙跑到美國，在與杜魯門的會談中，他表明了英國及西歐其他盟國的態度，即反對美國使用原子彈和擴大朝鮮戰爭的政策。
在不久後召開的聯合國會議上，許多國家也對美國意圖擴大戰爭的政策表示不滿，會上吵得不可開交，有13國要求立即在朝鮮實現停火，並通過了成立“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的決議。
盟友的反對和國際社會的壓力，迫使美國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政策。杜魯門公開向艾德禮保證：“美國不打算使用原子彈”。對于麥克阿瑟的那4條建議，杜魯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也表示不會采用。
在此期間，中國人民志願軍發動的第二次戰役卻並未停止，不僅收複了平壤，而且將“聯合國軍”趕過了“三八線”，基本上恢複了朝鮮原有的國土。
在這之後，抗美援朝戰爭曆經第三次、第四次戰役，交戰雙方經過拉鋸式爭奪，美軍雖然再次進抵“三八線”附近，但美國政府已經確定謀求政治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並對麥克阿瑟做出了相關指示。
然而，驕橫的麥克阿瑟並不把杜魯門放在眼裏，堅持另搞一套。他不僅要求美國政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取消對自己的“軍事限制”，而且擅自發表聲明，揚言要把戰爭行動擴大到中國的沿海地區和陸上基地，使中國面臨“軍事潰敗的危險”。
對于麥克阿瑟的狂妄之舉，美國政府首腦和西方盟國感到吃驚和憤怒，最終促使杜魯門做出決定：以突然發表公開廣播消息的方式，解除了麥克阿瑟的所有職務，這位曾經目空一切的美國五星上將，數日後從東京黯然回國。
至此，中美在朝鮮半島的軍事較量，被限定在局部戰爭的範圍內，雙方隨後展開了一場漫長的談談打打、邊談邊打的鬥爭。
從這段曆史可以看出，對于中美之間的全面衝突，美國並非沒有考慮，中國也有所准備，但雙方的全面戰爭最終沒有打起來，主要是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
其一，美國的盟國不願意擴大戰爭，更不想打核戰爭。美國介入朝鮮戰爭，打的是聯合國旗號，使用的是“聯合國軍”名稱，英法等主要盟國雖然都加入了“聯合國軍”，但明確反對美國擴大戰爭的政策，這就使得美國陷入孤立，也不願因此搞僵與盟國的關系，這是促使其放棄擴大戰爭政策的直接原因。
其二，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不可能因朝鮮戰爭而深陷遠東泥潭。盡管美國把朝鮮半島視爲兩個陣營鬥爭的“前哨陣地”，但它並沒有忘記歐洲才是重點，蘇聯才是主要對手，因而不願輕易擴大中美之間的衝突，以致影響到歐洲的戰略穩定。正如丘吉爾所言：“決定世界命運的地方是歐洲，最大的危險仍然在歐洲，我們必須彌補歐洲前線可怕的防禦缺陷。”
其三，美國並沒有做好與中國全面對抗的准備，也沒有與中國打一場全面戰爭的長遠戰略考慮。在介入朝鮮戰爭、其後又大舉越過“三八線”時，美國的基本判斷是中國不會出兵，而當中國出兵援朝並使美軍陷入戰場被動後，美國的戰略反應則帶有很大被動性，同時恐嚇的因素居多。時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布萊德雷，對不能擴大戰爭的理由曾經講過這樣一番話：“把戰爭擴大到共産黨中國，會把我們卷入到一個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中。”這番話後來在引用時雖有誤解，但也說明了美國決策層對于擴大戰爭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的確有很大顧慮。
總之，中美沒有因爲朝鮮戰爭而走向全面對抗，政治、外交和戰略因素起到直接的影響作用，而“局部戰爭”這種特定的戰爭形態，自朝鮮戰爭後，成爲“冷戰”時代局部“熱戰”的代名詞，也貫穿于兩大陣營和其後兩個超級大國鬥爭的始終。
朝鮮戰爭以及抗美援朝戰爭，是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進行的局部對抗，這種對抗既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即兩大陣營與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同時也具有大國爲各自的盟友而交戰的特征。這樣的情況，以後又出現在越南。越南戰爭以及抗美援越戰爭，在某種程度上與朝鮮半島發生的事情很相似，只不過美國始終沒有越過“十七度線”，沒有將地面作戰擴大到“北越”的國土，中美也因此避免了在地面戰場的再度交手。
曆史發展到今天，“冷戰”早已結束，但“即將到來的中美戰爭”的說法，至今依然不絕于耳。展望未來，中美兩國會爆發戰爭嗎？這場戰爭將會是一場全面戰爭，還是局部軍事衝突？對于這樣的問題，中美兩國的戰略家們都在思考，而外界對此有關的預測和評論也比比皆是。
應該看到，當年在抗美援朝戰爭（包括以後的抗美援越戰爭）中，影響和制約中美全面衝突的那些因素，雖然有些發生了變化，但至今依然在起作用：美國的主要盟國（也許日本除外），並不希望看到中美發生全面對抗；美國盡管實施戰略東移，推動“亞太再平衡”，但歐洲並不太平，尤其是烏克蘭危機導致美俄關系的惡化，對美國有很大牽制；迄今爲止，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制定了與中國打一場全面戰爭的計劃，其主要立足于遏制中國的戰略並未改變。
更重要的是，美國對中國不存在領土要求，不存在全面入侵中國的戰略欲望和企圖，更不可能尋求“軍事占領”中國。況且中美早已建交，意識形態因素對于兩國關系的影響明顯淡化，雙方的經濟關系則日益密切，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合作也更加深入。中美兩國沒有直接的、根本的利害衝突，雙方走向全面對抗甚至打一場全面戰爭的可能性相對較低，或者說基本沒有這種可能。
但是，中美爆發局部衝突的危險性，從長遠看並不能排除。這主要是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美國不願放棄霸權政策，總想在世界上“管事”，總想爲盟友“出頭”，這就難免會在涉及中國安全利益的問題上，導致中美發生碰撞，並引發雙方的軍事衝突；二是美國始終把中國視爲“挑戰者”，擔心中國挑戰其海上霸權或世界霸權，所以遇事就想著要壓中國一頭，由此造成的磨擦很可能不僅僅是“擦槍走火”，搞不好就會上升爲局部衝突。
中美有可能發生局部衝突的地方，主要還是在東亞，在中國的“家門口”。朝鮮半島、台灣海峽、東海、南海這四個地方，既有曆史遺留問題，也有新發生的問題，其間與美國的盟友和美國的全球戰略密切相關，同時也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關切。如果對這些地方的問題處理不好，對危機的爆發缺乏必要管控，中美之間引發局部衝突的風險就會很大。
盡管如此，中美之間的戰爭（主要是局部衝突）並非不可避免。只要雙方善于從曆史經驗中吸取教益，從中美關系的大局和長遠利益考慮問題，彼此關照對方的重大安全關切，采取必要可行的管控措施，就足以把雙方的磨擦置于可控範圍，防止因失控導致危機的不斷升級，甚至引發局部衝突。在此問題上，中美業已發生的南海磨擦，將會成爲雙方的重大考驗，也會預示中美在處理危機與衝突方面的未來前景。
有句格言說得好：聰明人不會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然而，美國在朝鮮戰爭中被絆倒過一次，其後又在越南戰爭中被絆倒過一次，東亞的這塊“石頭”給美國留下很深的教訓，美國人對自己以往愚蠢的做法也做出了沈重反思。今天，美國的決策者能否吸取曆史教訓，使自己變得明智和聰明起來，這對美國人的戰略智慧的確是個很大考驗，中國樂見美國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
*****************************
中國參與朝鮮戰爭，本身就是錯誤。更大的錯誤在于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澤東對建國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判斷失誤。由于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認定，階級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國內開展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打擊、消滅各種資産階級分子和資産階級思想，直到發動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什麽是建國以來最大錯誤？抗美援朝！
爲中國改革、特別是農村改革做出重要貢獻的杜潤生老人，在“六四”以後，對九十多年的人生經曆和黨內鬥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因爲他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都被明令撤銷了。但是，他的視野和思考的範圍更廣闊了。九十年代有一天，杜潤生突然考我：“你說，建國以來的最大錯誤是什麽？”我答道：“是不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黨中央決議中定的浩劫？”杜潤生搖搖頭後深沈地說：“最大錯誤是抗美援朝。”
杜老不僅認爲中國參與朝鮮戰爭，本身就是錯誤。更大的錯誤在于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澤東對建國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判斷失誤。對于什麽是國內的主要矛盾，有一種看法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應以發展生産力爲根本要務。另一種看法是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的階級矛盾，應以階級鬥爭爲綱，消滅資産階級及其思想。由于朝鮮戰爭爆發，本來對兩種主要矛盾的不同看法持調和並列的二元論的毛澤東，逐步改變了模糊不定的觀點，認定階級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國內開展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打擊、消滅各種資産階級分子和資産階級思想，直到發動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
因此，杜老認爲，抗美援朝是建國以來的最大錯誤。
二、毛澤東本人也認爲，中國牽連進朝鮮戰爭“絕對錯了”。
在決定是否參與朝鮮戰爭時，中國領導層有過激烈爭論，除了毛澤東、彭德懷以外，總理和各位副總理、九位元帥及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贊成出兵渡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林彪、粟裕兩位戰將都以有病爲由婉辭帥印。事後看來，不出兵的意見是正確的。連毛澤東本人在1957年也認爲，中國卷入朝戰，絕對錯了。
1957年7月5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談到朝鮮戰爭時，毛澤東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對中國刻意隱瞞發動戰爭的時機及作戰計劃，最後，中國卻被牽連進戰爭，這是錯了，絕對錯了。【薛理泰、趙剛：《中國國家安全的罩門——談朝鮮半島局勢之走向》，《領導者》總第37期，（2010.12），第11頁】
王明在《中共50年》一書中，回憶了1952年11月10日參加蘇共十九大的劉少奇談及毛澤東後悔不掌握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對華戰略方針而出兵朝鮮事。毛連聲問道：“我們出兵對嗎？”“我們爲什麽出兵抗美援朝？”劉少奇說 ：“當美、英部隊已在仁川登陸，北朝鮮形勢危急。毛主席怎麽也不能決定派中國人民志願軍去抗美援朝。政治局兩個星期白天黑夜討論也未能做出決定。毛主席說：‘只要我們一出兵，中美傳統友誼就完了！誰知道什麽時候才能恢複友誼？此外，我們設想一下，出兵後，不能擊退美軍又怎麽辦？’一句話，他怎麽也不能作出決定。只是在美軍占領新義州之後，美軍和中國僅有鴨綠江橋一橋之隔的情況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決定。他說：‘現在我們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們的部隊馬上出國，我們還能指望獲得光榮和有利條件，就是戰鬥只在朝鮮領土上而不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如果等到美軍渡江過來，然後我們再參戰，那就會即丟掉了光榮，又失去了有利條件。’當毛主席知道杜魯門不許麥克亞瑟集中轟炸渖陽到滿洲裏沿線全部地區，而我們的部隊已經出動時，毛澤東懊喪地說：‘我們出兵對嗎？’後來，當麥克亞瑟打算把戰火擴大到東北，投下最後賭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絕擔任遠東司令）時，杜魯門撤掉了麥克亞瑟，毛主席十分苦惱，並且說了：‘假如，我們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變，知道美國真不願和我國打戰，那我們爲什麽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壞中美關系呢？唉，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就考慮盡快地結束此事吧！只有結束戰爭，我們才能尋求逐步恢複中美友誼的途徑。’”（王明著、徐小英等譯《中共50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01頁）
我本人在1980年初期會見過美國馬裏蘭大學政治系薛君度教授，他當時就講過，他看過美國內部資料，在1950年杜魯門有一個對台灣的處理方案，在大陸解放軍解放台灣時，美軍第七艦隊不會支持國民黨軍隊，反而會將蔣介石送到菲律賓去流亡。接著，美國將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企圖拉攏中國對抗蘇聯這個最危險的敵人。美國研究中國的一些學者認爲，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者，是大鐵托，不會像東歐領導人俯首貼耳地聽命于蘇聯斯大林。薛君度歎道：“你們共産黨缺乏戰略情報，判斷失誤 ，才決定抗美援朝。”不先解放台灣，而出兵朝鮮，結果台灣問題直到今天仍未解決，確系最大錯誤。
所以，抗美援朝最終取得停戰協議的平局，雖然提高了國威和民族自信心，但是，付出了犧牲近百萬人命、延遲了建設和開放、人力、物力、財力巨大損失和遺留了台灣難題的沈重代價，這是一場得不償失的戰爭。正如毛澤東總結的這是一個建國以來“絕對錯了”的極大錯誤。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