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晚7時38分，在克裏姆林宮上空飄揚了70余年的蘇聯國旗落下，俄羅斯白藍紅三色旗升上了旗杆。18分鍾前，戈爾巴喬夫把“核按鈕”通過“獨聯體”武裝力量臨時總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交給了俄羅斯總統葉利欽。

　　這是20世紀最震撼人心的一幕。

　　2007年4月23日15時45分，當年迫不及待從戈爾巴喬夫手中奪過權力終結了蘇聯、設計了新俄羅斯的葉利欽去世。他的生前身後，該如何評價？　　

　　葉利欽帶走了什麽

　　“我們生活在兩個時代之間。”葉利欽說。　　

　　這位被普京稱爲“民族領袖”的俄聯邦首任總統，利落地送走了一個舊時代，卻在開創新時代的道路上艱難跋涉了八年。

　　曆史學家秦晖評價說：“如果把轉軌比擬爲從此岸駛向彼岸的一艘船，那麽葉利欽這個掌舵人使船駛離了此岸，但沒有到達彼岸。然而這艘船也沒有掉頭而返，更沒有在風浪中傾覆，而且還在冒著風浪向彼岸前行。”

　　他下葬于莫斯科郊外的聖處女公墓，同樣葬在這片墓地的還有赫魯曉夫，而絕大部分蘇聯領導人，都葬在克裏姆林宮牆下。

　　“他就像是一個一流的外科醫生，面對的卻是一個瀕臨死亡、毫無希望的病人。他進行了一次充滿痛苦、卻十分必要的手術，病人活了下來。”著名評論員斯瓦尼澤說。

　　然而，在66歲的退休工會職員布拉佐夫看來，“他做的惟一正確的事情，就是阻止了一場針對戈爾巴喬夫的陰謀，其他的作爲全都大錯特錯。”

　　“戈爾巴喬夫實現目標的最佳人選”

　　“爲什麽一些黨委不希望在代表名單中出現的、沒有好感的人突然變成了得到人們強有力支持的人？”1989年4月1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當天的社論以罕見的方式，就剛剛結束的人民代表選舉發出了這樣的質問。

　　“黨委會……沒有好感的人”說的是葉利欽。一個一年前被宣判政治生命已經終結的人——被解除了所有黨內重要職務，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在與他的談話中直言，“我不會再讓你搞政治的”，而現在他以89.44%的優勢當選人民代表。這種在此前的蘇聯絕無可能發生的事，在葉利欽身上卻發生了。

　　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堅持把葉利欽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提拔到莫斯科，如果沒有由他啓動政治改革，葉利欽無論如何也難以東山再起。　

　　“蘇聯英雄”摧毀了蘇聯

　　莫斯科給葉利欽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54歲的他剛一上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就對幹部進行了大換血，33個區委第一書記他一下換了23個。他把在地方的工作作風帶到莫斯科，在黨代會報告上，指名道姓談問題、談責任；他放棄了國家給幹部的許多優待，經常混迹于市民之中，一起排隊購買並不充裕的食品，擠公共汽車……他高舉反特權、反貪汙的大旗。他的咄咄逼人讓幹部們感到恐懼，卻在市民中贏得了良好口碑，認爲他是實幹家。

　　葉利欽支持改革，甚至不滿意戈爾巴喬夫的速度。他直斥“蘇聯70年時間都未能解決人民溫飽、提供服務和一些社會問題”，甚至在黨的高層會議上也不留情面，從來沒有一個黨員有這樣的表現。終于，他的激進連黨內支持改革的溫和派也難以忍受。1987年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公開決裂。結果，他在政治上下落的速度和他此前的提升一樣快。1987年11月，他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隨後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失意的日子裏，葉利欽曾說：“感覺自己周圍是死一般的寂靜和空虛”，但寂靜中有躁動。激進派、社會失意者關注著他。在葉利欽去職的時候，改革已經進行了一些時日，但是改革成果還未能顯現，經濟增長乏力，供應短缺，怨恨的目光裏滿是社會不公……而經過一年蟄伏之後，葉利欽從一個“正統共産黨人”變成了一個徹底的反對派。

　　競選人民代表無疑是葉利欽最重要的一場勝利，接著通過遞補進入最高蘇維埃，葉利欽通過“公衆渠道”重返政治舞台。1989年7月，葉利欽在最高蘇維埃組建“跨地區代表團”，要求“一切權力歸于蘇維埃”；1990年5月葉利欽贏得了他在黨內最後一次相當關鍵的選舉，出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

　　隨後，葉利欽宣布退黨。對此，《華爾街日報》評論說，葉利欽此舉“把蘇聯共産黨撕開，而且是永遠撕開了”。的確，從當選人民代表開始，葉利欽人生每一步躍進最後證明都是讓蘇聯距離懸崖更近。1991年6月，俄羅斯聯邦舉行第一次總統選舉，莫斯科同時有了兩個總統，一個是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另一個是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總統葉利欽。

　　8月19日，亞納耶夫等蘇共傳統派發起政變，蘇聯總統辦公廳主任鮑爾金等人軟禁了戈爾巴喬夫，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站在塔曼師110號坦克車頂，葉利欽進行了最後一次保衛蘇聯的表演。他說“國家正處于恐怖的危險中”，他呼籲軍隊“不要再做踐踏蘇聯憲法和其他法律的冒險主義集團罪惡意志的盲目工具”。政變僅僅持續了60個小時即告失敗，葉利欽因爲在“平定政變中的卓越貢獻”獲頒“蘇聯英雄”勳章。

　　不過，隨後的四個月，這位“蘇聯英雄”完成了最後摧毀蘇聯的工作。1991年12月21日，“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蘇聯解體。

　　甚至等不及戈爾巴喬夫清理辦公室，葉利欽就于12月27日接管克裏姆林宮。當天的《消息報》報道說：“當戈爾巴喬夫今天進辦公室時，發現葉利欽已經坐在那裏了。”

　　葉利欽留下了什麽

　　葉利欽病逝後，一位莫斯科市民說：“葉利欽這輩子做的惟一正確的事，就是挑了普金當接班人。”

　　1999年8月9日，葉利欽簽署了任命弗拉季米爾·普京爲總理的命令。並同時宣布，他將“視普京爲自己的繼承人”，相信只有普京才能“讓所有人團結起來，在新的21世紀複興偉大的俄羅斯。”

　　這已經是不到兩年中，葉利欽替換的第五位總理。那位在1990年初期掙破蘇聯體制的桎梏，帶領人們走向自由的勇敢，熱情、堅強的鬥士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長期缺席、疾病纏身、並且被少數“野心家”們操縱的木偶。　

　　災難性的私有化

　　在第二任期競選勝利當天，葉利欽還因爲心髒病發作而躺在病床上，此後他接受了心髒搭橋手術，整個胸膛被切開，換了五根動脈，離開克裏姆林宮修養好幾個月，在回到克裏姆林宮的第二天，醫生們發現他肺炎又發作了。爲此，他不得不再次推遲正式開始工作。一直到1997年的3月，他才正式開始第二任期。他再次任命丘拜斯爲第一副總理，負責經濟，同時還任命另一位青年改革派涅姆索夫爲第二副總理，與丘拜斯並肩作戰。

　　此時的涅姆索夫和丘拜斯都意識到，在1996年選舉中崛起的金融寡頭們正在逐漸控制這個國家的命脈，從政治到經濟。

　　“休克療法”之父蓋達爾最初的私有化計劃是，將國有資産估價，然後平均分配給每個公民以證券，公民可以利用這些證券參與國營公司拍賣的股份競購，也可以直接出售這些證券。但證券私有化方案本身的粗糙和混亂的政局，造成了嚴重的入市前投機，資産迅速集中到投機者手中。這與東歐的鄰居們完全相反。

　　1993年，保守的切爾諾梅爾金在上台伊始，在議會壓力下放棄緊縮政府開支手段，政府不得不依靠印鈔機來解決財政問題，惡性通貨膨脹使得俄羅斯民衆對政府和未來徹底喪失信心。而這又進一步促成了盧布的不穩定，減少了人們的投資意願，導致資本外逃。

　　實際上，早在1994年，莫斯科大學裏的經濟學家就開始抗議說，“所謂的休克療法實際上從來沒有發生過”，“丘拜斯的私有化政策就是讓那些前蘇聯幹部們，那些紅色經理人們，讓那些所有擁有特權的人們，用聯邦政府的錢從聯邦的口袋裏買下這些資産。”

　　1994年5月的《經濟學人》發表封面文章《世紀出售》，其中指出，俄羅斯的資産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破産邊緣的財政　　

　　1993年到1994年的財政危機可以通過大量印鈔來解決問題，但這種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的“飲鸩止渴”絕不可能再進行第二次。葉利欽決定從國際國內借貸，他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貸款，在國內發行短期國家債券。到了1998年，這些債券的總值已經高達700億美元，1994年，短期國家債券的收益中四分之三都被用于填補預算赤字，而到了1998年，僅有九分之一的收益用于真實的預算，其他的都被用來支付以前發行的短期國家債券的利息。

　　同時，全球石油價格也在下滑，1998年是最近20年中石油價格的谷底，而石油早在70年代開始就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出口品。政府不得不發起更多借貸以彌補因此造成的收入下降。

　　1998年4月1日，財政部每周的短期債券例行拍賣會上，賣出新債券所得甚至不足以支付此前已經到期的短期國家債券，政府不得不拿出另外1.2億盧布以償還給那些持有到期債券的投資者。而葉利欽對這一信號的危險充耳不聞。

　　到了6月4日，公開拍賣短期債券僅僅籌集了58億盧布，而政府需要支付的本息高達84億盧布，恐慌開始了。股市不斷下跌，資本開始外逃，在第一次車臣戰爭以後剛剛有點起色的俄羅斯經濟迅速卷入了1998年的金融危機。

　　很快，對經濟現狀不滿的反對派們在議會要求彈劾總統，葉利欽爲了自保，只能一屆又一屆地更換總理，而所有的總理都回天乏術，實際上，他們在位時間如此之短，以至于他們根本不可能發揮任何實際作用。剛剛上任不到一個月的基裏延科總理，不得不放棄了自己與克裏姆林宮和寡頭們保持距離的計劃，要求丘拜斯前往美國，尋求國際社會的特別援助。但是援助還沒來，俄羅斯經濟就徹底崩潰了……股市崩盤，央行彙率失守，政府信用破産，10年內第二次的惡性通貨膨脹。

　　“我已經盡我所能”　　

　　而葉利欽本人則因爲身體健康原因，長期缺席，在這個國家最需要領導的時候，葉利欽卻躺在病床上，被自己脆弱的心髒折磨著。

　　自從登上俄羅斯最高政治舞台以來，葉利欽就致力于戰勝共産主義，從這一點來說他勝利了。但除此之外，他和前任的克裏姆林宮主人們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由于葉利欽一直拒絕從屬于任何政黨，他執政的八年中，俄羅斯從沒有建立過真正的“執政聯盟”，俄羅斯共産黨是惟一一個有著全國性組織的政黨，但是俄共從沒有像其他東歐國家的共産黨一樣改革成一個現代的，民主化的政黨。寡頭們樂得在背後操縱總理人選的更換，青年改革派們則在葉利欽的朝令夕改下心灰意冷。結果是，俄羅斯從前蘇聯繼承下來的行政體制從來沒有得到過徹底的改革，舊體制的官僚們依然控制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當然，俄羅斯人民在葉利欽時期享有了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甚至後來普京時期的自由。正是在葉利欽時期，俄羅斯的大衆傳媒得到了空前發展。俄羅斯在曆史上第一次享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遷徙自由、表達自由。但這種自由卻很可能被濫用，實際上，葉利欽本人與古辛斯基等媒體大亨一起，在1996年的大選中就濫用了言論自由。

　　葉利欽還給了地方“89個聯盟主體”更大的自由。1990年，他曾經邀請各個非俄羅斯民族的加盟共和國與中央政府簽署聯邦條約，以便在莫斯科和地方之間重新分權。1995年，他推動了地方州長的直接選舉，大大緩解了地方的分離主義壓力。但在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制之前，這些給地方讓權的措施被許多州長濫用。許多地區被和他自己一樣的“強人”所控制，州長們掌握了地方議會，法院，執法機關，乃至一切政府權力。並利用這些權力謀取私利。

　　從沒有任何人奢望過一個領導人可以在10年的時間內將一個“帝國”改造成民主與法治的現代國家。但葉利欽在摧毀了舊的帝國以後，依然沿用著舊帝國的克裏姆林宮式的集權統治。

　　1999年的葉利欽已經是心力交瘁，他在最後的告別演說裏真誠地請求人們的原諒：

　　“我要讓你們知道，我以前從未說過這些話，今天重要的是把話告訴你們。你們每一個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內心的痛苦。多少無眠的夜晚，摧心地憂慮著，到底需要怎麽做，才能使人民活得安好。我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任務。現在我要離開了。我已經盡我所能不是僅我健康的所能，而是在所有難題的基礎上盡了我的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