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網採趣文《黑色筆記(6-10)》
||
網採趣文《黑色筆記(6-10)》
黑色筆記(6)
這兒有兩條我們進行這場戰爭的正當理由，但從一開始，它們就具有某種令人愉快的諷刺意義。
（我再次不知不覺地以一種錯誤的口氣來說話———我討厭這種口氣。然而，月複一月，年複一年，我們就一直生活在戰爭之中，我相信，它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這是一種自我懲罰，感情的封鎖，一種對無法將相互衝突的事物糅合成一個整體的無奈和逃避。這樣，不管戰爭多麽可怕，人們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這種逃避意味著既不去改變什麽，也不去破壞什麽。這種逃避最終意味著個體的死亡或凋零。）
我只想簡單地把事實記錄下來。對于一般人來說，這場戰爭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情況很糟，敗局隨時可能出現。這個階段結束于斯大林格勒。但第二階段卻一直往下延續，直至戰爭勝利。對我們來說———我是指我們這些左派以及與左派有聯系的自由主義者———這場戰爭則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俄國不參與這場戰爭。這妨礙了我們對它的忠誠———我們當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說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著蘇聯的。這個階段因希特勒進攻俄國而告終。緊接著便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局面。
人們對于共産主義，或者不如說對他們的共産黨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對一個有朝一日將爲社會學家所關心的問題缺乏考慮。那就是社會活動問題，它是直接或間接由共産黨的存在引發出來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覺中已受到共産黨的鼓舞和激勵，或被推向了一種新的生活。這種情形即使在一個只有共産黨的小組織存在的國家裏也是如此。在我們這個小鎮上，自俄國介入戰爭，左派因此而活躍起來以後，一個小管弦樂隊、一些讀者團體、兩個劇團、一個電影協會相繼宣告成立（共産黨本身的活動在此暫不去說它），此外還有一個業余組織對非洲農村孩子的生活狀況進行了一次調查。當調查報告發表時，曾經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觸動，使他們很長時間懷有一種負罪感，並促使六七個社團就非洲問題舉行了研討會。在這個鎮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某種類似文化生活的東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歡迎，盡管這些人對共産黨的了解只限于他們是一班懷有仇恨的人。當然，這些現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當時正處在生機勃勃並且教條主義泛濫時期的共産黨人贊許的，但共産黨還是鼓勵他們，因爲堅定不移地信任別人這在當時已形成一種小小的風尚。
對我們來說（我們那一帶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後便是一個頻繁活動的時期。這一階段———一個充滿喜悅而自信的階段———大約結束于一九四四年，即戰爭結束之前。這一變化的原因並不在于外部的事件，如蘇聯“路線”的變化什麽的，而在于內部的因素，在于共産黨自身發展的結果。回顧過去，我看得出，從這個共産主義集團成立的第一天起，這種變化就已呈端倪。當然，冷戰一開始，所有的討論會、社團組織都相繼消亡了，任何對中國和蘇聯的興趣都由熱衷轉向懷疑（但那些單純的文化組織，如管弦樂隊，劇團等等，仍繼續存在下去）。在我們鎮上，就在“左派的”、“進步的”，或者說“共産黨人的”熱情———這些用詞哪個更確切，現在很難說得清———正處在最高漲的時候，黨組織內部那些發起者就已經變得心灰意懶，或迷惘失措、或最大限度地喪失了責任心。當然，有一陣子，沒有人能理解這一點，但這又是不可避免的。現在誰都清楚了，在共産黨或其集團內部，與生俱來就存在著一種自我分裂的規律。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共産黨組織的存在或興盛都是通過不斷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系來實現的。這種排斥並非由于某一部分人有什麽優缺點，而是以他們在某個特定時期是否與黨內的方針保持一致而決定的。在我們這個規模不大、實際上十分可笑的業余組織裏，發生在本世紀初即共産黨開創時期倫敦那個稱爲伊斯拉克的組織身上的一切無不一一重現。如果我們對自己的運動的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們就能從犬儒主義以及挫折與迷惑中解脫出來———關于這一點現在我不想多說。從我們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權”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分裂的産生。我們當時跟非洲大陸上出現的運動並無任何聯系———任何民族主義運動和工會誕生以前，犬儒主義就存在了。當時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會，但他們並不信任我們，因爲我們是白人。其中有一兩個人來請教我們有關技術方面的問題，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他們腦子裏是怎樣想的。當時的形勢是:一班極其好戰的政客滿腦子想著如何組織革命運動，他們不顧實際情況頻繁活動，想促使黑人騷亂起來，但實際上就是再過若幹年黑人群衆也不會照他們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産黨也面臨這樣的局面。如果不是一個由外國人組成的團體，我們這個組織內部的鬥爭、衝突和辯論可能有助于它的發展，但由于沒有根，它就只能很快走向毀滅。一年之內，我們的組織就分裂了、形成了幫派，出現了背叛者，而那忠誠可靠的堅強核心，除了個別成員外，一直在不斷地變動。由于我們無法理解這種變動，我們的熱情一天天在枯竭。盡管我們已經意識到這種自我毀滅的過程從它誕生的一刻起就已開始，我們還是無法確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麽時候開始變味。我們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種強烈的犬儒主義思想已日漸冒頭。一走出嚴肅的會議室，我們所開的玩笑便與我們所說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從人生的那一刻開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們的玩笑。一句略帶惡意的言辭，一個稍嫌憤激的聲音，十年以後都有可能演變成一個致命的毒瘤。這樣的情況我經常看到，除了政治團體或共産黨組織，其他許多地方也不例外。
黑色筆記(7)
我要描述的這個組織經曆了一次可怕的“黨內”鬥爭（我不得不在“黨內”這個詞上用上引號，這是因爲這個所謂的“黨”從來沒有正式宣布成立過，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感情化的實體），它分裂成兩派，爲的都是雞毛蒜皮的事———這些事那麽微不足道，我現在甚至回憶不起來了。我們只是感到十分震驚和迷惑:那麽大的仇恨和對立僅僅是因爲一個小小的組織問題而引起。兩派組織同意繼續合作———我們總算沒有完全喪失理智。但我們有各自的方針政策。出于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聲來———一切都那麽無關緊要，但事實是，這個組織就像一個由流放者組成的團體，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懷著流放者所懷有的深仇大恨。我們大約有二十來人，個個都是流放者。我們的觀點遠遠趕在這個國家發展水平的前頭。噢，對了，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們之所以發生爭吵，是因爲我們中有一半人抱怨說某些成員“沒在這個國家紮根”。我們就因這樣一些方向性問題而鬧分裂。
下面就談談我們這個分裂出來的小派別吧。其中三人來自空軍兵營，他們最初都是在牛津認識的———分別名叫保羅、傑米和泰德。然後是喬治•豪斯婁，一個養路工。維利•羅德是一個來自德國的難民。接下去是我自己。還有瑪麗羅斯，她就出生在這個國家。在這個圈子裏我是個與衆不同的人物，因爲只有我一個人是自由的。這“自由”的含義是指我當初是自己選擇到這個殖民地來的，只要我樂意，隨時可以離開。但我爲什麽不離開這個地方呢?我恨這個地方，自從一九三九年初次來到這裏結婚並成爲一個種植煙草的農場主的妻子以後，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倫敦認識史蒂文的，他當時在那裏度假。到農場後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歡史蒂文，但絕對無法容忍他那兒的生活。但我終于沒有回到倫敦，而是進了城，做了一名秘書。多年以來，我的生活似乎顯得很充實，開始三心兩意地做一些暫時性的工作，並一直保持這種狀況。比如說，我成了一名“共産黨員”，其原因就在于左派是這個鎮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們理所當然地把種族隔離看做洪水猛獸。然而，在我身上始終存在著雙重人格:共産黨員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評判共産黨員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種懶散症。我知道戰爭馬上就要爆發，回家的路將變得艱難，但我還是繼續留了下來。我不喜歡這裏的生活，我並不快活，但我還是去參加日暮後的聚會，跳舞、打網球，看日落。時間似乎顯得那麽遙遠，我簡直感覺不到自己曾經做過這一切。我“記不起”作爲坎貝爾先生的秘書是怎麽生活過來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樣去跳舞的。好像這些事都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不過，我好像認清過我自己，但這樣的想法也只是那天找到了一張舊照片才産生的。那張照片上的人是個又瘦又小、脾氣暴躁的小女孩，簡直就是一個洋娃娃。比起當地的女孩子來，我自然顯得老于世故;但經驗卻比她們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做更多的事。女孩子們在那裏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國就非得去爭去搶不可。我的老于世故只是在文學和社交方面。瑪麗羅斯顯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傷害，但即便跟這樣的女孩子相比較，我仍像嬰孩一樣缺乏經驗。那張照片上的我站在某家俱樂部的門口台階上，手裏握著個球拍。我看上去很開心，很刻薄。那是一張又小又尖的臉。我身上從來沒有過殖民地人那種令人羨慕的品質———即好脾氣。（爲什麽說它令人羨慕呢?反正我很喜歡那樣的脾氣）。我已記不起自己有過什麽想法，只記得每天都對自己說:我現在必須訂好機票回家。即使戰爭開始以後也一直這樣想。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碰到了維利•羅德，跟政治打上了交道，但並非第一次。我當時年紀太輕，當然不可能參加西班牙革命，但我的朋友們參加了。因此，共産主義和左派對我來說已不是什麽新鮮事。我不喜歡維利，他也不喜歡我。然而，我們卻開始在一起生活，或者說盡可能這樣去做。在一個小鎮上生活，任何人都知道你在幹什麽。我們住在同一家旅館裏，一起用餐。我們在一起差不多過了三年。然而，我們相互間既不喜歡，也不理解。我們甚至在一起睡覺時也不怎麽開心。當然，那時候我沒有經驗，在那以前我只跟史蒂文睡過覺，但爲期不長。我知道我們並不投合，這一點維利也知道。自從對性有所了解以後，我懂得了“不投合”這個詞的某些真實的含義。它並非指沒有愛情，沒有同情心，不耐煩，不懂事理。兩人在性關系上不投合，好像他們身上的化學結構就是對立的，但在跟別人上床時又會變得非常幸福。對了，維利和我十分清楚這一點，因此也就不去追求那種無益的歡娛。我們只能在感情上有些相通。我們都同情對方，兩人都懷著一種悲怆的失望，並爲之苦惱著，因爲我知道，在這方面我們無法使對方獲得幸福。沒有任何東西阻止我們選擇對方作爲自己的伴侶，但我們沒有這樣做。你說怪不怪，我沒有這樣做是因爲我具有被我稱之爲懶散或好奇心的品質，即使我覺得自己早就克服了它，但實際上它總是逗留在我身上揮之不去?這是不是由于脆弱?在我寫下這個詞以前，我從沒想過這個詞可以運用到我身上，但我揣測它確實可以用在我身上。然而，維利決不是個生性脆弱的人。相反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無情的人。
黑色筆記(8)
一寫下這句話，連我自己也感到震驚。我這話是什麽意思?他完全能做到十分和藹。我現在記起來了:許多年以前我就發現，不管我用一個什麽樣的形容詞來描述維利，總能同時用上它的反義詞。是的。我翻閱了以前寫的筆記，發現在維利的標題下曾列過一張表:無情的仁慈的冷淡的熱情的
感情用事的講究實際的
如此這般一直往下寫。底下還有幾行字:“當我寫下關于維利的這些印象時，我發現我對他一點也不了解了。要想理解一個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
我實際上所發現的是:用這些話來描述一個人的個性都是沒有意義的。但當時我並不懂得這一點。要描述一個人，你可以這樣說:“維利僵著身子坐在桌子的前端，讓臉上那一對一閃一閃的眼鏡片對准正在朝他看的聽衆，開始以嚴肅的口吻說話，語氣中略現粗俗而笨拙的幽默感。”如此等等。問題的關鍵是———也正是這一點使我心神不安（奇怪的很，很久以前，由于不知道以後該怎麽辦，在我列出這些意思相反的詞語時，我便不知不覺地流露出這種心神不安的心情）———在我說“好與壞”、“強與弱”這樣一些意義大相徑庭的詞語時，我的態度是超越道德的。當我開始編寫“故事”或“小說”時，我便打算奉行這樣的准則，別的一切我都顧不上了。我所關心的只是:我應該把維利和瑪麗羅斯寫出來，讓讀者感受到他們的真實性。在左派的周圍生活了二十年以後（這意味著有關文學藝術的道德標准的說教曾先入爲主地影響過我二十年），我如今所主張的卻只有這一點了。我說這話的意思其實是:在我看來，人的個性是一片奇特的火焰，它是神聖的，與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這就是我要說的話嗎?如果是，這話又是什麽意思呢?回頭再說維利。他是我們這個小組織的情感核心。分裂以前，他是那個較大組織的核心;在那以前，又是整個組織的核心———另外一個跟維利一樣強有力的人如今正領導著分裂後的另一個組織。維利之所以能成爲我們的核心，是因爲他堅信他是正確的。他是個辯論大師，能十分精辟、十分理智地剖析社會問題，換句話也就是說，能愚不可及地信奉教條主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魯鈍。然而，奇怪的是，人們繼續圍著他轉，連那些比他更精明的人也不例外，盡管有時他們明明知道他在胡說八道。我們已經變得十分放肆，甚至敢當他的面嘲笑他，但一碰上咬文嚼字一類古怪的差事，我們仍得以他爲中心，並依賴他。事實就是如此，這真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黑色筆記(9)
比如說，當初他來推銷自己，並促使我們接受他時，他說自己是個反對希特勒的地下工作者。他還編了個十分荒唐的謊言，說自己殺死了三個黨衛隊員，把他們偷偷埋了，然後逃出國界線，去了英國。我們對此當然堅信不疑。爲什麽要懷疑呢?後來早年就認識他的山姆•克特納從約翰內斯堡來到這裏，他告訴我們維利在德國除了是個自由主義者之外，其他什麽也不是，他根本就沒有參加過什麽反希特勒的組織，他離開德國也只是因爲他到了服兵役的年齡。只有在這以後，我們才對他的身世將信將疑。我們心裏在想，他會不會這樣做呢?我確信他會的。總之，他就是那麽一個憑想像力虛構自己的大好人。
在此我並不想描寫維利的曆史———這種曆史在當時也太司空見慣了。他是一個爲逃避戰爭而來此留居的歐洲難民。如果我能夠，我想描述一下他的性格。有關他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他總愛坐下來盤計十年內可能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然後預先制訂出計劃。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世上的事沒有比預見五年以後可能發生的一切更困難了。這種做法叫做機會主義。但真正的機會主義者可說是寥寥無幾。機會主義者不僅需要有清醒的頭腦（這種人很多），而且需要有固執的脾氣和旺盛的精力（這種人就很少了）。比如說，維利自己並不愛喝啤酒，但戰爭期間整整五年時間內，他每個星期六上午都跟一位來自英國警察廳刑事調查部的人一起喝啤酒，而那人又正是他所蔑視的，他這樣做只是因爲他預計到這個特殊人物在他需要幫忙時有可能成爲一位高級官員。他是對的，戰爭結束時，正是這個人幫忙維利大大早于其他難民取得了英國國籍。因此，維利比他們早一兩年獲得離開定居地的自由。後來是他自己不打算居住在英國，而是回到了柏林。但如果他選擇英國，那時他就用得上這英國國籍了———反正就這麽回事。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這樣的遠見卓識的性質。然而，我們顯然都不相信他會是這樣一個人。我們都以爲他確實喜歡那個來自刑事調查部的人，只不過他偏偏恥于承認自己喜歡一個“階級敵人。”因此，當維利每每說起“他對我將來會有用處”時，我們便會友好地嘲笑他的弱點，並覺得他因此而具有人情味了。
是的，我們本來覺得他是沒有人情味的。他擔任的是政委的職務，那是共産黨內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人。然而，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典型的中産階級分子。我這麽說的意思是:他骨子裏是贊成現成的秩序、規範和傳統的。我記得傑米就曾嘲笑過他，說他如果星期三成功地領導了一場革命，到了星期四就會任命一位前朝舊臣做他的部長。對此維利的解釋是，他是個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
黑色筆記(10)
他對那些感情脆弱、命運不濟、或者未能適應環境的人毫無同情心。他蔑視那些生活中受個人情感困擾的人。這並不是說他不會花上一整個晚上好言相勸某個陷入困境的人，而是說他的勸告往往會使對方覺得自己犯不著那樣怨天尤人。
維利受過最傳統、最中産階級化的教育。他是在二十年代的後期和三十年代的柏林長大的，他把當時的社會稱爲頹廢的社會，但他自己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十三歲時，他迎合時代的風尚沾染上同性戀的惡習;十四歲時，受過女仆的誘惑。然後便出入各種聚會，開快車，與餐廳的助興歌手爲伍。他還曾經心血來潮想感化一名妓女，爲此事至今感情上仍是個犬儒主義者。他對希特勒懷有貴族式的蔑視態度，身上的錢包總是鼓鼓的。
他總是衣冠楚楚———即使在這定居地，一星期只掙幾英鎊時也是如此。身上穿的那一套西裝顯得很雅致，是花十先令由一位印度裁縫做的。他的身材適中，體型瘦削，背有點駝。戴一頂鮮亮無比的帽子，陡然掠向腦後的烏黑頭發在帽子的映襯下閃閃發光。高高的前額顯得蒼白，一對極其冷峻的藍眼睛經常隱現在專注地直視前方的鏡片底下。鼻子高高隆起，一副權傾天下的樣子。當別人說話時，他會眨巴著眼睛耐心地聽下去，然後摘下眼鏡，起初會露出那雙一眨一眨顯得缺乏生氣的眼睛，接著突然間眯起來，顯出十分嚴厲的樣子，並以一種足以使人大吃一驚的傲慢口吻發表他的意見。這就是維利•羅德，一個職業革命家。他後來去了東德（那是在他期望在倫敦謀取一個高薪的工作失敗以後的事。請注意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極其坦率的話:“我聽說那邊的人日子過得很舒服，有車子又有司機。”），成了一位很有權力的政府官員。我相信他是個極其能幹的官員。我相信他在可能的情況下是很講人道的。但我忘不了在馬雪比時的他，忘不了在馬雪比時我們所做過的一切。在我看來，我們作爲政治活動分子所度過的日日夜夜，遠沒有比馬雪比那段經曆更說明問題，盡管我們當時政治上只是向壁虛構，根本談不上有什麽切實的責任。
來自兵營的那三個人盡管在牛津時是朋友，但到了這裏除了穿一式的制服外，其他一概不相協調。他們自己也承認，戰爭一旦結束，他們的友誼也就結束了。有時候，他們甚至以一種輕浮、生硬、自我解嘲的口吻承認他們相互間缺乏真誠的好感。那種說話的口吻也是我們大家在那特定的曆史時期所經常采用的。但這個“大家”並不包括維利，他對這種作風的遷就可算是他對自由的默認。這也是他的無政府主義的一種表現。在牛津時，這三個人就是同性戀者。當我寫下這個詞並看著它時，我能意識到它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威力。但當我回想起他們三人，想起他們的爲人，他們的性格時，這種震驚或不安也就不複存在了。不錯，對于“同性戀”這個詞，我不得不克服對它的厭惡和不安。這真太奇怪了。我把這個詞的含義限制在已經說過的那一層意思上。僅僅過了十八個月，他們就拿“我們同性戀那陣子”來開玩笑，並爲自己做了所謂的時髦事而感震驚。他們曾經是一個二十來人的松散的團體的成員，或多或少有點左傾，有點愛好文學，相互間都有這樣那樣同性戀的交往。這就使這班人顯得很惹眼。那都是戰爭初期的事了，當時他們正等待應召入伍。回顧這段曆史顯然可以看出:他們是在有意擺出一種不負責任的樣子作爲對社會的反抗，而性就是這種反抗的一部分。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